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风险问题。公司迅速扩大生产的风险首先来源公司间的过度竞争。在技术模仿时期，日本公司面临下降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随着产量增加单位成本会下降，生产会变得更有效率。这会使公司竞相增加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虽然这对单个公司有利，但是从整体的角度看容易引起投资过度和市场混乱。日本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是政府指导公司进行投资，规定每一家大公司大致按照它当时市场份额的一定比例提高它的生产能力。其次，公司迅速扩大生产的风险存在于当需求萎缩或者需求增长速度跟不上生产能力增长速度时的损失。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是“敦促”公司组成卡特尔，而公司也乐于接受，其结果是，在钢铁、化工、医药和其他许多行业，法学上和事实上的卡特尔普遍存在。 3．效率问题。上述略论说明为了与国外公司竞争，并降低需求不足时公司生产能力扩张的风险，日本的产业普遍存在着垄断现象和卡特尔化，再加上政府的保护方法，很容易造成公司竞争活力丧失，效率低下。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政府将出口量作为评定公司绩效的主要标准，并将出口业绩与公司可以获得的外汇分配量挂钩。 以上略论表明，在战后初期的技术模仿阶段，充分发挥技术模仿的后发优势这一要求催生了日本的具有浓厚赶超色彩的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也很好地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为公司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和市场，较有效地解决了生产迅速扩大的风险问题和效率问题，最终成就了从战争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快速增长的日本经济神话。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同其他国家比较增长最大，195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0亿美元，到了1979年达到10085亿美元，增长了91.7倍。同时1950年到1979年，美国由26亿美元增至2368亿，英国从415亿增至3996亿，分别增长8.28和9.62倍。 三、技术创新阶段：原有模式与后发劣势 伴随快速经济增长而来的不仅仅是日本经济地位的变化，还有技术模仿这一后发优势的逐渐丧失。正如日本学者南亮进所言：“把技术引进放在优于技术开发的位置上，在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技术差距时，这一战略是合适的。但是当技术差距消失，日本在某些领域处于优势时，这一战略是不合适的。世界期待日本在创造性的技术开发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部分分担迄今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承担的角色。”“可以说，格雪克隆(Gerschenkron)的相对后进性和技术引进假说，基本我国符合国情……战后在我国技术进步方面，技术的引进是绝对重要的，但随着与欧美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自主开发的重要性日益增大。”随着与美欧的技术差距愈来愈小，要让经济继续快速增长，日本必须将技术进步从模仿和引进转到自主创新上来，这不仅需要日本政府加大研发投资，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适应技术创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虽然新的经济形势对原有模式具有内在的排斥性，但是由于原有模式本身惯性的存在，从原有模式向更适合发展的新模式的转变不能顺利完成，这会制约经济发展，成为“后发劣势”。虽然加大了技术研发投入，但是适合自主创新的经济社会体制并没有相应建立，日本的自主研发并未立即收到很大效果。技术进步源泉的缺失，再加上国际压力使日本的经济增长逐渐放慢以至于停滞，“失去的十年”是其集中表现。 (一)新的经济情况对原有模式的内在排斥性 诺斯(1999)在强调制度安排对经济效益的作用时，也认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制度的重新安排，“资本存量的改变引起制度多方面的变革”，“知识存量的积累，给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革带来一种进化的秩序”。如果将技术也看作是一种与劳动力和资金并列的生产要素，随着这一要素对公司业绩的作用逐渐变大，它会变得相对稀缺，拥有这种要素的部门或员工会越来越重要，技术研发部门和技术人员会在公司的决策体系中地位上升，奖励和提升制度也会越来越重视技术因素。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还体现在资金和外汇相对重要性的下降上。发展壮大的公司现在可以为自己提供资金和外汇了，这使政府利用信贷分配、外汇分配等手段对公司的控制力减弱，原有模式中政府对公司的有效干预和协调的基础也不复存在。 在国内，来自民众和国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追赶时期，快速增长带来的“滴漏式”的收益缓解了人们对垄断和腐败的不满，增长优先是整个民族的共识。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放慢，部分人的获利越来越依靠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这使增长优先共识明显消失，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原有的发展模式是否就是最合适的。日本《朝日新闻》曾对3000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其中对政府表示不信任的人竟占受访者的51％，这表明已经出现了民众对原有发展模式的“认知危机”。 在国际上，随着对市场的争夺日益激烈，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外国政府开始指责日本对本国市场的保护，批评金融体系的不透明以及促进出口的各种方法。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可以维持了。 (二)原有模式的内在惯性 在成功追赶之后，曾经最适合发挥后发优势的发展模式现在则显得过时了，新的经济情况内在的排斥着原有模式，新的发展模式呼之欲出。然而，原有模式本身的惯性，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阻碍了发展模式的顺利过渡。首先，新的公司决策体系、奖励制度和提升制度不可避免地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实行起来会有许多困难。其次，在快速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包括大公司、银行和相关的政府部门。公司和银行继续向政府寻求保护和帮助，而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希望保持对公司的作用以维持本部门的权力。再次，当增长突然停滞时，已经习惯于快速增长的民众会给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方法加快经济增长，同时政府又受以往经验的作用，往往也倾向于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希望经济能重新快速增长，结果却使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虽然经过数次重建或改革，至今未能有效解决。 (三)原有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 如果说在技术模仿阶段最合适的雇用体制是具有稳定性的体制，那么在技术自主创新阶段则需要具有灵活性的体制。只有劳动者自由流动，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技术才能不断进步。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将职工紧紧束缚于某个公司，职务的提升和工资的增加主要是根据工作的“年功”而不是贡献，这对那些具有较高“年功”的员工产生逆向激励影响，日语论文题目，同时“年功”较低的员工也会因为贡献得不到应有的奖励而积极性降低。日本产业结构中存在的垄断现象也不利于公司进行技术研发活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专业性生产和柔性生产变得十分重要，与中小企业相比，以规模经济为存在原理的日本大型公司对新经济形势的适应性较弱，竞争力也不断下降。 在技术模仿阶段，较快的技术进步有效遏制了边际报酬的下降，即使从银行借入了大量资金，公司仍可以获得足够的利润偿还贷款。一旦技术进步来源枯竭，资金利用效率就会下降。当资金报酬率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时，就会导致公司还贷困难，银行坏账激增，这为以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四、小 结 本文通过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试图说明以下问题：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是客观存在的，利用这种后发优势需要设计一整套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体系。随着后发优势和快速增长的逐渐丧失，新的经济情况会内在地排斥原有模式，然而由于惯性的存在，从原有发展模式到新的发展模式的过渡往往难以顺利实现，原有模式会制约经济发展，成为后发劣势。正如哈耶克所言：“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己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境势，以至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 因此，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联系正如硬币的正反面是相互关系的，后发劣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于后发优势的。虽然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减少后发劣势带来的不利作用。首先是应该认识到技术引进和技术研发不单单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其次，在安排制度和制定政策时应尽可能使其富有弹性；再次，合理协调各方面利益联系，降低制度转化的阻力。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日本经济的失败与它的成功一样意义深远。日本今天发生的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种警示。”一方面，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审视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战略与经济绩效间的长期联系；另一方面，我国和发展初期的日本在文化传统、公司管理方式、金融体系、政企联系和对外经济联系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我们正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扩大内需和倡导自主创新等发展的关键阶段，日本当年遇到的贸易摩擦、货币升值、银行帐、技术研发和公司融资方式转变等问题也正是我们现在或者将要面临的，认真总结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很有意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