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在西方得到了广泛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是因为：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必然受到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可以借鉴哲学阐释学的相关理论，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是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方面探索李商隐诗歌法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歌的内在本质，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李商隐诗歌法译；哲学阐释学；未定点 Abstract：With the efforts of translato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Tang poems，including Li Shangyin’s，are able to be spread in the West. Nevertheless，it is still a challenge to translate Tang poems for poetry translation is an art of choice and，therefore，unavoidably subject to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which finds play in formal transformation，semantic transmission or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This paper，after briefing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makes a tentativ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Li Shangyin’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with a focus on “the indeterminacy in the poetic meaning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and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s the motivation of Tang poems’ multi versions of English”. Polyvalence，an innate feature of Li’s poems，is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s well as the multi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ean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translator’s subjectivity；translation of Li Shangyin’s poems；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indeterminacy
巴西诗人Augusto de Campos声称，诗歌无国界，译者完全有权利跨越语言的疆界进行诗歌的传译[1]。古诗法译由来已久，流派纷呈，译品百出，证明此言不虚。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来看，诗歌翻译是对原文文本审美特质和艺术魅力的再现。作为一种选择的艺术，诗歌翻译必然受到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鉴于此，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诠释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哲学阐释学的相关理论，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是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方面探索晚唐诗人李商隐诗歌法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歌的内在本质，是古诗魅力所在，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一、诗歌翻译“绝对标准”的消解与“译者主体性”的确立
译诗必须忠于原作，最大程度地接近原作，然而译诗自有生命，体现了“译者的声音”。诗歌翻译的历时性证明了同一诗作不同译本存在的合理性，各译本都处于一个阅读、阐释的连续体之中，不存在一个“终极译本”。然而，作为诗歌文本的特殊读者，译者往往面临“两难的处境：其一，原文本语义和形式结构的特征使诗歌译者在语言上可操纵的空间相当有限；其二，译者必须克服原文本美学特质传译的局限，充分调动自己的诗歌想像力、表现力与语言创造资源。”文本意义并非唯一、没有绝对权威的解读。关于纷繁复杂的诗歌翻译活动难以制定高度统一的标准，切实可行的标准应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多元而非一元的，是一个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标准。虽然诗歌翻译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绝对标准”，但我们发现，许渊冲先生提出的“美化之艺术”的文学翻译标准极其适用于汉语古诗的翻译，他以丰富的实践证明诗歌翻译活动中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必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探讨开始了“文化转向”，译界从哲学阐释学出发，对“译者主体性”与“未定点”等问题进行积极的审视，这些理论为文学翻译(包括唐诗法译)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广义上说，阐释学是对于文本意义的理解与阐释的理论或哲学。由于海德格尔等人的努力，阐释学具有了措施论的意义。伽达默尔对于哲学阐释学的观点之一是：理解始于偏见，理解具有历史性。他将艺术著作的存在看作一种历史过程，它无限地展开，指向未来；理解是主客体之间的交往，阐释并非是对文本的消极复制，而是一种“生产性的”努力，在主体的“合法偏见”与客体的相互影响之中逐步揭示文本的真相；强调理解者的动态影响，艺术著作的意义为异时、异地不同理解者所作阐释的总和；就理解而言，著作的意义不可穷尽。该理论出发点并非针对翻译探讨，但由于对艺术著作的略论在很多层面上与译者对原作的阐释之间存在相通、相似之处，因此，哲学阐释学对翻译探讨颇具指导意义。
