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东正教文化传统对俄罗斯民族深远的作用力》--《断头台》的思考 摘要：本文通过对《断头台》产生的现实社会背景的梳理，略论东正教文化传统对俄罗斯民族深远的作用力；通过艾特玛托夫在著作中的宗教思想探究，略论其与俄国东正教文化传统的相通之处，以及俄国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东正教思想对艾特玛托夫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艾特玛托夫 《断头台》 东正教 新精神哲学 俄罗斯 艾特玛托夫是前苏联正统作家中较早涉及宗教问题的作家。1986年，由于他在著作《断头台》中把一个基督徒阿夫季作为正面主人公加以描写，在前苏联文学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赞赏者认为著作表现了艾特玛托夫的大家风格，前苏联小说界“还没有写过类似的著作”；反对者的主要意见认为著作以一个基督徒作为主人公“同无神论的世界观是否相容”？作者是否在“维护基督教的传统”？关于前苏联这样一个提倡无神论近70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部谈论《圣经》与基督教的著作的出版无疑引爆了一颗精神炸弹。正当评论界几乎要彻底否决这部著作时，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这部著作给予了明确的肯定，使这部著作绝处逢生，而且“洛阳纸贵”，一时身价百倍。1990年艾特玛托夫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总统委员会委员。在这部著作两年后的1988年，也就是东正教成为俄罗斯国教千年纪念之时所发生的一切，为戈尔巴乔夫肯定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作了很好的注解：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以大牧首皮缅为首的6位东正教领导人，并且对他们说：“基督教传入俄罗斯，不仅有宗教意义，而且有社会政治意义。它是我国许多世纪历史、文化、和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苏联的党政领导人也破天荒地参加了纪念活动。苏联部长会议向东正教发出贺信，苏联及俄罗斯最高主席团还向教会主要领导人颁发劳动红旗勋章、民族友谊勋章和荣誉奖状。 当权者们不仅对长期禁止的宗教活动大开绿灯，并且极力鼓吹和表彰。在他们的推动下，俄罗斯出现了空前的宗教热，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从不曾有过的景象。由此可见，艾特玛托夫在他的《断头台》中引入的对宗教问题的讨论，绝非出于他自己的突发奇想，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现实生活依据的。事实上，俄罗斯东正教开始活跃的时间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实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倡导“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口号鼓舞下热闹起来的。艾特玛托夫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注意到这种社会现象，并且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把当时（1986年前）方兴未艾的宗教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进行探究，表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社会脉搏的准确把握，再次证明了他确实是个与众不同的作家。同时也说明了他在精神上与俄罗斯社会生活息息相通。当多数人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俄国社会所发生的这种种变化时，艾特玛托夫已经判明了它可能的发展趋势与方向，在这一意义上，他不仅是吉尔吉斯的先知，也是俄罗斯的先知。这也就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力排众议，肯定《断头台》的原因。因为作为政治家的戈尔巴乔夫与作为文学家的艾特玛托夫具有同样灵敏的嗅觉。著名的俄国神学家赫克教授这样幽默地概括俄罗斯人的特点：“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迟早会谈体育运动；法国人谈女人；而俄国人，特别是老百姓则会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 俄罗斯人对宗教的信仰与热情由来已久。按正式的史书记载，其对东正教的信仰应从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开始算起，到现在已有1000年的漫长历史，而俄罗斯人实际上接触并受东正教作用，还要更早。从一开始，东正教就被作为国教由国家强制性规定，国人要接受洗礼。所以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政教合一性。政教合一的结果有二：一是教会官办，并沦为国家机器的工具；二是信徒的最大程度普及。正因为它受国家和官方的提倡和扶植，所以信者众也是必然结果。仅从时间上看，1000年间，东正教作为俄罗斯国教几乎没有中断，尽管东正教内部各种教派纷争也一直不断，但是大的准则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种信仰一代代延续下来，成为渗透在俄罗斯人的血液中的信念。尤其是在那些文化没有普及的偏远地区老百姓的心目中，更是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那个他们完全不知为何物的上帝。直到1917年，这种信仰才被强制性地切断。无神论思想在前苏联统治了,70年，但整个民族积淀了上千年的宗教思想早已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它不仅根深蒂固，而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一有适合的气候与土壤，它就会萌发、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内，不仅在民间、在军队、在官方，东正教思想迅速、全面地蔓延的原因。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塑造了一个耶稣式的人物阿夫季，这个名字是《圣经·旧约》中希伯来先知俄巴底亚的俄语音。他借阿夫季的口，说出了他自己对现实、对宗教、对善恶的一系列思考，这在他显然不是一种即兴的灵感之作。艾特玛托夫虽是吉尔吉斯族作家，但他的父母和他自己，都是从小学开始就在俄语学校学习，接受的几乎完全是系统的俄罗斯文化教育，他所有成名之作全部都是用俄语写就。也就是说，他头脑里的文字系统符号主要是俄语，俄语毕业论文，因此其思维方式，尤其是理性思维都俄罗斯化了。在精神上，他深受俄罗斯文学的作用，尤其热爱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的著作，喜欢托尔斯泰的智慧，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稀世之才，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思考善与恶的搏斗。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作家或俄罗斯知识分子，应该毫无牵强之意，他的身上确实充分地体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传统品质。最重要的是他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与“经世”的作风。他的著作尽管充满奇妙的艺术魅力，但没有一部著作是完全脱离生活，纯粹为艺术而艺术之作，几乎每一部著作都充满着善意的道德劝喻和对美好高尚情操的追求，表达了他自己改造现实改造社会的理想。正如俄国新宗教哲学代表人物弗兰克所说的那样，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总在追问“生命的意义”，“他们全身心地感到，应当不是‘单纯活着’，而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