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日本“3•11”地震发生后，有学者将此次大地震对日本所造成冲击之大，与日本二战战败相提并论，将其看作日本战后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认为日本将“迎来‘灾后’时代”。国际学界热议“灾后”日本走向。本刊特约请中国社会科大学日本所探讨员、中国中日国际联系史学会副会长冯昭奎与日本旅华知名媒体评论人加藤嘉一围绕上述问题对谈，从中日学者的观点碰撞中探寻日本正经历的这一历史转变，以飨读者。 冯昭奎：获得了“被解放感”的广大日本人民紧紧抓住了战后日本的“发展机遇期”。 加藤嘉一：重视教育是战后日本能抓住发展机遇的大前提。没有教育，就没有发展。日本战后对教育的重视，除了对专业知识、技术人才的培养之外，还通过高度管理化机制化的教育体制培养出了日本整体民族的团队、勤奋、敬业的精神，在快速成长的发展态势下，这些精神不断输入到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教育中去。但后来的政府对教育实施的“宽松政策”给日本孩子们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了冲击。现在回过头看，当年的“宽松政策”是不成功的，在我看来，原因是对过去成功的盲目迷信和缺乏战略思考。就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教育应随着经济发展与时俱进，因为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人才需求，教育应是实事求是的调整、更新和创新的过程。 冯昭奎：1960年池田勇人首相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直至2017年，日本保住“世界老二”地位长达31年。与此同时，在“公司本位”的社会体系中，公司内税后收入差距从战前的大约100倍缩小到1973年的19倍、1980年的8倍，整个日本社会实现了所谓“一亿人皆中流”，所以应强调的是，战后日本是以一个相对平等的国家姿态和不断提高的国民素质而成为世界“老二”的，这一点很值得当今的中国借鉴。 “灾后”日本的解放与机遇 冯昭奎：日本学者提出“大地震发生后人们并未感到‘被解放’和充满希望”。那么，如今有什么东西能给“灾后”日本人带来“被解放的感觉”呢？我想这首先应是有学者提出的政治结构改革，因为“选举制度和政治家素质制约了日本的发展”，“无论是自民党政权还是民主党政权，均是以维持政权为最高政治目标，而对国家发展道路缺乏长远的战略和设计”，“日本政治家的素质不能满足治理国家的需要。” 加藤嘉一：当今日本政治结构还导致了日本的首相和内阁如同走马灯似地频繁更迭，从1989年9月到2017年9月，21年间日本首相换了14人，相当于同时期美国各届总统人数（4人）的3.5倍。令人感叹的是，即使应对这次“国难”的迫切需要，也未能使日本的主要政党、执政党内的不同派系做到“团结抗灾”，至多是出现了短暂的“政治休战”。有探讨表明，政治不稳定会导致人均GDP增长率下降；一年期间政权每更换一次，其负面作用会使增长率减少1.5―2.5％，因此我认为当今日本最大的“复兴对策”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本身，在于已成为阻碍日本发展的政治制度，如何通过改革日本政治体制，提高日本政治的素质和涵养（政治家能够干大事正事而不是一味争权夺利、谋蝇头小利）、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才是当今日本最大的“复兴对策”。 冯昭奎：在经济领域，能给“灾后”日本带来“被解放感”的同样是改革和开放，而且开放比改革更重要。现在日本要延续对国内产业的保护，阻止产业流向国外，肯定很难做到，因为根本问题就是占日本全国电力约三分之一的核电陷入危机并造成核污染，这就很难让公司不躲到国外去。“从经济结构看，财政赤字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制约日本今后发展的主要障碍。” 如果不改革开放，当今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几乎无法得到解决。 加藤嘉一：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的发展来说都是基础性、长期性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民族和国家的兴衰有着决定性、根本性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在进行中长期经济预测和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少子高龄化是导致当今日本经济低迷的最根本原因。此外，面对灾后重建，税制改革迫在眉睫，尤其是如何提高消费税和降低公司所得税是决定日本未来财政状况的根本课题。 冯昭奎：我感到政府债务、少子老龄化加上这次核危机，构成了压在日本经济上的“三座大山”，如何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日本人心理上的极大关切。特别是随着人口减少，日本经济整体将可能趋向萎缩，似乎只有大量接受外国移民才有可能防止日本的“缩水”，可是人们又担心大量接受外国移民会作用日本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同质性”，至今仍犹豫徘徊。 加藤嘉一：没错，在处理移民问题上日本人的思想始终没被解放。少子老龄化显然是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对策只有两个：其一是政府采取各种奖励政策来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其二是有条件地逐渐开放本国劳动市场，不断吸收符合日本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而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人才市场。