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领地制度和君主专制是俄国政府推行农奴制和强制贵族服役的前提。在西方外力的冲击下，18世纪沙皇政府人为主导的悖论性改革，不仅造成了农民和贵族的分裂，而且激化了贵族等级内部的矛盾，最终诱发了18世纪中后期贵族军官提前退役的浪潮。社会出身、财产资格成为下层贵族军官退役的根本原因，矛盾心理导致中上层贵族军官的退役；退役军官多于文官，且退役军官的年龄日趋年轻化，退役军官转业受到限制。造成一些人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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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国；改革；贵族
中图分类号：K51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1-0082-07
俄国现代化起点的分歧历来是国内外史学界普遍争议的焦点，学界普遍认同农奴制的强化造成了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劣势地位，它是启动俄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因。军事技术的落后是否成为克里米亚战争惨败的直接原因？由此，如何正确定位18世纪改革运动的性质成为一切根源的关键。本文拟从18世纪俄国贵族体制的发展变迁对此改革加以研讨，以求得方家批评指正。
一、领地制度和君主专制--俄国政府强制贵族服役的前提
俄国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辽阔的东欧大平原无边无际，宽阔的黑海沿岸走廊地带没有任何屏障的保护，东斯拉夫人的社会发展进程一再被中亚游牧民族的入侵浪潮所打断。特殊的地缘环境迫使俄国人为保护自己寻找安全的疆界而不断征战、扩张，“这种不断征战成为常态的地缘政治条件，加上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千百年来使东斯拉夫人把高度的自我节制提到首位，勇敢尚武精神成为俄国民族的特性”。由此，“在俄国的扩张中，经济利益和传播基督教的目的比西欧的海上强国要次要得多”。
9世纪，基辅罗斯公国就是在对外防御压力下的商业城市地区中孕育而生。地理环境的“液态因素”使基辅公国的公和侍卫之间没有建立封建性的君臣关系，仅是以血缘为纽带、具有原始自由意志的盟友和合作者。经济发展的商业流动性和“索贡巡行”的剥削方式使封建土地所有制无从确立。11世纪，随着割据内讧的加剧，基辅罗斯公国抵御外敌的能力日衰，罗斯居民不得不从西南罗斯的第聂伯河流域迁徙到东北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12世纪，基辅罗斯公国分裂为13个公国。与西欧相比，分裂的基辅罗斯各公国不具备封建性质，国家最高权力的分割只是在大公家庭分家基础上的权力逐步分散，权力的分割与土地的占有无关。13—15世纪的蒙古罗斯时期，一方面，地域辽阔，可怕的密林和难以通行的沼泽地加剧了国家的进一步分裂。地理和经济上的分散性、孤立性以及异族的长期奴役，使罗斯居民不得不寻求自我保护，或者求助于村社和贵族地主的保护，其结果导致了贵族世袭领地制的建立。另一方面，鞑靼蒙古的东方封建专制统治摧毁了旧有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罗斯人为逃避鞑靼蒙古人的奴役，从南向北大规模移民，也促成了封建世袭领地制的建立。但贵族世袭领地制仅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过渡形式。
