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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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日语论文，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略论，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我们所表露出来的“选择性健忘症”，丝毫不比日本人逊色。
中国人涉及日本的历史记忆，充满了太多的悲情，但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中日历史的探讨，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影响，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而还原和探索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
我们对日史观中，在于非要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民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包括日本在内的大量海外史料，说明日本人民从来就不是什么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语论文，而是受益者。推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就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不幸战败”而已。
从日本和中国结下梁子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从来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调之徒，情绪化、非理性，充满激情地追求剧场效果。这种速食“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但结果是一方面连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谋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鳊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5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探讨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
(摘自《绝版甲午》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