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民粹主义特别强调思维和批判关于文化的影响。拉甫罗夫认为,文化在“在思维作用下不断变化”,也“由思维来加以改造”,“思维是使社会文化具有人的美德的唯一活动者”。(同上,第85-86页)而“在从任何一种文明继承下来的习惯中,都包含有批判的习惯,而正是它引起历史的人道因素,引起发展的需要和由这种需求导致的思维活动。对科学的批判可以使世界包含更多的真理;对道德的批判可以在生活中更广泛地应用科学和正义;对艺术的批判可以更完善地掌握真理和正义,使文化更富于人的优雅。”(同上,第84页)因而,民粹主义对于文化进步的动力、文化进步与社会知识精英的关系的看法,可以用以下两句话来概括:文化的进步是由批判思维所推动的,也是由体现批判思维的“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来实现的。 至于人民在文化进步中的影响,民粹派认为,文化进步是由人民付出血汗和辛劳,以他们世世代代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是“社会的大多数”,即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能使几个思想家得以在自己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才能开办几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培养教育家。拉甫罗夫说:如果计算一下为“当代有教养的少数人”之“生存和发展”付出的“劳动价值”,同时也计算一下为此而“丧失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的同时代人“很可能会大吃一惊”。(同上,第60-61页)在他看来,“有教养的少数人”所获得的文化知识,是人民世世代代流血流汗供养的结果。 每当一种社会制度进入危机期,往往总会从这种制度内部走出一批“逆臣贰子”,就是说,要从统治阶级的成员中产生一些反叛者出来。19世纪上半期,俄国少数贵族青年受到西方特别是法国先进启蒙思想的作用,开始思索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当中一部分先进者看到俄国人民尤其是农奴生活在非人的境况中,便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可以养尊处优,还享有文化,而下层人民,农民和农奴,却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些先进分子以俄罗斯人特有的宗教气质,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写的贵族青年涅赫留道夫那样,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过,滋生一种“罪孽感”。他们认为,像他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而“多数人”则“被剥夺了达到体魄和思想灵巧的可能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同上,第58页)正是出于这种“罪孽感”,他们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要为社会进步服务,“偿还”多数人为他们获得文化而付出的血泪代价。 这样,在俄国社会上便出现了少数对社会问题极为敏感、而且勤于思考和探究的所谓“忏悔贵族”。他们深切而真挚地同情俄国人民及其命运,决心为他们争得社会正义与公正。正像拉甫罗夫在《历史信札》中所写的:这些少数有教养者当中的“一小部分”,深感自己所获得的舒适生活和文明思想“都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苦难或劳动换来的”。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事”已无法拒绝和纠正;但“只有努力在社会中传播真理,体现更多的正义,才能偿还这个代价”。(拉甫罗夫,第65、90页) 这些获得文化的“少数人”,正是抱着这种“负罪感”,以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来“偿还”人民为创造文化而付出的牺牲和苦难。他们自称为“人民派”,具有深切的人民性立场,对沙皇专制农奴制充满了仇恨。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留着农民的胡须和发式,“到民间去”,或做人民教师,或以大夫身份为农民行医,都表现出了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他们毕竟同人民有相当距离,不太了解农民,也不为农民所了解,结果闹出许多误会,使“到民间去”的运动遭到了失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