[摘 要] 中国与日本同属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迫于外力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启动现代化进程。晚清政府“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仿行宪政、固守君权的政治主张;“维护名教”下文化转型期的彷徨,阻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而日本明治政府以“和魂洋才”启动现代化;脱亚入欧、实行君主立宪;借鉴西学、摆脱儒学不良作用的束缚,成功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晚清政府影响的防御性、保守性与明治政府影响的主动性、开拓性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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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比较;政府影响
一、现代化进程与政府影响
现代化的主体是民族国家,所以国家或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举足轻重。恩格斯对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国家权力关于经济发展的反影响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
后发外源型国家的现代化一般起步于民族独立统一的解放运动,封建色彩浓厚,缺乏自发力量,政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现代化的进程。因而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后发国家只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居于边缘地位。
由于后发国家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其现代化进程面临着一系列的两难窘境,如现代化进程浓缩与循序的两难抉择;政治参与和社会稳定的两难抉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两难抉择;民族化与世界化等两难窘境。
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存在着一些“后发优势”,(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即可以在许多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或者可以跨越、合并某些过程,但这些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现实,转化的关键在于一个奉行发展主义的政府充分发挥积极强大的影响。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才使得后发国家的政府影响显得愈加重要和发挥得更为困难。
二、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启动之比较
日本与中国一样同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是在欧美各国的外来压力下,由君主制政权自上而下地启动的现代化进程。两国政权都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两国都在不平等条约下,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最具有可比性。
(一)经济现代化启动:“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专制政府的重本抑末政策,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构成了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的三重障碍。摩尔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窒息中国工业发展这一点。但是,如果没有旧的国内势力对工业发展的扼杀,那么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压制,这一切也不可能发生。”[2]
政府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遏着前现代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才被迫启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其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口号是“求强”、“求富”。也就是力图在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和社会制度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由于清政府的行政控制,不能形成独立发展的机制,公司管理上,官场体统有悖于现代化机器大生产,作用了工业化的进程。
戊戌变法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力呼吁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经济。以光绪帝为首的政府改革派颁布了大量推行新政的诏书。但这些方案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政府保守派镇压下没能付诸实践。
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中国又一次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在困境中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奖励发展工商业的方法。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商律,如《企业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部章程》等一系列商法,与此同时,在政府的影响下,重商、重利、务实的现代思想观念逐渐代替了“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等传统价值观念。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高峰,1904年至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在1895年-1898年的民族工商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1910年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3]
清政府虽然提倡实业,但是传统统治与新式经济不同质,清末新政虽然在政治上进行了巨大改革,但本质上是一元的,即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它必然要维持它的既得利益,当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新的阶级和阶层并要求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和利益时,清政府便遇到了又一个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窘境:不实行经济现代化,国家无以富强,统治难以继续;实行经济现代化,扶持新生产力,自身的旧机制无法承受,结局只能是举步维艰,被现代化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
日本的工业化是以明治维新为起点,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许多共同点。同以兴办军事工业为开端,同以抵御外侮为最初动机,同以移植西方的资本主义方式为主要途径,同以内外结合、新旧结合为基本指导思想。中国是“中体西用”,日本是“和魂洋才”。然而始于明治维新的日本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化过程又有着许多明显的区别:反应态度不同,中国具有较大的被动性,日本则具有较大的主动性;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程度不同,中国仅限于产业和技术,而日本则全面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领导集体不同,日本由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革家掌握国家政权,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总是保守派居于领导地位。日本通过国家政府的影响,通过各种政策大力扶持资本主义的成长,促进产业化进程,殖产兴业政策就是明治政府制定的重大经济政策。与日本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促进工业化的方式不同,中国政府投资和控制产业并不是在立法的基础上,在整个工业化的发动期,清政府并没有制定任何产业发展政策,亦未建立专门的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机构。同时也缺乏动员社会资源,激励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与日本相比,清政府对工业化的激励和扶持影响显得极为微弱。
中日两国的鲜明对比,可以看出政府影响对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性。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认为:“事实上,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过程的知识和政治方面,依赖于知识的增长和领导动员资源的能力。”[4]
总而言之,晚清政府虽然是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的发起者、组织者,但与日本明治政府相比,其反应态度、思想观念、现代化能力及实际影响都没有达到历史允许的可能高度。
(二)政治现代化启动
(1)日本:脱亚入欧,实行君主立宪