15—16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运动使西欧社会逐渐从封建的农耕社会迈向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而统一的莫斯科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依然处于三面受敌的包围圈中。政府完全根据军事需要迫切与否来发展经济。此时，俄国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城市化进程缓慢。为了加强军事实力，国家只有实行普遍的农奴制才能把人民固定在居住地。为了随时迎击来犯之敌，政府只能把贵族服役人员分散到人口稠密的内地和人口稀少的边疆，“谁服役，谁就拥有土地；谁拥有土地，谁就得服役”。土地变成保障国家获得充足军事服役的一种经济手段。门第制度把所有贵族结合成为一个具有依从关系的整体，这是封建等级制度的萌芽。贵族由于长期扮演着军事服役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双重角色而处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中。17世纪的莫斯科罗斯国家是一个无阶级和等级的国家，俄国的所有居民都曾受到沙皇政府不同程度的奴役。它“不仅奴役了最低的农民，也奴役了最高的官宦阶级”。
18世纪初期，为了富国强兵，彼得一世进一步强化军事服役制度，对外防御性的地域性蚕食体制开始向扩张性的世界体制过渡。1714年的《一子继承法》再次确认了领地制的垄断地位--有条件的土地占有，终身服役成为俄国军人的职业化标志。1722年的《官秩表》使服役成为获得贵族称号的必要前提。以社会出身、财产资格为基础的强制服役等级制度最终取代了封建割据时期自由依附的等级制，改革使军队成为沙皇政府更驯服的工具。1724年，俄国陆军和海军的开支占国家全部税收的75%。18世纪末期俄国陆军人数从33万增到50万，波罗的海舰队力量也大大增强，俄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
土地所有权历来是封建社会强势集团--贵族社会地位的标志，贵族“家族的声望几乎完全以土地来体现。家庭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家庭，俄语论文网站，家族的姓氏、起源、荣誉和德行，依靠土地而永久传承下去。土地既是证明家庭过去的不朽根据，又是维持其未来存在的确实保证”。18世纪欧洲农产品的出口刺激了俄国土地的所有者，增加生产就会有大规模赢利的机会。但频繁的战争、繁重的军役使双重身份的俄国贵族无力经营领地经济，土地荒芜，农奴逃亡，家道中落，俄语论文范文，贵族厌倦战争，千方百计逃避军事服役。为此，俄国政府一再缩短服役期限或取消强制服役义务，但制度的缺陷不可能化解政府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贵族的退役浪潮。
二、18世纪俄国政府改革的悖论性--诱发了贵族体制的内在矛盾
18世纪的俄国社会是低度分化的社会，社会的流动率很低，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分配完全取决于社会出身、年龄等天赋因素，城市化进程缓慢。在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基辅罗斯时期侍卫和公之间相互协商、自由迁徙的盟友关系早已被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封建君臣依附关系所取代，农奴制得到了长足发展，贵族受到国家农奴制的奴役。18世纪俄国政府主导的改革在总体上表现为社会发展的进步性，但这种进步性有悖于俄国社会的转型。
彼得一世时期，政府力主改变俄国的落后状况，富国强兵。改革强化了国力，把俄国推上了通向西方文明世界的大道。但改革内容注重物质层面的欧化，“俄国人正是从接受西欧的钟表、图画、舒适的四轮马车、乐器和舞台演出等物质文化开始走向改革的”。改革触动了生活的各个领域，但触动最深的还是城市物质文化和国家的行政制度。经济改革不仅没有触动农奴制，反而强化农奴劳动的利用机制，依靠农奴劳动建立了采矿业和制造业、建筑业和手工业、常规的陆军和海军。在政治上，《官秩表》根据任职情况授予官阶，进入《官秩表》者都可成为贵族；根据贵族教育程度提拔官吏。贵族分为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名门贵族在俄国一无所有。即使再高贵的贵族，在俄国如果没有品级则意味着什么都没有。”18世纪20年代、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期，非贵族出身的人分别占军官总数的38%、14%和26%。《官秩表》打破了贵族等级的封闭性；强制教育提高了贵族的整体素质，增强了俄国君主制度的生命力和弹性，俄国封建的传统官僚体制开始迈向现代的官僚体制，这正是彼得一世改革值得肯定的地方。 