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俄国流亡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关注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精神的意义、人的异化、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命运等等，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关心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诠释，既贴近现实又较深刻。目前国内翻译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对其思想的探讨和理解也深入了一步。本刊约请了几位别氏作品的译者和探讨者撰文介绍其思想之精要及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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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个重要而有趣的话题，许多学者和思想家对此都做过专门的论述。据考，知识分子（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ｉａ）这个词就起源于俄国，它一般指以下几类人：（１）受过教育和半受过教育的公众；（２）创造性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３）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文书人员、出版家以及他们的崇拜者。它不同于西方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作为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ｉａ的成员，俄语论文网站，不只完全关心其个人福祉，而且更加关心社会的福祉，愿意尽力谋求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要有社会使命感。在俄国一个人是否为一个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在很大程度上要有“谋求公众福利的献身感”，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受教育的程度和阶级出身。
对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起源和最早代表虽然有着不同的说法，但其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则是十八世纪后期，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事情。拉季谢夫、十二月党人、早期的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象征主义者和宗教思想家、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是其突出的代表。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与俄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它已完全超出了思想或文化本身的范畴，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认为的那样，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任何一种社会实体，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某种社会理想。他说：“知识分子更像是一个有着自己非常不宽容的道德、强制性的世界观和特殊的方式和习惯的僧侣阶层或宗教教派。”
可以从许多角度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进行总结，但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可能是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既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对历史的批判，更有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自我批判最有作用的一次行动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路标运动，它集中地体现在七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格尔申宗、基斯嘉科夫斯基、司徒卢威、弗兰克和伊斯科耶夫――所出版的一个文集《路标》中，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俄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文本。文集对俄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哲学前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俄国的激进主义传统进行了系统的清算。文集一出版，就引起轩然大波，俄语专业论文，成为当时最为轰动性的事件。路标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什么，大批的知识分子仍执著于他们的激进信仰，直到二三十年代这种信仰被无情的现实所摧毁。但是，作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见证，作为俄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自我批判意识的一次集中体现，它在俄国的整个历史上（不只是思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运动中，别尔嘉耶夫是一个对知识分子问题作了较多阐述的人，他自己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从他的作品中，从他自身的经历中，我们能感受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悲剧的命运。他们深爱自己的民族，却不得不时常遭受流放和迫害，他们酷爱自由，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专制的阴霾中。知识分子与专制政府似乎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俄罗斯历史上存在着两股对立的力量或者说两种对立的传统，一个是由知识分子所体现的思想传统，一个是由统治者所体现的政治传统。思想的俄罗斯是人民性的，它代表被统治阶级，而政治的俄罗斯是统治性的，它代表统治阶级；思想所要求的是无限的自由，而政治则要求无限的权威；思想信奉自由主义，而政治信仰权威主义。政治上要求绝对性与普遍性，思想上要求自由性与个别性。政治把所有的人都看作“零”，只把自己当作“整”；思想则正好相反，它把所有的个人当作“整”，把一切政治当作“零”。俄罗斯的政治传统是加工与制造痛苦与死亡，而俄罗斯的思想传统是悲悼痛苦与死亡。在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及其著作那里，我们发现的是痛苦中的痛苦，挣扎中的挣扎，反抗中的反抗。法国作家纪德曾有言：“在我们这种形式的社会里面，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本质上是一个不遵从者”，而统治者则冷冰冰地回以：不遵从就是死亡。