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俄语翻译生涯
新中国成立前夕乃至20世纪60年代，我作为一名俄语翻译人员，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国内活动，见证了一些颇具作用和教育意义的事件。这里，仅择取几个片段，做一追述，以飨读者。
参加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
1949年6月30日，正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我党派出一个由肖华将军率领的各民族青年、各个解放区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文艺工作者上百人组成的青年代表团前往欧洲，俄语论文题目，参加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这个联欢节，象征着世界民主青年的大团结，也是青年艺术展示的盛会。作为华北大学的一名俄语教员，我被选派为新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俄语翻译。
临行前，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兴高采烈的青年代表们来到中南海的会场，会场由一座大四合院改建而成，上面是用拱木制做的屋顶，悬灯结彩，下面是摆放整齐的桌椅，大厅四周是雕梁画栋的走廊，悬挂着大红灯笼，有台阶通往正殿和东西厢房，给人以厅外厅的感觉。这个做会场的大四合院属于怀仁堂。大家依次落座，屏息静候接见时刻的到来。
适值盛暑子夜时分，万籁俱寂。忽然，大厅里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毛泽东主席来到大厅，他体态魁梧，满面红光，目光炯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万分激动，沉湎于喜悦之中。毛主席向大家招手致意，显示出举国同庆解放的豪迈气势。
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了话。他说，你们这次出访欧洲，责任重大，在那里，可以说有“一红、一白”两头狮子在对峙。你们的任务是：协助红狮子(苏维埃政权)打败白狮子(帝国主义)。不要辜负祖国人民的嘱托和期望。你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勤奋工作，争取更大的胜利。欢欣鼓舞的各民族青年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回报了周恩来的殷切期望和嘱托。
当年，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提出的口号是“保卫和平，打倒战争贩子，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主和平”。这些口号的提出，尽管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如今在我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开幕的那一天，在布达佩斯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开幕仪式。雄壮的《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响彻云霄，上千只和平鸽放飞碧空。身着鲜艳民族服装，演奏着优美民间乐曲的各国青年，在鲜花锦簇、彩旗招展中，欢天喜地地进入会场。
这里我要讲一个小插曲：由于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是在1949年夏天举行，那时我国国旗方案尚未最后确定，因此在联欢节开幕前夕，我代表团曾多次与国内联系询问此事，当得知国旗方案仍然没有确定时，才决定按原计划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入场。军旗是在匈牙利加工制作的，上面的“八一”汉字原本应该是“八”在上，“一”在下，呈纵行排列，但呈现在我眼前的军旗上的“八一”两字竟然颠倒成了“一八”，变成“一”在上，“八”在下，其中的“八”字还钉倒了，“八”字的两撇冲着上面的“一”字。当年我做翻译的责任之一，就是事先检查所有工作的细节，当我看到这面制作失误的军旗时，心中不免大吃一惊，在惊诧之余又发现“八一”两字是布制的，并且是用线缝上去的，于是赶紧请人把下面的“八”字拆下来，用大头针别到“一”字的上方，这样看起来整个军旗的布局虽然在比例上不太完美，但起码是一面正确的“八一”军旗了，而此时离入场式只有半小时了。就这样，我青年代表团高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锦绣肖像，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在万众欢腾、引吭高歌中，雄赳赳、气昂昂地绕场一周进入会场。当年回国后我曾见到过那张打着“八一”军旗入场式的照片，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在这次盛会上，我青年代表团比起其他一些国家上千人的代表团来说，是一个很小的团体，衣着也很简朴单调。我记得无论男女青年全是清一色的蓝色制服，唯一的区别是，女同志下着裙装。代表们手中也没有花束和彩旗，显得有些逊色。然而，她所代表的却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向世人明示了以“小米加步枪”可以最终赢得彻底解放的哲理。在近一个月的友好访问中，中国青年代表们向各国青年昭示了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中国人民新生活的开始。
随西蒙诺夫采访两位司令员
1949年深秋，著名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在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后，以苏联《真理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南下两广，进行实况采访。采访组一行四人，有作家西蒙诺夫和速记员克拉娃，翻译梁楠，我作为陪同翻译兼联络员随行。
在湖南长沙，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会晤了西蒙诺夫。他们一道参加了部队的庆功表彰大会，观看了战士们自编自演的节目。
在采访中，刘伯承司令员详尽介绍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进军大西南——川、云、贵等省以及解放重庆的战略部署。在叙谈进行了几个小时之后，刘司令员问道：“还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请刘将军谈谈自己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由此引发出刘伯承司令员一段勉为其难的自述，只是寥寥数语没说几句就结束了访谈。
对此，西蒙诺夫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将军同志谈起打仗、战略策略、克敌制胜，谈笑风声近五个小时。”“谈起个人，无动于衷，吞吞吐吐，不知从何谈起，总共不到五分钟。”西蒙诺夫还私下打趣说：“对于他的履历，俄语论文网站，我所知道的要比他讲给我听的多得多。”对中国将领的忘我革命精神，西蒙诺夫深表敬佩和尊崇，接着还补充说：“与其说他是一位将军，还不如说他更像一位教授。刘伯承将军翻译了许多苏联军事作品，从大部头的军事理论著述，到一般的报刊军事短评，都是他翻译的，而且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翻译的。”然而，刘伯承将军在积极借鉴外军的先进经验的同时，还强调推陈出新，“一面翻译苏联的军事著述，一面整编出自己的一套训练措施”，这也正是他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时发出的英明指示，为我军的教学与训练开辟了新路子。
在湖南衡阳市郊区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的大四合院内，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会见了西蒙诺夫。会晤时，正值林彪身患感冒，发高烧近40度，面红耳赤，捂着军棉大衣，戴着一顶军帽，坐在一部战地指挥报话机旁，手中拿着各色的小标旗，在一幅军事挂图前指挥战斗。他向西蒙诺夫介绍了毛主席对于“是远距离包围迂回，不是近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思想。克拉娃速记员不甚理解“远距离包围迂回”的含义，西蒙诺夫欠起身外语论文网来，展开双臂，做了一个大拥抱(围剿)的姿态，解决了疑问。座谈进行过半，到了中午，不得不留下客人吃午饭，吃的是白米干饭、豆类菜肴，还专门为客人打开了一听“洋罐头”，饮料就是热白开水。午饭期间，林彪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是双手捧着一个热搪瓷缸子取暖。
那天在采访离开之后，西蒙诺夫突然对我说：“我真想把你的手表摘下来扔在地上用脚把它碾碎。”这一误解，我想是因为我们的想法不一致造成的，他的想法是在被采访者面前频频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