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日本高等教育界发生了地震级的改革--国立学院法人化。这意味着自帝国学院建立以来的国立学院从政府的“官厅”转变为拥有与政府同等地位的法人，国立学院与政府的联系也由直接的行政隶属转变为以间接的契约联系--“中期计划”。国立学院不再姓“国”后，日本国立学院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但是，由于长期受政府“统包”的庇护，国立学院缺乏自主办学传统，缺少自主营运能力，这着实给日本国立学院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机遇与挑战。
自1887年东京帝国学院建立至法人化以前，日本文部省（2017年，与日本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一直都是国立学院... 引言：
2017年，日本高等教育界发生了地震级的改革--国立学院法人化。这意味着自帝国学院建立以来的国立学院从政府的“官厅”转变为拥有与政府同等地位的法人，国立学院与政府的联系也由直接的行政隶属转变为以间接的契约联系--“中期计划”。国立学院不再姓“国”后，日本国立学院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但是，由于长期受政府“统包”的庇护，国立学院缺乏自主办学传统，缺少自主营运能力，这着实给日本国立学院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机遇与挑战。
自1887年东京帝国学院建立至法人化以前，日本文部省（2017年，与日本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一直都是国立学院的最高行政机关，日本政府通过文部省实现对国立学院包办式的严格管理，日语论文网站，政府治国需要直接联系着国立学院的发展，长时期内国立学院一直扮演着培养政府需要的官吏及各类人才的角色，另外在人事的任命、经费的拨付与使用方面，政府更是牢牢把握着裁决权，而国立学院只在学术方面拥有有限的自主，这既抑制了国立学院自主办学意识，也阻碍了其办学自主性。而一战时期发生的“泽柳事件”、上世纪60年代爆发的“校园纷争”使得国立学院学术自治受到威胁，进而促使国立学院愈来愈注重视办学自主权，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关于日本国立学院的期望与质疑的呼声加快了日本国立学院办学自主性发展的紧迫性。
然而，至上世纪90年代末，国立学院办学自主性的进程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到底给予国立学院多大的自主性？通过何种方式给予国立学院这些自主性？这些在法人化改革前都没有答案。1996年，为削减政府开支，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要对包括国立学院在内的六大机构进行改革，政府才主动开始研讨有关国立学院法人化的问题。经过漫长的博弈，2017年7月经过长达48小时的延长会中无异议全票通过《日本国立学院法》法案及修改法案，这才意味着国立学院法人化已经成为了赋予国立学院办学自主性的途径，法人化也成为国立学院自主性的法学保障。
诚然，时至今日，日本国立学院法化对提高国立学院办学自主性的实际效果如何成为了衡量法人化改革的标尺，同时也决定着日本此次改革是否对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改革有所借鉴意义。为此，本文应用比较教育探讨措施、历史略论法、文献法等多种措施，通过详实的资料与数据来略论探讨法人化以来国立学院在自主办学的关键领域:财政制度、人事制度、教育教学等关键领域发生的变化，总结与反思法人化改革六年来关于国立学院带来的实际效果。在探讨中，本文发现法人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立学院的办学自主性，然而，同时基于法案本身以及其他因数的作用，此次改革也给予处在发展初期的国立学院自主办学诸多挑战。通过探讨，本文认为基于中日两国国立（公立）高校改革存在的相似性与共同性、异同性，以及法人化关于日本国立学院带来的“双刃剑”效果，在前事之师的借鉴下，日本国立学院法人化改革与举措对当前我国高校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