文学和政治的水火不容，也就决定了文学和思想在俄国的命运。可以说俄罗斯的思想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罹难史。俄罗斯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拉季谢夫的遭遇就预示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和不幸命运，他所作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被看作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由宣言，而这部作品一，就使它的作者踏上了流放的不归之路。曾因一封《哲学书简》掀起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的恰达耶夫则更是被宣布为疯子。拉季谢夫和恰达耶夫确立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被处置的两种典型方式。而俄罗斯的统治者对付知识分子最凶狠的案例则要数对十二月党人的镇压，十二月党人的五位知识分子领袖遭到了处决。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俄罗斯的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鲜有例外地成为当局迫害的对象。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是痛苦接着痛苦，锁链连着锁链，把他们的名字联起来，就是一支长长的绵延不绝的流亡队伍。它不但记录了极权专政和专制主义的惨无人性，也记下了俄罗斯文学最伟大的传统精神――他们非但能够立言不朽，最宝贵的是，他们把个人生命所蕴含的那种无穷的“自由”的真谛，诚挚地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令人肃然起敬。
如果说精神上的流亡是真正的思想者的宿命的话，那么，肉体上的放逐则无疑是一种残酷的迫害，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里为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俄罗斯魂们就不只一次地遭受了这种迫害。对拉季谢夫的放逐也许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是单兵行动，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这种单打独斗的方式已不足以平息统治者心头对这些不愿为“太平盛世”歌功颂德的不驯服者的怒气。他们对那些被认为是从“旧阵营中过来的不合作的知识分子”进行了集体驱逐，这些“教授之花”、“俄罗斯文化的传承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了居住的权利，被迫成批流亡国外。他们当中有蒲宁、库普林、察伊采夫、安德列夫、谢米列夫、巴尔蒙特、廖米佐夫、茨维塔耶娃、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阿・托尔斯泰、别尔嘉耶夫、弗兰克、布尔加科夫、伊万诺夫、卡尔萨文、舍斯托夫，等等。俄国的文化因而被人为地分成两部分，一为国内的“苏联文化”，一为“流亡文化”。栖居在国内的文人当然也并不意味着都是一元意识形态的顺从者，今天，当我们去认真地梳理苏联时期的历史时，还是会发现为数不少的叛逆之音。但是，这些声音不是来自天空和陆地，而是来自地下。尽管我们今天会吃惊地发现在那样的政治体制下，居然还能出现像巴赫金、洛谢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这样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但是在显文化的层面上，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实际上中断了。我们以往只在历史教科书中得知某个民族的文化因异族的入侵而被中断的事实，不曾想到，在文化领域真还存在着割断自己血脉的自杀行为。统治者企图通过迫害异己来达到箝制思想、扼杀自由的目的，但是正如《不仅仅为了面包》的作者所言：“一个人一旦开始思想，你就无法完全夺取他的自由。”你无法剥夺一个人思想的权利，而思想的力量又是无边的。也正因此，当独裁者可怖的叫嚷已成为不堪回首的历史沉渣时，被压抑多时的不屈者的雄浑的呐喊，却以不可阻挡之势晨钟暮鼓般地回荡在我们的耳际。专制暴君梦寐以求地渴望俄罗斯的智识之士能服膺于他们的淫威，来充当他们的吹鼓手，但是，这些不屈的灵魂却自觉地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他们宁可怀着痛苦、绝望、孤独、疯狂去战斗，也不愿去背叛自己的良知；他们的肉体与精神在漂泊中经受着极度的煎熬。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在进行一场几乎毫无希望的斗争。他们是孤立的，在某种意义上微不足道的个体，与之抗衡的是强大的暴君。文人与暴君的对立是“诗与帝国的对立”。但是诗人们的强大之处在于，他们是“宇宙创造精神的旗手”，是“文明之子”，他们的著作则是“被人类良知照亮的艺术之光”，就这个意义而言，诗人又是不可战胜的。而诗与帝国对立的结果是“诗留存了下来，帝国归还给了历史河湾”。如果说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抹去一个或几个暴君，俄罗斯也历史依然，但是如果没有十二月党人，没有民粹派和平民知识分子，没有宗教哲学家和诗人，俄罗斯的文明史将何等苍白！
俄罗斯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的对立并非是外在力量挑拨和煽动的结果，而是植根于俄罗斯文化的精神深处的。俄罗斯思想的灵魂包括三个东西，即游牧灵魂、宗教灵魂和启蒙思想。游牧灵魂是本土的精神，宗教灵魂指的是希腊的东正教，而最后一点则是法国启蒙思想。
俄罗斯的政治传统之权威意识的根源，也来自三个方面的因素。这就是：本土社会结构的遗规、拜占廷政教合一制度的抄袭，以及近代西欧政治制度的剩余。在这里，本土精神与移植过来的政治精神是搭配的，即家长封建与拜占廷政教集权及西方的君主专制和阶级专政，重叠在一堆，捏塑一种超级的套套的政治构架，要求权力的绝对化与广大化。
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本质上展示的是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它是属于人民，站在人民一边的，它是俄罗斯灵魂的体现。而俄罗斯的政治传统则是与人民性相背离的，它象征着僵硬、镇压和死亡。二者势若冰炭，它们的对立是灵魂与灵柩的对立。可以说，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而不是听命于当权者而写作，也正因此，他们是不朽的。他们的所思、所言、所写也许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并不可耻。作为人民的代言人，作为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他们以及他们美丽的言词永久地留下来了，他们是永远的歌手。但是作为不遵从者，他们又永远是不合时宜的。被誉为“人民诗人”的叶赛宁，在他的最后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一只脚踏在过去，试图用另一只脚赶上钢铁般的大军；但是，我绊了跤，摔在地上。”时代太多灾多难，太悲壮和太大众化了，它不容叶赛宁的个人抒情和孤独的呼声存在。我想，这也几乎成了俄罗斯所有的思想者的命运。
�《自由的哲学》，董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版，１８．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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