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摆脱了经济落后的局面，但却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分裂：社会分裂为受教育的少数派贵族和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保持传统价值的广大民众。《官秩表》继续保留了门第制度的残余：终身贵族的称号只限于本人而不能世代相传；所有国家机构都有相应的官阶，大部分文官的官阶比军官低1～2品级，贵族在军队中居于领导地位；任职年限和个人功绩的准则只适用于下级官职；平民和以前衙役子弟只有经过长期服役才能升为尉官。如果说服役在欧洲其他国家是贵族的特权，那么在俄国却成为义务。《官秩表》“最终并不是解放人，而是由国家重新控制它”。
彼得一世去世后，社会动荡。彼得一世的后继者们首先在贵族中找到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贵族不仅是专制的可靠支柱，也是全体民众的代表……因而，沙皇把赌注押在贵族身上是一项最为实际、最合情理的举措，对那些通过非法手段攫取俄国皇位的人来说尤为如此。”历届沙皇及时修正超越俄国社会现实的改革政策，进一步完善《官秩表》的任职准则。在政治上，政府大力提拔波罗的海贵族，大幅度削减官职数量；缩短贵族服役期限；创办各级各类贵族学校，对贵族子弟进行定期检阅；在经济上，给贵族赏赐土地和农民，货币赏赐取代领地赏赐，开办贵族银行，转让国有工厂给贵族，贵族可任意处罚农民等。叶卡捷琳娜二世应用西方先进官僚体制的管理方式完善《官秩表》的任职准则，通过定期登记、鉴定、履历表和创办杂志等方式规范贵族官员的服役，确认贵族官员的真实身份。重新强调任职年限、功绩和教育程度，尤其强调功绩准则，优胜劣汰。
尽管俄国选官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但社会出身和财产资格依然成为选拔官员的基本原则。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王时期，贵族可利用君主的赏赐获得官职，大幅度增加和提高宫廷官员的编制、品级。1762年彼得三世颁布《自由诏书》，贵族摆脱了义务服役而获得了永久的自由。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不断延长文官的任职期限而缩短军官的任职期限；法典委员会取消做官成为贵族的方式，血缘、门第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依据。贵族铨叙局编纂的《贵族家谱》把世袭贵族划分为六类（赏赐贵族、军事官僚贵族、行政官僚贵族、爵位贵族、外国贵族、血统贵族），1785年颁布的《贵族敕书》最终确立了贵族的财产和等级特权的法学地位。此时，贵族似乎具有了特权等级的特征，俄国的等级制度终于得以确立。
18世纪改革导致了俄国政府官僚体制的贵族化和等级制度的确立：一是贵族人数增加。1700年俄国有2.2万～2.3万名贵族，连同其家属一共是7万人。1737年有5万名贵族，连同其家属一共是15万人，增长了2倍。1782年俄国有10.8万名贵族（占居民总数的0.8%），1795年有36.2万名贵族（占总数的2%）。随着俄国贵族人数的增加，贵族继承制度的分散化，以及民族性和地区性的异同，贵族贫困化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欧洲大陆许多国家，贵族约占居民的1%，致使“贵族不贵”。而英国贵族在1714年仅有213人，以社会精英为特征的贵族体制保证了英国改革的循序渐进和国家政体的稳定。二是贵族占有土地数量增多。17世纪俄国贵族的土地占有率为9%，18世纪为29%。贵族是最大的高利贷盘剥者。但沙皇政府拥有的土地数量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并保持上升趋势。如果说西欧的某些封建主比自己的国王富有而抗衡王权，在俄国则贵族都依附于沙皇。在商品经济发展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一子继承法》在俄国贵族中引发的不是积极的激励效应，更多的是负面效应和寄生性。三是加深了贵族内部的等级差别。俄国贵族不像英国贵族具有独特的政治生命力，很早就丧失了政治自由，由此派生出地方分离主义和内部互相敌对的倾向。1767年召开的法典委员会上，贵族代表未对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提出质疑，而在某个贵族身份的真伪问题上大做文章。“我们有等级界限，但没有等级灵魂。”“18世纪俄国政治生活只不过是一出官场浮沉荣辱的舞剧，一台由各个党派、私人关系和家庭关系联合组成的旋转木马，绕着中心人物沙皇打转。”