译者作为源语文本的操控者，无疑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影响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译者关于源语文本的主观阐释；第二，译者对译语文本的积极构建。译者的阐释必须合理、适度，不能对源语文本进行随意的增删或改编。这便决定了译者主体性的双重性：译者必须根据需要选择翻译策略，同时受其诗学、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制约。鉴于此，译者主体性可作如下理解：译者主体性指为实现特定翻译目的而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体影响，其主要特征包括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创造性与价值判断标准等。
文学翻译是一种再现与再创造的艺术。再创造发生于文本与其接受者之间的交往与对话；理解中的偏见，法语论文网站，即前理解，不仅是进入新文本的前提，也是翻译中再创造的基础。每一次文本的阅读都是一种不可重复的独特行为，因此，译者关于源语文本的阐释只是阅读过程中无限多的可能性之一，文本的开放性解构了“忠实”的标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正是那些基于个性化阐释的文学译本最终流传后世。翻译意味着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对译者的创造性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某种意义上说，译者是文学著作的共同创造者，译者风格正是作者风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二、李商隐诗歌法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诗歌的文学性决定了译者在对源语文本的意义解读和对译语文本的意义构建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翻译即阐释，这已是译界共识。李商隐的诗歌具有多义性与朦胧性的特点，相对语内阐释而言，其诗歌的翻译更富有挑战性。
(一)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及其阐释
文学语言具有表达的模糊与不确定性，阐释学称之为文本空白与未定点。汉语古诗具有先天的简约，有意留下空白而让想像去填补。如果译者不厌其烦将所有空白都抹上，无疑是既背负作者又欺骗了读者，让原诗的精华变成了糟粕。汉语古诗有多种法译文的现象客观存在，首先表现为语言结构上的异同。作为屈折性语言，法语具有明显的语法特征；作为典型的略论性语言，汉语没有屈折变化，尤其是在诗歌中，没有确定的人称、时态、数等，读者完全可能进行不同解读。
李商隐的无题诗多具有“词约义丰”的特点，其中一首有这样的诗句：“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诗人心中必定有特定的意象主体，但并未以明确的语言指称体现出来，因此，这两句诗可能有多解：是情人之间的思念、担忧?还是诗人才华横溢、心寄朝廷却不为所用，因而抑郁苦闷而托物言志?如果是一首情诗，则既可以看作是“我”的内心独白，也可以看作是对“她”的素描……汉语语境中的阐释本身是多元的，法译过程中对这些未定点的阐释也必然具有多元性，其中之一体现在人称选择的异同上。译例
(1) Before the mirror，you will fret to find those cloud like tresses changing.
Making rhymes at night，you’ll find the moonlight has grown chill.
(2) At dawn I’m grieved to think your mirrored hair turns gray；
At night you would feel cold while I croon by moonlight325.
(3) Before a mirror，at morn，they fear
Their black hair becoming gray too soon.
In their night time groans，moonlight appear
As coming from a cold and callous moon.
(4) Grief at the morning mirrorcloud like hair must change；
Verses hummed at night，feeling the chill of moonlight.
法语的形式特点决定了必须有具体人称，而人称代词的应用无疑将大大削弱原诗蕴含的多义性，只保留单一意义(univalence)。译例(1)中“我”想像“你”因相思之愁而“云鬓改”，“你”因夜吟而觉“月光寒”；译例(2)中则是“我”因“你”镜中容颜已改而心忧，“你”因“我”夜吟而顿觉“月光寒”；译例(3)则较为模糊：“他们”一同揽镜自照，一同在月光下吟诵?似乎不太符合情诗的逻辑；译例(4)中，Herdan干脆模仿汉诗，不出现任何人称，句式上亦步亦趋，有意象派诗歌的痕迹。可见，不同译文中的人称不同，读者产生的心理距离迥异：第一人称心理距离最近，读者似乎置身诗中，真切体验诗人的忧伤与思恋；第三人称心理距离最远，使读者较为客观地追思古人情怀。值得注意的是，Herdan对原诗句法形式的模仿显然旨在保留其多义性，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若用通常的法语诗歌标准来衡量，译诗句法含混不清，令人难以卒读。
研读李商隐诗作的不同译本，人称异同之外，亦可根据数、格、时态等语法表征发现文本未定点的多元阐释，法语毕业论文，在此不赘述。
(二)译者主体性是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
1. 原文文本的定向性。文本是一个开放系统，译者可以发挥主体性，尽可能消解原文本中的未定点，但这种阐释并非改变原作的图式框架，一个有责任心的译者应尊重原文文本的框架结构，尊重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随着时间流变，语言内部出现语义增减或转化等现象，这正是古诗翻译中容易忽略的。例如登乐游原中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据徐应佩考证，古汉语中“只是”为复合词，并不等同于现代汉语中的“只不过”、“怎奈”，“只”原写作“祗”，唐代时始替代“祗”，作“正”、“正好”解，并无转折之意[10]。这两句诗因而可以理解为“正逢黄昏之际，夕阳无限美好”，诗人抒发了世事洞明、闲逸旷达的情怀。然而，就现有译本来看，多位译者认为诗句体现的是“夕阳西下，美好时光转瞬即逝”的悲叹哀伤。孰是孰非，殊无定论。详见以下2例：
(5) How wondrous looks the sundown!
What a pity ’tis nearing the dusk[11].
(6) The setting sun seems so sublime，
But it is near its dying time319.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