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之后，中日联系持续走低。12月26日，首相安倍晋三不顾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悍然参拜了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再次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亚洲邻国，也令中日联系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时至今日，中日联系依然没有任何缓和迹象，且正在对中日经贸、社会文化、民间交流、国民感情等诸多领域产生持续性作用。笔者认为，中日联系的近况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变化和国民心态的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尝试从社会学视角对当前的中日联系进行粗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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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呈现出以下三个突出的特征，即少子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与社会思潮的右倾保守化。
一是少子老龄化社会。
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日本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从2017年开始，2017年人口增长率成为负数，迎来了长期的人口减少。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探讨所2017年1月发表的未来人口预测，今后日本人口还将继续减少。据2017年的《国势调查》，日本人口为1.28亿，2030年将降到1.16亿，2048年将会降到9913万人，2060年将会降到8674万人。这样算来，到2060年的50年期间，日本人口将会减少4132万（2017年人口的32.3%）。
众所周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有少子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即指该国家或地区每位女性在育龄期间（国际上一般以15岁至49岁作为女性的育龄期）平均生育子女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标准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为2.1，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应维持在2.1以上，才能维持人口的自然替代，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就被称为少子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并维持在2.13上下，之后便一路下滑。1989年降到1.57，一时间朝野上下为之震动，日本的少子化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进入21世纪，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更是一路走低，令日本政府和国民忧心忡忡。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26的数值一公布，又一次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各大媒体均以显著位置予以刊登。2017年总和生育率稍稍回升至1.41。当前，在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占13.3%，创历史新低。
少子化的原因是晚婚、晚育与不婚，2017年，日本男性初婚年龄平均为30.7岁，女性为29.0岁，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为30.1岁。年轻人晚婚甚至不婚的原因固然有思想观念的变化等要素，但工作不稳定、收入减少等经济原因不容忽视。针对少子化现象，日本政府已出台了多项政策或方法，但收效甚微。
据日本的《国势调查》显示，1970年日本的老龄化率达到7.1%，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1995年达到14.5%，正式进入了老龄社会，2017年老龄化率达到21.5%，进入了超老龄社会。日本人口老龄化率从7%增加到14%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截至当前，全世界仅有日本一个国家进入了超老龄社会。同时，日本也是最先迈入老龄化社会的亚洲国家，是世界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9月15日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满65岁老年人达到了3186万人，占全日本人口的25%，比之前的预测提前了两年。究其原因，是由于出生于1947-1949年“第一次婴儿潮”的“团块世代”陆续进入退休年龄。
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危机正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严重阻碍。例如，劳动力供给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或制约经济的增长，少子老龄化对年轻人的就业、公司创新、社会消费以及包括养老金、医疗、福利等社会保障产生负面作用，导致日本发展后劲欠缺。
二是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二战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在新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壮大，国民收入持续增加，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城市居民职业稳定，生活安定，国民满足感大大增强，有“一亿总中流”之说。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语论文题目，日本的基尼系数出现较大幅度提高。有国际组织的报告指出，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已位居该组织成员国最高水平的行列。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非正规雇用的年轻群体增大，老年人的贫困问题、社会阶层固定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等成为日本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日本有两个群体收入差距较为突出：一个是年轻人群体。根据2017年的调查显示，30岁以下人群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失业以及非正规雇用的增加。在1990年至2017年间，非正式员工的数量从不到劳动力总数的五分之一增加到接近三分之一，这直接带来了年轻人收入的不均。另一个是老年人群体。一些人退休后仅靠退休金生活，而另一些高级经理人由于退休前的最后几年收入大幅增加，养老金也较多，老年人的收入差距较为突出。
三是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保守化。当今，右倾保守化已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主要表现为新保守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甚嚣尘上。他们主张“普通国家论”，歪曲和美化日本侵略的历史，不断强化日美同盟，企图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改变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路线。右倾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垄断主流话语权，日语毕业论文，特别是石原慎太郎、桥本彻等右翼政客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上屡屡发言，挑战国际社会良知，并得到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的支持。右倾保守化思潮正对日本普通民众的思想倾向发挥重要作用。
