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末以来,译者的主体性在各种框架下得到探讨。随着哲学阐释学在翻译探讨中的运用,其主要观点对译者角色定位的进一步认识有着独到的启示。本文拟在略论古诗《送别》的七种译文的基础上,以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思想为指导,来研讨汉诗英译过程中所折射出的译者文化双重身份性(即作为阐释者的译者身份),以及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性对不同译本的生成所产生的作用。
关键词:阐释学 翻译 主体
阐释学一词乃西文译名,其发展经历了古代希腊“阐释学”,中世纪的“阐释学”和“文献学”,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 Dilthey)的哲学阐释学以及海德格尔(M.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 G. Gadamer)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等几个阶段(祝朝伟,张柏然,2017)。而在近代西方哲学中,阐释学运动的最高峰当是“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阐释学”。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阐释学思想出发,将阐释学作为哲学本性论对待,“把理解和阐释同存在扯上了联系,理解表现为一种‘联系的总和(a relational totality)’,抛弃了旧阐释学把‘客观证实性(objective verifiability)’作为一心想要实现的目标”。他认为文本不仅拥有自身的意义,而且关于理解主体“我”也有意义(刘华文,2017)。
伽达默尔的阐释观念与翻译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伽达默尔对翻译问题的讨论是以整个哲学阐释学为背景的,他对翻译现象的研讨,仅是把它作为阐释学探讨的一个特例来进行的。虽然他讨论翻译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论翻译本身,而是为了以翻译为例来论证他的哲学阐释学思想,但他对翻译问题的精彩讨论值得关注。
伽达默尔最重要的翻译思想是“翻译即解释”。在哲学阐释学框架内,翻译即解释,具体是指“翻译的过程就是,在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历史性的译者使自己的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互相发生融合而形成新视域,并用浸润着目的语文化的语言符号将新视域重新固定下来形成新文本的过程”(朱健平,2017)。在新文本的生成过程中,译者的阐释者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为整个翻译过程涉及到两次解释,“第一次解释是译者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的融合,第二次解释则是目的语语言文化的视域与译者新视域的融合”(朱健平,2017)。
王维《送别》诗七种译文比照
在我国文化史上,盛唐是一个辉煌灿烂的巅峰时期,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可以说是盛唐文化非常光润的结晶。王维(701-761),字摩诘,尤以清新明秀的山水田园诗最为人称道。由于受到禅宗思想很深的作用,王维的诗歌常常透出几分深远玄妙的禅意。本文中所要略论的这首《送别》诗为五言古诗,诗曰: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这是一首送友人归隐的诗。表面看来语言明白如话,语句平淡无奇,然而细细品味,却是词浅情深,感慨良多。诗的开头两句叙事、写饮酒饯别,以问话引起下文。三、四句是交待友人归隐原因—“不得意”。五、六句很有韵味,写出朋友间彼此的深刻理解,既含有作者对友人的同情、安慰,也有自己对现实的愤懑与鄙夷,有对追逐名利的世俗生活的否定,也有自己对人生穷达升沉的慨叹,还有对隐居山林的欣羡,似乎是旷乎超脱,又带着点无可奈何的情绪。
我们先来看一下七位译者对《送别》诗三、四句“君言不得意,卧归南山陲”所做的阐译,具体见图1。
诗歌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语言是高度凝练的,这就导致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言意联系,继而造成诗歌文本里存在着有待读者去寻找和填补的未定点(spots of indeterminacy)和更多的空白(blanks),也就给译者留下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在对这首诗中的“不得意”进行阐译时,七位译者对这同一个意向性对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理解:Giles把它理解为“sick of life‘s ills”(对生活弊端的厌倦),Fletcher和Yu的理解相似,分别为“your hopes unprospered”和“You did not achieve your wishes”(意愿未能得以实现),Bynner认为是“I am discontent”(不满意,对什么不满意呢?),Watson则理解为“nothing goes right”(事与愿违),Wai-lim Yip将其理解为“at odds with the world”(与世俗难以相融),Owen把“不得意”阐译为“something troubling you”(某事困扰你)。Giles,Watson以及Wai-lim Yip的译文更接近原文意欲传达的信息。我们知道这首诗是王维送友人孟浩然归隐山林的,故“不得意”的内容主要是指政治上、功业上的坎坷困顿,怀才不遇,所以译者是绝不能完全忽略掉这种基调(即仕途不得志而生失望之情,进而萌生归隐之意)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翻译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解释,但作为阐释者的译者在进行阐译时不是“天马行空”,任意而为的,“因为任何翻译都是针对某一源语文本而翻译,都是在某一文本的触发下而进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该源语文本的制约”(朱健平,2017)。
据刘华文(2017)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往往会采纳三个层次的阐释意向:第一种是释意性阐释意向,即让自己的存在游离在阐释之外,只保留自己的逻辑、理性的一面,应用传统意义上的阐释措施,求得对文本内容的考证,力求做到转译时时有据,着笔处处可查。第二种是意识性阐释意向,即原文中的构成元素能够通过意向性的建构构造本身,同样地在翻译中它们也能构造自身,只不过构造之后获得的意向性内容却会不尽一致,这主要是由两种主体的意识内容的异同性造成的。第三种是存在性阐释意向,即把翻译主体的理解视域从文本和意识扩展到人的整个存在境域,翻译是主体的存在样式,通过它,主体不仅揭示原文而且其自我也获得了存在性的敞开与揭蔽。这三个意向结构层次会在译文中有着相应的文本表征。
借助这一分类,本文具体略论诸位译者对原诗第四句“归卧南山陲”的阐译,此句的不同译文很好地反映了翻译主体的意识性阐释意向问题。在原诗的第四句中,诗人的友人因在世俗官场中郁郁不得志而希望退隐于山林,“归卧”一词表明他隐居山中后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Giles利用友人和“南山”之间的邻近联系而把“卧(slumbering)”的这一状态转移到“南山”身上,使译文自身和原文之间悄悄发生了认知转变,从而抬升了译诗的诗性价值,更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审美境界。
最后,本文来看七位译者对“白云无尽时”这一富含禅意的诗句的阐译。在这首诗中,诗人把自己内心世界的复杂丰富感受凝缩在“白云无尽时”这一幅自然画面之中,从而达到:“拈花一笑,不言而喻”,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首先对这一诗句的译文进行一个比照,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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