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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粹主义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头20年的俄国,是一股异常强大的社会潮流。它不仅发展为强大的政治运动,形成了包括左、中、右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别,还有着自己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世界观。 关键词：民粹主义 俄国文化 色彩 一 学术界历来重视民粹主义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探究,因而侧重于对其社会政治纲领的探讨;而深入到它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世界观特别是文化观的探讨,则向来显得薄弱。鉴于民粹主义的文化观在其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加深理解整个民粹主义思想理论和社会政治纲领及其本质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无法把握并了解其激进革命主义的本质,不能洞察民粹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源远流长的思想脉络,也无法看清它在整个20世纪的深远作用。民粹主义是俄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俄国沙皇专制农奴制度是少数最残酷、最专制、最暴虐的制度之一。它造成人民极端无权的状况,民众任由官僚、警察鱼肉摧残,农奴处于人身依附地位,他们一年到头过着衣不蔽体、食若豚彘的非人生活。这种状况引起了受到西方启蒙思想作用的少数先进分子的愤慨和抗议。这些先进分子起初是来自少数所谓的“忏悔贵族”,后来是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平民知识分子。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引起了他们深沉的思考:是走西欧那样的将人民引向贫困破产、充满血污的道路,还是选择一条俄国独特的、能避免西欧命运的道路?正是在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究和思考中,产生了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潮。 俄国民粹主义萌生于19世纪40年代,形成于50—60年代初,在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发展壮大并达到高潮,经过80年代的危机和分化,后来以新的形态在90年代和20世纪继续存在和发展。这股思潮在俄国持续近一个世纪,甚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以后,它仍然保持了强大的作用。俄国哲学家弗兰克在1909年谈到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时这样写道:“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第一次响起了知识分子意识中所没有的尊重文化、尊重生产力(物质的和精神的)之提高的主题,第一次注意到道德问题是从属于文化问题的,……但是这些内容没有能够长期主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所向无敌的压倒一切的民粹主义精神吞噬和同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自觉的民粹派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之间的区别,至多只在政治纲领和社会学理论的不同,而全然不具有准则性的文化哲学分歧的意义。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从大约70年代至今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弗兰克,第57页)作为生活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哲学家,弗兰克的这一描述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在过去苏联时代有关民粹主义的作品中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后,民粹主义就偃旗息鼓、一蹶不振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外,弗兰克还指出当时“自觉的民粹派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之间的区别”,“至多只在”社会政治纲领的不同,并不在“文化哲学”、文化理论和文化观点的不同。这就提出了探讨民粹主义文化观的重要性问题。因为在上述两种民粹派之间,透过他们“全然不具有准则性的文化哲学”的分歧处,我们正可以窥见,何以“越左越好,越高尚,越纯洁”(弗兰克,第85页),成了1905年革命前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相当时期(甚至包括苏联时期)俄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突出的精神特征,而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所表现出来的激进革命主义,何以又在俄罗斯传布得那样广泛,并在日后绵延持续得那么长久。 二 所谓民粹主义的文化观,就是指民粹主义对文化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通过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原始文献和近些年出版的俄国思想史资料的考察,以及对苏联解体后得以面世的有关民粹主义探讨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文化和文化进步由“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创造并实现,由人民付出的血汗代价所换来 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是同其历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遵循的是“英雄与群氓”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其著名代表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即以《英雄和群氓》等文章而驰名。民粹主义“宣传派”理论家彼·拉·拉甫罗夫也宣称,个人作为“社会的推动者”,“创造了历史”。(拉甫罗夫,第95页)他论证说,“历史只有思维活动的作用下才会产生”,而“思维只有在个人身上才是现实的”,因此,是“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推动了历史,推动了文化的进步和文化的改造。(同上,第82、8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