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中学习语言学的意义
Abstract : the Poetics of linguistics is from modern linguistics studied literature discourse of poetry language aesthetic application problem of linguistics, focusing on general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anguage as information carrier words expression, why can obtain performance art image of" poetic function", and formed a kind of speci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artistic principle, internal mechanism, law, etc..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discussed the research category,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提要:诗学语言学是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系统地探讨文学话语形态中诗歌语言的美学应用问题的语言学学科,着重探讨普通语言资源和作为语言信息载体的言辞表述,何以能获得表现艺术形象的“诗性功能”,并形成了一种特殊体系,以及建构该体系的艺术准则、内在机制、规律、特点等。本文概括介绍了国内外对该领域探讨的历史与近况,论述了该学科的探讨范畴、理论建设取向及价值。
关键词:诗歌语言、诗性功能、诗学语言学
一
诗学语言学(поэтическаялингвистика)是20世纪10—30年代以P.Якобсон和B.Шкловский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派率先将原本各自独立的文学与语言学嫁接之后创立的语言学学科。该学科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系统地探讨文学话语形态中诗歌语言的美学应用问题,毕业论文着重探讨普通语言资源和作为语言信息载体的言辞表述,何以能获得表现艺术形象的“诗性功能”,并形成了一种特殊体系,以及建构该体系的艺术准则、内在机制、规律、特点等。
俄国形式主义派坚持“诗学与语言结构密不可分”的基本理念,以诗歌语篇为主要对象,以音位略论、句法略论、功能略论、结构略论、等价准则(при-нцип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и)等为理论和措施论基础,来探讨诗歌著作的文学性、诗歌语言的结构方式和内在规律,研讨“是什么因素使语言信息转变为文艺著作的”,(李延福等1996:271)或者说,文学著作的艺术性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一核心问题的答案,最终发现了语言的“诗性功能”(поэтическаяфункция)以及诗歌语言的“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表现手法,从而创立了从音位学、句法律、语义学、文艺美学等角度探讨诗歌语言艺术审美功能的诗学语言学。创立该学科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开了文学探讨语言学化的先河;大大促进了诗学与语言学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不仅为文学探讨开拓了新的领域,同时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现代语言学的探讨。因此,俄国形式主义派在推动文学探讨和语言学探讨的双向发展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他们的许多理论观点,至今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人们甚至把Якобсон的语言学理论同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相提并论,视之为结构主义的基石。与俄国形式主义派一脉相承的捷克结构主义(1926年由Якобсон等人在布拉格创建),坚持通过音位略论来探讨诗歌语言,认为诗歌语言是由独特的诗性功能同其他功能组合而成的复杂的功能结构系统。他们所潜心探讨的,正是诗歌语言艺术的审美功能,或称诗性功能,而只有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才是体现诗性功能最集中、最突出的领域。此外,捷克结构主义派还将文学艺术纳入符号学领域加以探讨,创建了自己的符号学文艺理论。
继突出诗歌语言声音层次探讨的俄国形式主义派和布拉格学派之后,形成于30年代的以艾略特和瑞恰兹为奠基人的英美新批评派,则侧重于对诗歌语言语义层面的剖析。他们认为,文学著作是意义与结构统一的有机的形式整体,应当从语义、语境等方面入手,来研讨著作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挖掘文学语言的内在意蕴,捕捉到文学著作的本意。俄国形式主义派对实用语和诗语进行了对比探讨,而以形式主义新面目出现的英美新批评派,则对“参证性”的科学语言和“情感性”的文学语言的区别,作了重点略论,强调文学语言具有引发人们做多方面想象和描绘的多义性及复杂性,指出文学语言是一种相对模糊、含混的弹性语言。总之,新批评派的理论家们通过对诗歌语言语义层面的不同角度的略论,创建了一系列相关理论,如,瑞恰兹、燕卜荪等对诗歌语言多义性特征的探讨;维姆萨特对于隐喻存在的基础及其与语境的关系的探讨;韦勒克对于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虚构性、想象性、创造性等的探讨;泰特对于诗歌语言的张力的探讨;布鲁克斯对于“悖论”与“反讽”的探讨,等等。60年代兴起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主要探讨对象,虽由诗歌语言扩展到了叙事文学著作的语言,但仍未超出文学话语形态范围。他们把文学语篇看成是封闭的语言结构自足体,将著作的意义同结构挂起勾来,并进一步对结构作了表层与深层的划分,强调深层结构才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只有通过一定的认知模式方可了解与诠释。他们认为,“文学著作是使用语言的第二层次系统,而第—层次系统即语言本身作为它的媒介,需要用语言学理论加以略论。”(杨荫隆等1994:990)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把文学语篇当作索绪尔的“言语”来看待,而把语篇略论所涉及的言语现象内在的深层结构及其建构规则看成了索绪尔的“语言”。有些结构主义理论家就是把语言学模式作为文学著作结构略论模式的基础,通过语法略论来解剖叙事著作的。例如,托多罗夫就认为,“作为一切语言基础的普遍语法,也是叙述的语法。”(胡经之等1994:235)他把叙述分为词语、句法和语义三个方面,而把句子分成施动者和谓语,依照语言学中的句法理论把整个叙事著作看成是一个扩大了的陈述句,而把抒情著作视为扩大了的感叹句或祈使句,继而将人物、人物特征和行为分别对应于语句中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加以句法阐释。
当60年代苏联国内兴起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探讨之后,沉寂了30多年的形式主义派的理论观点和探讨成果重又浮出水面,受到了关注,以М.Лотман为首的苏联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派,遂将形式主义派理论的探讨向前推进了一步。事实上,即使在形式主义不断受到官方和其他流派批评的年代,一些深受形式主义派作用的学者,如B.Пропп,М.Бахтин等,也从未停止过自己的探讨。例如Пропп的《童话形态学》理论,就跟当时流行的语言学理论十分接近,其深层的情节结构“属于叙述知识范围,与乔姆斯基的‘能力’和索绪尔的‘语言’相对应,而实际故事的叙述的结构体则属于‘行为’或‘言语’……如果情节被看作类似句子的组合结构,那么人物便可看作是名词,事件则可看作是动词,而情景就成了形容词。”(李延福等1996:274)又如,Бахти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专门把话语作为略论程序,通过对作家与其人物之间隐含的对话方面的探讨,创建了一种内在的、不受作家左右的多种声音的“复调”小说理论。这些理论说明,狭义的叙述学实际上就是涉及文学叙述的、或者说涉及叙述性文学话语的活动方式及意义的语法律。
进入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间对现代语言学领域探讨的深入和发展,以及文学、诗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的趋势日渐强劲,在形式主义发源地前苏联和俄罗斯,对诗学语言学的探讨也更加红火起来,涌现出一大批诗学语言学家,出版了一系列颇具作用的探讨成果,不仅探讨深度在不断加大,而且还吸纳了其他学科领域某些最新的探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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