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俄国中国学实现探讨主体的转移
19世纪上半叶，俄国中国学走向成熟。俄国中国学从域外走向本土，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实现了探讨主体的转移，即中国学学院化。所谓学院化，从组织形式上讲，俄国文化就是中国学的教学与探讨从传教士团完全向大学教研室转移;从内容上讲，就是中国学的教学与探讨从俄国封建主义官僚僧侣向沙俄资本主义学院过度。那么俄国中国学向大学教研室转移的原因和实现学院化的条件是什么呢?中国学向大学教研室转移的原因19世纪上半期，随着俄国高等院校的发展，俄国中国学探讨及教学的重心逐渐由传教士团向大学教研室转移。1833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设立了蒙语教研室，俄语专业论文，这标志着中国学在俄国国内有了以高等教育为依托的人才培养和探讨基地。那么催生俄国大学中国学建立的因素有哪些呢?首先，“19世纪前半期是俄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农奴制面临深刻危机”，社会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俄国在反法战争中取得胜利，国力、俄国文化军力大增，开始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同时，沙俄政府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国民性”三立国准则，试图脱下自彼得一世披在俄国身上那件不合适宜的“外衣”。
在俄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挑战德、法中国学权威的行为成为爱国主义的标志之一，催促了俄国中国学的民族化、学院化。在放弃西化和崇尚民族精神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具有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大学中国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是俄国中国学走向大学教研室的社会及思想文化因素。其次，自《尼布楚条约》签订至19世纪30年代，虽然中俄双方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但从总体上讲并未对两国关系产生根本性的作用，中俄两国基本上履行了条约所规定的“永敦睦谊”的准则。正是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相对稳定，才使得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在19世纪上半期获得了快速发展。
从1800年至1824年的24年间，双方的贸易额增长了近一倍。1802，国经恰克图对华贸易额占其同亚洲贸易总额的63%，到1807年则上升到70%。整个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恰克图的关税收入占其全部关税收入的15%一200k。可以说，对俄国政府来讲，“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阁巨大的经济利益加速了沙俄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支持了俄国连年的欧洲战争，同时也刺激了俄国加快向东方扩张的野心。由此可见，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对俄国政府的重要性。盛极一时的中俄贸易对中华语言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使得在俄国本土培养中华语言人才的问题重又提上日程，直接促成了喀山大学蒙、汉、满语教研室的建立。第三，19世纪初，俄国在反法战争中取得胜利，欧洲战事趋于平静，俄国渐次积聚起必要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而当时的清政府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迅速走向衰落，这种力量对比的巨大反差使俄国对外政策的重心逐渐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因此，加快俄国中国学的学院化，培养更多的中国学人才，正是为了适应俄国对华政策的需要。
第二章俄国大学中国学之摇篮—喀山大学
出于对华商业、外交的需要，沙皇俄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进行了本土早期的中国学教学活动，虽然为俄国培养了一些实用型人才，但都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而昙花一现。19世纪上半叶，随着高等院校的发展，俄国科学和教育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加之俄国对华政治、经济贸易、外交的需要，这使得在大学课堂教授和学习中华语言文化成为可能。继而俄国本土的中国学教育及探讨基地开始创立，其先锋便是喀山大学，它开启了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的新纪元，成为俄国大学中国学的摇篮。
2.1蒙、汉、满语专业
从1833年起，喀山大学在东方系先后成立了蒙、汉、满语教研室，至1855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迁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喀山大学蒙古语教研室共计存在了22年，俄语论文题目，汉语教研室存在了18年，满语教研室存在了n年。奥•科瓦列夫斯基、西维洛夫、沃伊采霍夫斯基、王西里等著名中国学家先后在这里任教，他们不仅为喀山大学中国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建立19世纪下半叶俄国最大的中国学教育和探讨中心(圣彼得堡大学)贡献了力量。
2.1.1蒙古语专业
在喀山大学中国学教育史上，喀山大学最早进行了蒙古语教学的尝试，并于1833年7月25日组建了俄国及全欧第一个蒙古语教研室，奥•科瓦列夫斯基担任首任主任，同时被聘为副教授、教授。之所以首先创办蒙古语教研室，主要原因在于俄国对华贸易的需求，其次与喀山大学校长洛巴切夫斯基的远见卓识及当地勒靶人与蒙古人的历史渊源也有直接的关联。1835年喀山大学将蒙古语专业划归哲学系;1855年蒙古语专业合并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
奥•科瓦列夫斯基在蒙古语教研室工作了22年，不仅见证了喀山大学蒙古学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喀山大学中国学的壮大。我们从奥•科瓦列夫斯基的科学著述中，可以透析出当时蒙古语专业的辉煌。1835年，奥•科瓦列夫斯基编写的第一部教材《蒙古书面语简明语法》出版，它的问世与俄国蒙古学家伊•施密特先前出版的俄国第一本《蒙语语法》形成鲜明对比，将俄国蒙古语语法探讨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在俄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作得到了俄国蒙古学家伊•施密特的好评:“奥•科瓦列夫斯基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向初学者提供了最基本的蒙语语法知识。”〔’气836一1837年，奥•科瓦列夫斯基完成了他的第二部教材((蒙文文选》2卷本的撰写工作。《蒙文文选》虽为教学目的而出版，但其深层含义绝不仅限于此，此作对俄国政府了解蒙古的律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信息提供了依据。奥•科瓦列夫斯基也因此篇力作而被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授予杰米多夫奖金。《蒙文文选》不只在俄国国内有很高的知名度，同时在欧洲也有很大的作用力。例如，19世纪中叶的德国柏林大学就曾使用《蒙文文选》作为蒙学教材。此外，奥•科瓦列夫斯基还著有《蒙俄法语词典》(获杰米多夫奖金)、《由伊尔库茨克至乌尔加之行》、《对于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人》、《喀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梵文、蒙文、藏文、满文和汉文书籍与手稿目录》、《蒙古书(寓言之海)的内容》、((论欧洲人对亚洲的认识》、《帝国喀山大学讲授亚洲语言始末和成就概评》、《喀山汗国史》等。另外，他还遗有手稿多部，如《蒙古历史》、《蒙古史导论》、《1832年工作日志》、《蒙古文学史》、《东方历史》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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