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探讨的语篇语言学措施（途径）是传统语言学途径的发展，它重视的是语篇略论和语用意义，其探讨对象不仅仅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而且还涉及语言体系以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这种模式认为，意义并非由语言结构本身决定，而是由整个语篇（包括它的语言体现形式和它的交际功能）；翻译中传递的是原文的语言含义和语言使用（即交际）功能。 根据Neubert & Shreve （1992: 23）的观点，以传统语言学模式操作的翻译过程是一个从词及其互不关联的意思开始的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过程，这种过程生产出来的译品，很难被目的语读者认同；而语篇语言学措施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top-down）的过程，即先决定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属性或类型以及其交际功能，再通过一个个的语言结构体现预定的语篇。在翻译实践中，要重组（建构）一个适用于目的语社会的语篇，并非取决于表层结构（如一个个句子）的转换，而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Neubert & Shreve（1992：24）认为，在动手翻译之前，译者的脑子里首先有一个“虚构的译本”，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语言的选择受控于译者脑子里的‘虚构译本’；目的语中的资源为虚构译本转变为真实译本提供了材料”。因此，翻译并不仅仅转移原文的意义，而是要转移原文的交际价值。 简言之，传统语言学翻译探讨措施与语篇语言学翻译探讨措施的异同至少有三点：（1）前者的重点在句子，认为意义决定于词与句；而后者的重点是整个语篇，认为意义通过语言结构来体现；（2）前者把翻译对等的概念建立在词、句层面上，而后者则认为翻译对等建立在语篇和交际层面上；（3）前者的探讨对象只是语言，而后者的探讨对象不仅是语言系统和言内因素，而且还包括言外因素（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功能的翻译观 Halliday 在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985) 一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他建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略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用来略论法语中任何口头语篇或书面语篇（参见黄国文 2001）。 在我们看来，比较成功地把Halliday的语篇略论思想运用于翻译的探讨的着作有：Hatim & Mason 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Bell 的翻译·译者·译论（Translation,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Theory，1991），Baker的换言之：翻译探讨课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1992），Hatim & Mason 的译者是交际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1997），和Hatim, Basil.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1997）。 一般说来，语言是一种有规则的系统结构，是一种代码。它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可用来表达语义。同时，语言又是一个用于交际的系统，可以应用不同的代码形式来指称具体的和抽象的东西，并可创造具有交际价值的信号。语言可以用来描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也可以用来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还可以用来组织信息，这三种功能分别属于Halliday所说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见Halliday 1985）。 在翻译的过程中，法语论文网站，有时译者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是放弃与语境息息相关的交际价值而保持形式上的等值；一是放弃与语境无关的纯语义等值而保持交际功能等值。这种选择事实上是在“逐词译”与“意译”之间做出的选择。如果选择前者，译文虽然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却有可能被目的语读者批评为“生硬、晦涩、难懂”；如果选择后者，译文虽然通顺易懂，却又可能被指责为“不准确、不忠实”。无论译者做出哪种选择，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无法令各方满意。 译者应该怎么办？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看，选择就是意义（见黄国文 1998）。关于译者来说，在做出选择之前，必须弄清楚翻译的目的，同时要明白哪些语言形式可以使预期的目的（功能）得以实现。在这一点上，Bell（1991）表达过一些很好的看法；他（Bell 1991: 7）通过法国诗人Kipling 一首诗中的第一段来给我们提出思考的切入点 我有六位忠实的仆人， （他们教我应用我的知识）；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样？”、“哪里？”和“谁？”。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