日本与中国有类似的政治传统与历史际遇。两国政权都是封建君主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统治体制的权力;两国都处在欧美列强不平条约之下,属于半殖民地状态;明治之前的德川幕府也是保守的封建专制政权。1853年,由于美国海军入侵,日本被迫开国,随后英、法、俄、荷兰也相继入侵,日本政府对此反应强烈。1868年,“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起明治政府。明治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表明了政府改革的决心。颁布《政体书》,改革官制,实行太政官制度,这是将封建国家改造为资本主义国家而实行的重要变革,改革后的官制体现了三权分立准则,颇像资产阶级内阁。日本19世纪50-60年代,幕府和名藩的改革,重点也是器物层面。而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以明治天皇为首、维新派中下级武士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就开始全面改革,这些了解世界大势、勇于进取的改革派宣布明治政府纲领,包括“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旧来之习”、“求知识于世界”等内容的五条誓文。[5]以后又实行了废藩置县,消除诸藩割据,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接着逐渐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瓦解了封建武士阶级,实行地税改革,扫除了封建主义的传统地制与税制,大大改善了政府财政收入,奠定了各项改革的物质基础。1878年以后,更是朝着“脱亚入欧”的长远目标迈进。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意味着君主立宪资本主义的确立,基本上实现了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1911年,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也全面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著名现代化专家艾森斯塔特认为,“统治精英和官僚的主要政策,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最重要的影响。”[6]
(2)中国:仿行宪政,仍然固守君权
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主要是传统体制内的变革。自秦朝建立起统一的中华帝国,中国一直推行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鸦片战争后,这种政治体系的运转已是江河日下,政治衰朽使中国官僚机构的理性荡然无存,晚清政府在危机面前却只是对政治体制修修补补,终究迈不出制度变革的现代化步伐。
洋务运动中,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的设立,符合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职权分化的要求,使中央政府的外交职能专门化,是行政机构朝着现代化方向改革的尝试。然而这只是浅层次的边缘性变革,正是主要因为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的保守性政治变革,才导致了经济现代化的局限和迟滞。
中日甲午战争败于东邻岛国,清政府的政治统治出现了权威性危机,也引发了民众的政治认同危机,并促使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维新变法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与自下而上的士人共同推进的,其改革方案是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这是一次制度创新的大胆尝试,是由君权理念极有限度地向君民共主理念开放的转折点。百日维新期间,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仅仅突破了君权专制的一个缺口,即在言论上允许人们议政,并没有制度和律令的保证。这种有限变革距离体制化的君民共治还相当遥远。
1901-1911年的清末新政是清政府第一次认真考虑变法图强,指导方针是仿行日本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新政期间,设立了第一个具有议院性质的机构――中央资政院与地方咨议局。此外,还制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它是日本明治宪法的仿制,宪法大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人民的合法权利与政治地位,1911年,在立宪派的强烈要求下出台的《宪法十九信条》被淹没于革命的急风暴雨中。
纵观清政府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创建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从清政府政治改革的目的看,在于维护既有的权力和统治秩序,不愿意建立一个包括各阶层在内的强大政府,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并最终走向崩溃。
对比中日两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启动过程,可以看出两国政府影响的不同及其所带来的不同作用。
(三)文化现代化启动
(1)中国:皇权支持下的儒教官学制度阻碍着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个中原因除了它的许多内容符合人类求真、崇善、爱美的天赋本性,隶属于普遍的人性,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外,政府的强力培植影响甚大。清政府对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反应迟缓,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这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动摇了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但是在清末书院的课程中,传统儒学仍占统治地位,传授西学甚至是被清政府禁止的,这种状况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才发生改变,民族危机也使维新派主张文化思想变革,提倡西学、维新思潮推动了西学骤然兴盛,清政府最终才确定了西式教学的大政方针,从而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化, 1905年废除科举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变的关键一步,使传统儒学终于去了正统主导地位,西学、新学则具有了官方保护的正当合法性。
(2)日本:大力借鉴西学,限制儒学于日常道德范围,促进文化快速转型
同是奉行儒学为正统的日本,在启动现代化之后,对文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日本政府对传统儒学和神权思想加以改良,将儒学限制于一定的领域内,积极引进西学西技。儒学的有效范围逐渐缩小,到幕末时期,已被基本限制在日常道德的范围之内,即新旧价值观正在进行逐渐的替换。而同时期的中国对儒学的有效性却没有任何怀疑,萌芽于魏源的新价值观并没有被政府发展到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新旧价值观在维护还是否定名教的形式下进行着冲突,而此后的中国,“维护名教”常常成为现代化的障碍。日本19世纪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首先突破了儒教世界观的束缚,而在中国,儒家伦理的沉重历史包袱使中国政府改革的态度与速度迥然不同于日本,并相形见绌。
三、结语
从以上对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启动过程的略论,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当朝政府影响的轨迹。两国政府影响在反应态度、指导思想、应对方法方面差距很大,因而导致了悬殊的作用与结果。晚清政府影响的防御性、保守性,与明治政府影响的开拓性、积极性形成鲜明对比。
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启动推进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但缺乏自觉性、主动性,并没有全力以赴,也没有充分发挥其潜能,政府影响的程度和范围有限。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清政府保守派打断了现代化进程,成为现代化的障碍。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确立了现代化方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化,帝国主义的广泛渗透,清政府的改革已是为时过晚,力不从心,加上由于固守君权,终致穷途末路。作为一个处于逐渐衰败状态的封建专制政权,软弱的清朝中央政府不仅难以承担起有效推进的现代化的新型任务,而且常常与现代化过程发生尖锐冲突。
而反观日本,在明治政府的领导集体中,改革派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具有积极的反应态度,世界性的视野,全力以赴,大刀阔斧,建立了相关专门负责机构,制定了鼓励与扶持政策,完善了一套激励与奖惩机制,大大推进了改革的速度与力度。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由于缺乏现代性的内部积累,因此需要政府具备应对现代性挑战的能力,充分担当起现代化的倡导者、组织者、执行者的角色,发挥其社会动员影响、凝聚影响、控制影响、调节影响和推进影响。政府尤其应当意识到其角色的定位,把现代化作为政府的核心目标,争取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以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环境,继而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整合有限的现代化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及时快速地启动现代化。需要政府,充分担负起历史重任,大力促进现代化进程。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83.
[2]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39.
[3]戴玉琴.清末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J].南京社会科学.1996(6).
[4]西里尔•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7.
[5]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北京:高等教学出版社,1986.337.
[6]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学院出版社1988.92.■
[作者简介]刘云凤(1970-)女,扬州学院在读博士,徐州师范学院法政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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