二战结束后至今，日本民间一直存在着一股致力于中日友好、维护和平宪法、反对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和平主义团体，开展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反对核武器、核实验、核竞赛，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美军驻扎冲绳及其他军事基地，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右翼教科书，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等活动，但时至今日，主张“护宪”、“反战”、“反核”与“日中友好”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已经式微，其对抗和掣肘日益强大的右倾保守化潮流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劳动组合（工会）、日教组（教师工会）等群众组织力量日趋薄弱。日中友好协会等对华友好团体普遍面临会员人数减少、年龄偏大、资金短缺等困境，在日本社会作用力日渐减弱。2017年，为了阻止修改包含第九条在内的日本国宪法，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等九位知名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成立了“九条会”，一度在日本国内产生较大作用。在其作用下，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九条会”，如“冈山九条会”、“大阪九条会”、“科学家九条会”、“女性九条会”、“日中友好九条会”、“诗人九条会”、“影视界九条会”等。2017年，全日本不同地域、行业的“九条会”已达到6000家。而近年来，随着民族保守势力的增强以及“九条会”核心成员的相继离世（已经去世了4位），“九条会”的作用力也在逐渐下降。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民心态的变化
20世纪 80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于长期不景气，至今仍未走出低谷，因此有“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之说。经济不景气导致公司裁员、“终身雇佣制”面临崩溃，国民收入减少，消费低迷。再加上日本政治长期动荡，首相更替频繁，日本国民对政治家不再相信，选民中无党派层占到一半。少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贫富差距拉大，也强化了日本社会的衰落感。国民心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国民意识总体保守化趋势。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三次事件对日本国民心理造成较大冲击。1995年的阪神大震和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使得日本的安全神话破灭。2017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海啸与次生核电危机造成的多重灾难，使日本一度面临二战后最为严峻的挑战。至今，核污水处理仍然是日本朝野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国民满足感日益下降，对日本未来丧失信心。
另一方面，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日本曾经的优越感逐渐丧失。2017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两国实力发生根本性逆转，对日本朝野冲击较大。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不服气、羡慕、嫉妒等复杂情绪，且对日本自身发展充满了焦虑。面对日本民众的种种压力和不安，日本政客无力解决，企图通过将中国树立为假想敌，将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归于来自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带来的威胁，以迎合日本国民希望重振日本往日“辉煌”的愿望。因此，“中国威胁论”的书籍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多为负面消息，渲染中国的反日情绪，几乎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更加剧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不满。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周边环境和日本国内环境相继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也在迅速下降。据2017年11月23日内阁府的《外交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比例已上升至80.7%，成为1978年该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数值。2017年8月7日，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九次“中日联系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9.6%，大大低于前一年的15.6%，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民众对中国亲近感下降，固然有钓鱼岛、历史问题的作用，其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国民心态的变化也深深作用到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感情。
当今日本社会充斥着一种焦虑、不知道何去何从的“茫然不安”。“茫然不安”是20世纪初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在遗书中所说的：自己的死就是因为陷入“茫然不安”之中。东京学院教授小森阳一借用“茫然不安”一词来描述当今日本社会的国民心态，是有其道理的。
三、对中日联系的几点思考
通过以上对日本社会和国民心态的略论，笔者对今后中日联系的发展有以下几点不甚成熟的思考。
一是加强民间交流，提升日本对华友好人士和团体的作用力。
众所周知，日本民间主张中日友好的团体非常多，最著名的是被称为“日中七团体”的“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协会”和“日中友好会馆”。此外，在日本的经济、科学、文化、医学、艺术、教育、体育等领域还活跃着众多致力于中日友好和中日交流的民间团体，如日中往来恳话会、日本周恩来纪念会、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北京放送收听会、日本亚洲交流协会、中国留学生友之会、日本中国留学生探讨生支援协会、日中医学协会、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等。日本对华友好团体不仅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力量，还对中日两国联系健康稳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成立于五六十年代的对华友好团体出现会员年龄老化、经费紧张、专职人员较少等问题，甚至有的面临合并、更名或解散的命运。另外，随着中日联系恶化以及两国国民感情的趋冷，日本左翼知识群体以及民间和平友好团体作用力逐渐减弱。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应加强与这些友好团体的交流，特别要重视与大江健三郎、小森阳一等著名文化人士、知名学者的交流。
针对日本国内否定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在历史和教育领域也有不少与之相对的民间组织，如日本ABC企划委员会、“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七三一细菌战审判运动委员会”、“南京证言会”、“南京事件调查探讨会”、“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网络”等团体。这些团体长年调查、收集有关战争的史料，召开演讲会，开办展览，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一些团体的成员还深入日军侵略过的地区采访战争受害者、幸存者，亲手调查、搜集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证据，为捍卫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而与右翼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即便在中日联系恶化的今天，我们也应将日本右翼势力与一批爱好和平、希望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民众区分开，在媒体上宣传这些民间团体和民间友好人士的事迹，加强和这些民间团体的关系，还要与他们联手开展活动。