毋庸置疑，俄国现代化进程是国内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极为有限情况下，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发生的。虽然在此之前，俄国已经奠定了国家疆域和民族基础，沙皇政府本身能够主动地回应现代化的挑战，但是18世纪的改革不是为了改掉传统体制，而是为了抵制外敌。政府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来提高产品水平和国民的技能，使其更接近西方水平，但这一努力却远远地背离了西方，因为这种强制性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人们所能承受的压力。在根据土地服役和强制人身依附的前提下，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逐步得以强化，封建制度日益走向完善，俄国王权从最高权力的被分割逐步走向了中央集权化的专制。改革符合政府和贵族等级的需要，却不符合广大民众的需要，俄国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和协调性遭到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18世纪的改革与其说是俄国军事技术和贵族生活方式的表面欧化，还不如说是俄国封建化进程的加速。“表面的进步并不能改变启蒙时代欧洲绝对主义的东欧样板的性质和地位。因为这些君主政体的基础结构，甚至在它们极其辉煌之时依然是古代和倒退的。”社会等级发展的不同步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社会局势的紧张。在国家经济迅猛发展之时，专制政府通过压制方法迫使不情愿的国民做出巨大牺牲，尤其是双重身份的贵族，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也对未来不抱任何期望，逃避自然成为摆脱此重担的必然方式。
三、社会出身、财产资格、特殊的社会心理--贵族军官退役的根本原因
国外史学界有关18世纪中期俄国贵族退役原因有多种观点。笔者认为И.B.法伊佐夫的观点更令人信服：长期繁重的军役造成俄国贵族经济地位和身体状况恶化。
彼得一世去世后，国家一度减轻了贵族服役的负担。但改革法令涉及的仅仅是贵族服役规则和秩序，从不考虑贵族休假问题。政府没有给服役贵族继续分配新土地，却依然要求服役贵族终身服役，这样，必然导致富有的上层贵族从农村涌向城市、首都，做官、领赏、消遣。相反，不太富有的贵族等级则从城市走向农村，逃避服役。
社会出身是官运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1762—1771年俄国退役贵族有7091人，除去476人的身份无法确定外，6615人中5992人属于世袭贵族，178人属于爵位贵族，623人属于非特权贵族。1722年《官秩表》颁布后的50年间，非特权贵族只占9.4%，而且他们大部分集中在行政机构。 财产资格作用贵族服役状况。18世纪20年代拥有20个农奴的地主占总数的59.5%，拥有21～100个农奴的地主占总数的31.8%，而大中地主占总数的8.7%。70年代拥有20个农奴的地主占总数的59%，拥有21～100个农奴的地主占总数的25%，而大中地主占总数的16%。换句话说，在50年内大中地主的人数增长了2倍，而拥有21～100个农奴的小地主缩减了6.8%。财产资格决定着贵族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文化程度又决定着贵族的社会地位和仕途前程。1775年，获得高等教育的官吏所占总数的比重为1.1%，获得中等教育的官吏所占总数的比重为18.3%，获得初级和家庭教育的官吏所占总数的比重为80.6%。
财产资格决定贵族服役的仕途。贵族军官的财产状况与官运成正比。贵族服役年限与财产资格呈逆向发展趋势。无农奴的转业军官服役期为26年，拥有1～10个农奴且自谋生路的退役贵族平均服役期为24.5年，拥有10～100个农奴的小贵族服役期为22.7年，拥有100～500个农奴的中等贵族服役期为19.7年，没有农奴的士官和尉官必须持续服役23～29.5年。
