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环境问题是事关人类生存质量高低乃至民族国家存亡的国际联系问题，又是事关一国整体对外战略目标实现与否的外交政策议题。应对环境问题，实施环境外交，同时具有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和承担全球共同责任的双重目标。但从根本上说，一国环境外交政策，尽管相较于传统安全领域的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特殊之处，但始终服从和服务于该国的国际战略利益和整体外交目标。
当代日本环境外交是冷战时代日本国家战略，尤其是环境外交政策的延续与发展。冷战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即在美日同盟体制下的和平发展外交和经济中心主义，帮助日本取得了迅速的经济发展... 引言：
全球性环境问题是事关人类生存质量高低乃至民族国家存亡的国际联系问题，又是事关一国整体对外战略目标实现与否的外交政策议题。应对环境问题，实施环境外交，同时具有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和承担全球共同责任的双重目标。但从根本上说，一国环境外交政策，日语论文范文，尽管相较于传统安全领域的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特殊之处，但始终服从和服务于该国的国际战略利益和整体外交目标。
当代日本环境外交是冷战时代日本国家战略，尤其是环境外交政策的延续与发展。冷战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即在美日同盟体制下的和平发展外交和经济中心主义，帮助日本取得了迅速的经济发展，也为日本环境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奠定了政策法学框架和物质基础。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政治格局、东北亚国际格局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与传统安全问题并驾齐驱，要求日本必须对冷战时代形成的国家战略加以改革与发展。摆脱战败国束缚，在国际联系舞台造就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军事作用力，成为日本朝野共识和国家战略目标。然而，这一国家战略目标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东亚区域的特殊安全环境，日本通过政治外交与科技经济等手段实施大国化战略遭遇重重阻力。这种情况为日本着重推行环境外交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成为日本在全球环境领域取得重大作用的标志。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进一步变化，环境问题进一步凸显，但日本环境外交作用力并未随着国际环境问题的凸显得以继续发展，其国际作用力，尤其是东亚区域作用力未得到实质性提升，这主要源于:亚太安全结构的独特性、东北亚现实主义外交盛行与战略互信的缺失;美日同盟的约束;日本国内政治争论与经济困境。现实表明，日本环境外交无法脱离本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结构，“环境保护大国”难以真正成为国际联系领域的“大国”。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