另外，当前在日本的近五十万华侨、华人中，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仅教授、副教授就有近六百人，他们了解日本，与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在中日联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应发挥他们作为中日两国桥梁的影响，积极搭建平台，开展学术交流，使他们发挥促进中日相互了解、消除误解、沟通两国民众感情的正能量。
二是在环保、护理、食品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
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方面，战后日本有着深刻的教训，也曾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再恢复”的道路。随着日本国民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全日本范围内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日本政府加大环保力度，制定了《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和《公害对策基本法》（1967年）、《环境基本法》（1993年）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学法规。环境保护实现了社会化、全民化、生活化、日常化。当今，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严峻，环境污染导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正不断上升。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环境问题高度重视，提出了环境领域的改革举措。因此，学习日本成熟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督体制，加强与日本环保部门的合作和交流，关于我国的环境改善和治理非常有必要。 另外，日本早于中国30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日本也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学习。随着需要看护的日本老年人持续增加，医疗机构看护人员的缺口正不断地拉大。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17年日本大约有149.5万名看护工作人员，但全日本医疗机构对看护类人才的需求大约为154万人，即存在着约4.5万人的缺口。日本政府通过“经济伙伴联系协定”框架，正在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两国招募看护类人才，还打算开拓其他的官方渠道。日本的一些非营利机构从2017年开始与中国各地的学院建立合作联系，吸引中国的看护类人才赴日从事护士工作。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护士开始活跃在日本的医疗机构中，并且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中日在护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很大空间。
此外，日本在食品安全、文化产业振兴、城市化发展、市民社会构建等领域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应避免中日联系恶化对这些领域的交流产生作用。
三是对歪曲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予以重力反击。
历史问题一直是中日联系上的障碍，日本政要每次参拜靖国神社，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侵略行径的发言，都严重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感情，作用了中日联系的正常发展。在日本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不仅仅犯下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活体实验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还在中国制造了重庆大轰炸、平顶山惨案、厂窖大屠杀等血案。日军还在中国进行了细菌战，对中国普通民众使用化学武器，令中国民众饱尝战争的苦难。至今仍有当年细菌战受害者在遭受着病痛折磨，不少人谢世之前都未能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与赔偿。
针对日本歪曲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应从人权的高度、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高度进行反击。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早有定论。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是战争罪与反人类罪，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民众生命权的肆意践踏是对人权的侵害。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正义的审判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要不断挖掘一些新的史料，揭露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众多不太为人所知的惨案和杀戮。1943年5月在湖南省南县厂窖镇，日军三天共杀害我国同胞3万多人，平均每天杀1万多人，为二战时法西斯一天杀人数量之最。中国还有不少像“厂窖大屠杀”这样的日军暴行缺少挖掘和探讨。应在全国各地一些重要惨案的纪念日进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并广为报道。还要对惨案幸存者进行口述史采访，并及时公布证言，反击日本右翼政客和学者美化和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行径。
四是在核泄漏问题上适时敲打日本。
2017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导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但其后遗症不断，2017年又多次爆出核污水泄漏事故。日本政府在进行解释与信息公开方面表现迟缓，处理乏力，引起了日本民众的抗议，韩国民众也举行了反对进口日本水产品的游行。核废水泄漏污染海洋，对鱼类等生物链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在申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向全世界承诺：核泄漏无作用，东京将是最安全的城市。我们应密切关注日本为消除核泄漏作用所制定的政策及其实施。针对日本政府和公司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应站在人类生存权、环境保护的立场对日本予以批评。
五是利用东京奥运会树立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
2020年奥运会的举办地确定为东京，这一消息令日本国民振奋不已，东京多地出现高调庆祝场面。1964年日本曾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树立了日本在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地位。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将会对转变日本国民心态、提升其自信心起到一定影响。同时，东京奥运会也会提振日本经济，为中日之间相互合作创造各种机会。
由于东京所处的地理优势，奥运会期间，赴日中国游客和观赛人数将会大批增长。中国游客和观众的一言一行将会直接作用到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我们要不断提升中国民众素质，在奥运会之前，通过媒体使中国民众多方面了解日本，客观看待日本。要了解日本既存在着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右翼势力，也存在着捍卫和平与民主的力量。日本在社会治理、环境保护、老龄化对策等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在赴日观赛期间，中国民众身上体现的文明、友好、真诚、谦虚、宽容、大度等国民形象，将有助于扭转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看法。
（胡澎，中国社会科大学日本探讨所探讨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