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为探讨对象，应用建构主义理论和对外政策略论的认知视角、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史学探讨措施、宏观论述与个案略论交叉的方式，全景式地展现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轨迹。
本文结合日本政界人士对华认知的基本特征，将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变迁划分为冷战(1972-1992年)和后冷战(1993-2017年)两个时期，进而又将其细化为四个阶段，即：1972-1978年，日本政界经过激烈争论和博弈，作出了“择中弃台”的决断，在两国联系恢复期，初步完成了由“敌人”角色向“朋友”角色的转变；1979-1992年，日本政界... 引言：
本文以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为探讨对象，应用建构主义理论和对外政策略论的认知视角、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史学探讨措施、宏观论述与个案略论交叉的方式，全景式地展现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轨迹。
本文结合日本政界人士对华认知的基本特征，将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变迁划分为冷战(1972-1992年)和后冷战(1993-2017年)两个时期，进而又将其细化为四个阶段，即：1972-1978年，日本政界经过激烈争论和博弈，作出了“择中弃台”的决断，在两国联系恢复期，初步完成了由“敌人”角色向“朋友”角色的转变；1979-1992年，日本政界基于安全上防范苏联、经济上拓展中国市场、情感上弥补战争负债等因素，奉行对华“建设性接触”理念，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经济建设采取了积极合作态度；1993-2017年，随着冷战结束，日本政界的中国观分歧扩大，积极的对华认知与“战略性防范”观念交错，“中国威胁论”等对华防范意识潜滋暗长，政界人士对华身份的认定向“竞争对手”方向演进；2017年后的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政界既视中国为发展“机遇”，又将中国看作“挑战”，其对华认知表现出空前的矛盾性。其后，中日联系大有改善，但还不能说日本政界的对华认知有了根本性改变。总体而言，日本政界的对华认知中重视合作和强化竞争的两个侧面兼具，日语论文范文，体现出较为典型的洛克文化状态。
本文指出，中日复交以来，在冷战向后冷战时代的演变的国际大背景下，日本政界的中国观在基本观念、对象角色的认定、行动指针等不同层面的认知领域，前后发生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从“友好第一”到“竞争对手”、从“建设性接触”到“战略性防范”的转变，其中“权力转移论”和“结构性冲突”等新现实主义理论和冷战思维方式，是制约冷战后日本政界人士客观而公正地审视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
本文还指出，从日本政界中国观的演变轨迹看，作用和决定其“变”与“不变”的因素复杂而多元。如果说国际体系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中国国家实力消长等是制约其对华认知的基本因变量，则“不变”的始终是维护和谋求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