我想第一个对策不太现实，这个不是政府说了算的问题，第二个对策虽然也不是政府说了算，还需要公司、民众等配合与支持，但相对可行一点。问题在于日本对未来国家战略缺乏明确态度和目标的情况下，讨论“如何维持生产力”的技术问题毫无意义，首先需要的是大战略和战略，然后才是战术问题。有中国学者提出的“中等国家”在我看来是比较现实可取的选择。政治、经济、社会、福利、文化，甚至军事，都把目标投放在“中等水平(Middle Power)”的指标，来展开未来的国家建设，这是符合日本未来发展的潜在条件的。只有确定了大战略后，才能清晰地研讨“那么到底需要多少、什么样的劳动力”的战略问题，然后逐步把议程落脚到人才引进等战术问题。 冯昭奎：“中等国家”可能会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做某个大国的从属国，其二是做一个独立的“中等”且“中立”的国家。作为日本探讨者，我期待日本成为后一类“中等国家”，而关于日本来说，要形成“做一个独立的‘中等’且‘中立’的国家”的共识恐怕需要一个长期艰苦的思想解放过程，现在有日本学者甚至称“有可能被美国抛弃是日本的第四大危机”。然而，我认为这次所谓“国难”对日本来说恰恰是“恢复（石桥湛山主张的）小日本主义的绝好机会”。应该说战后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遵循小日本主义”时期，但随着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日语论文题目，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大日本主义”又渐渐开始回潮，这虽然并非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日本确在渐渐偏离战后二十多年遵循的“小日本主义”，其实质就是把发展的着眼点渐渐地从“国民”转向“国家”。如果说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体现了一个着眼于富民的“小日本主义”发展观的话，那么，核电冒进战略则体现了一个着眼于“强国”的“大日本主义”发展观。 有中国学者认为，大地震“将促使人们反思日本战后只重视经济增长的现代国家理念”，在这种理念下“国家成为‘增长机器’，只要可以增强国力，不惜饮鸩止渴。这种现代国家理念是危机的根源。”在日本这种现代国家理念的表现就是“大日本主义”，而“饮鸩止渴”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其核电战略冒进，这显然是一个为了“以国为本”而牺牲“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所以，只有深刻反思现代版的“大日本主义”，形成现代版或者“21世纪版”的“小日本主义”，日本人才有可能在思想上真正获得“被解放感”。 加藤嘉一：关于目前日本人的“解放思想”，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哪些群体属于精英？我还是不得不想到“官僚”们。民主党上台以后搞“政治主导”，大大削弱了官僚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权限甚至引起“官僚怠工”，然而在发生复合型危机的今天，政治家应考虑如何才能让在全日本最为聪明的官僚们发挥应有影响，而不应嫉妒和限制官僚的参与和权限。在政府部门里有多少真正有能力有责任感而且廉洁的官僚，对日本发展来说极为重要，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第二，各界人才的流动性。日本是“纵向”社会，劳动市场相当死板僵硬，各界之间缺乏交流与互动，这一点对解放思想显然不利。只有在不同行业人士之间频繁交流，合理地进行资源分配，才能达到发展的根本目的。 冯昭奎：这次灾难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自然条件之差，而战后日本凭借如此差的自然条件建设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确实是创造了奇迹，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过度超越自然条件提供给本国的发展空间的极限，日本的国情看，日本如此迅速地发展核电事业有些过度。 加藤嘉一：大地震发生后，我在东京街头上随时都能看到“反核游行”。估计日本政府本来提出的2030年之间进一步增设13座核电站的计划只能推倒重来，未来的核开发和建设进程不得不大大减缓。不过，我认为，反核潮是暂时的，不可能永久，通过这次大危机，日本将抱着不断进取和反思的精神，重新向全世界展示全新的核能源开发管理范式。 冯昭奎：随着核电站工作的危险性广为人知，如何确保核电事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保证从事核电事业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质量（在日本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表示不愿意学核电专业），将可能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核电事业的重要课题。 加藤嘉一：日本的电力管理体制很奇怪，若干家大公司是私营公司，却依靠政府力量获取了垄断经营地位。比如东电，尽管资料上说其成立于1951年，但其实他们早在1883年就以“东京电灯”的名义活跃于东日本了。早在战前就实现了对东京等地电力市场的控制，成为控制日本经济的“财阀”之一。二战后，麦克阿瑟将军处理和惩罚了一些参与侵略扩张的大公司。许多“坏”公司都被解散或事实上国有化了，但东电却作为“好”公司没有遭到处理，保持了垄断。就这样，东电一百多年来控制着日本全国三分之一的电力却一直没有出事，这本身就似乎不正常。人们关于电力企业也了解得很少，在跟电力企业打交道的场合，“神秘、陌生、奇怪”是大多数人的印象。 冯昭奎：今后日本的发展除了“解放”之外还要看“机遇”。可以说“战后”日本面对的种种机遇如今已经“风光不再”，那么，“灾后”日本面对着什么机遇呢？ 首先，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灾难本身就是“机遇”，“多难兴邦”。船桥洋一说“世界历史充分证明，危机往往伴随着机遇”，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从历史上看天灾和战争后的复兴是经常发生的现象。 加藤嘉一：船桥担心“日本的不稳定性以及政治领导不力等因素可能再次错失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机会。如果日本背道而驰，日本的未来将走向狭隘。一旦这样的观点占了上风，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几乎将肯定被边缘化。必须避免这一幕的出现”。但他仅仅说了“必须”、而没有说“如何”避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被边缘化。 冯昭奎：我认为导致日本“错失机遇”的主要原因未必是船桥所说的那些，而是在日本盛行一时的民族主义。 加藤嘉一：随着中国的快速增长，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值得警惕，日本国民需要拥有的首先是开放的国际协调主义精神，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相信，中国崛起与全球化浪潮正在考验日本人能否突破民族主义的界限，达到国际协调主义的高度。这一点也与日本复苏和再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东亚合作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公司家以及公民也都要培养开放的国际协调主义，而不要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 冯昭奎：其次，气候变暖背景下，世界上正在兴起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乃至生活革命。“我们已超越了地球的再生能力，然而，这个因素几乎还没有被纳入对经济增长的预测”。 加藤嘉一：未来10年至20年的核电计划最密集的是中国，到2020、2030年中国必将超过日本成为“核电大国”。但这次福岛事故显示了过快追求规模有可能导致安全隐患，假如中国核电站将来出现类似日本核泄漏那样的危机，其后果必然更严重。中国政府已指示全国各个部门赶紧检查已经或即将启动、正在或即将建设的所有核电站的安全性。可以认为这个调节过程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的等发展极其重要！ 如今，中国面临的是“战略调整”时代，从一味追求GDP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讲究公平、绿色、环保、节能等新模式，这对中国是很大的考验。现在，东京电力成了中国的反面教材，其教训之一是：最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由“政府可以撤掉的人”来掌握。 冯昭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克服贫富差距扩大、腐败蔓延等负面现象，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经济转型，走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轨道。 在全球面临环境危机时代，正是日本大中小企业以更加开放的胸怀登上世界舞台大显身手的机会，特别是日本在节能环保、水务相关技术领先于世界，一个开放的、愿意为解决世界环境问题做贡献的日本必将为“越变越热”的世界所需要，为实行科学发展观的中国所需要，在新工业革命和节能环保等方面与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深入合作，可望成为日本自身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机遇。 加藤嘉一：现在，日本公司正在比以前更加认真地考虑如何把其生产、销售、研发、人才培养等基地转移到海外。毫无夸张地说，灾难把日本人的改革事业的时间表推前了10年。希望中国各地各部门的人士能够细心关注日本国整体的战略步伐以及公司最新动态，中国必将成为日本人追求转移的重要基地。不过，有一点值得检讨的是危机后日本国内逐渐升温的“保守主义”。 冯昭奎：历史上“脱亚入欧”曾给日本带来了发展机遇。而今历史大潮发生了变化，“返回亚洲”成了日本发展机遇，当然“返亚”并不意味着“脱欧”“脱美”，日本需要的是全方位开放。然而某种程度的“脱美”也是“返亚”的前提，这就是日本不要把自己绑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战车上，如果日本指望中国如同日本过去那样“犯错误”，同美国进行对抗，以便自己获得从中美相争中坐收渔翁之利的“机遇”，那么可以相信这个“机遇”中国是不会给日本的，因为恰恰是曾经“犯错误”的日本自己、还有同美国大搞冷战和军备竞赛的前苏联，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前车之鉴。 加藤嘉一：灾后的此刻，日美同盟重新进行了定位，加深了同盟的重要性。从东北亚地区的权力格局看，面对中国迅猛的发展势头，美国不希望日本因大危机而“沉没”下去。日美“2＋2会议”公布了“新共同战略目标”，强调“将敦促某些国家不追求及部署可能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军事力量”。这毫无疑问是指中国。日美同盟在东亚地区将长期存在下去，认为日美同盟淡化或日本会“脱美入亚”显然不切实际。稳定的日美同盟之存在对本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中国和平崛起也将带来好处。与此同时，没有中国的国际协调主义的大力配合，日本将不可能走向您所说的“中立”的中等国家而非“从属”的中等国家。 （责任编辑：李瑞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