财产资格决定着贵族的服役年限和退役频率。1730—1750年几乎50%的贵族不能完成法定的25年服役期限，不同财产资格贵族的平均年龄和服役年限差别很大，45岁以前退役的贵族与其所拥有的农奴人数成正比，45岁以后退役的贵族与其所拥有的农奴人数成反比。财产资格决定着贵族的退役频率。财产资格越高，退役得越快，财产资格越低，退役得越慢。政府限制贵族以疾病为借口退役，但贵族却把休假作为争取自由服役的另一个凭据。贵族的财产资格越低，休假的期限越长，次数越多。18世纪初期，为了增加军龄，贵族开始让幼子在军队中服役，贵族子弟的军龄和军职大大高于同龄人。
劳动力的丧失成为大多数贵族退役时最为充分的理由和唯一的法学凭据。除了外伤和重创之外，俄国军人退役时患有多种疾病：肺病、败血症、肾病、消化不良、尿路感染、关节炎、心血管病、神经病、瘫痪、视听觉障碍、抑郁症等。1760年，俄国军队中广为传播的是肺结核和败血症。参加远征、战役、出差是贵族军官多次受外伤、重伤的原因，恶劣的军事服役条件是造成贵族患病的主要原因。可见，《自由诏书》的颁布并不是政府给予贵族的优厚待遇，而是势在必行。
特殊的社会心理导致部分中上层贵族提前退役。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军事贵族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农奴逃亡形成的广泛威胁迫使贵族形成了对沙皇政府普遍的向心力，双重社会角色造成贵族在服役问题上的矛盾心理，这种特殊的社会心理成为部分上层贵族提前退役的原因。
俄国社会转型时期上层贵族心理基本上处于一种复杂、矛盾、恐惧的状态。18世纪，贵族的意识基本上沿着官方爱国主义和个人服役仕途诱惑相互交织、自我毁灭的矛盾方向发展。恰达耶夫评价道：“有组织的政权把社会上所有的健康力量隔绝起来，不使他们参与积极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而国家官僚所关心的只是维持近况。……这种情形使有思想的人们或者陷入了狂热的、全面赞美现存体制的状态，或者相反，对现存体制进行自我诽谤和全盘否定。”1762—1771年，大约有7500人--主要是军人辞去了公职，另有近20%的退役军官改就文职，其余的人则回到各自领地，过起了田园生活。18世纪的俄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成为俄罗斯大地上的“漂泊者”或“多余的人”，在自我封闭的庄园世界内，在文学创作、绘画和音乐中寻求精神寄托。这正是18—19世纪俄国贵族文学艺术辉煌灿烂、人才辈出，以及俄国文学艺术苦难性、人性和宗教性的社会心理根源。
四、18世纪中期《自由诏书》颁布的必然性及其结果
退役军官人数多于文官且年龄日趋年轻化。退役浪潮开始于1762年，1764—1766年达到高潮，中经俄土战争，1770年再次上升。1762—1771年退役贵族总数为7496人，其中5902人为退役军官，636人为退休文官，87.9%的退役人员是军官。1750—1762年的十多年内几乎有6000人退役。据统计，1760年初期，俄国陆军人数为303529人，陆军军官为1万人；海军人数为17588人，海军军官为1320人。1762—1771年完全退役的军官为5413人，占总数的47.8%。18—20世纪初，俄国正规军的绝对数量在增加，但18世纪60年代以后，军队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却有所下降。军官的大量流失作用到俄国的军事力量。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贵族军官大都是没有任何作战指挥经验的新手，参战的士兵则是一些入伍不久，没有受到严格军事训练的新兵。
厌战情绪和服役期间家庭领地经济的衰落成为军官退役的主要原因。从贵族等级上讲，1762年取消义务服役后，小贵族的退役人数提高了2.4～3.5倍，相反，中等贵族军官退役人数平均每年只提高1.3倍，大贵族平均每年只有4～5人，退役频率最高的是拥有21～100个农奴的小贵族。从年龄上讲，1750年退役军官的平均服役年龄降低了8～10岁。取消义务服役后，绝大多数退役军官的年龄在25～45岁之间，无地退役贵族的平均年龄为36.8岁，最年轻的是26.8岁。从官职上讲，士官的人数最多，1750—1760年，从10.3%升至19.7%。75%的退役者是9～14品的尉官，3.9%的退役者是6～8品的校官，0.7%的退役者是1～5品的将官。1750—1760年，小贵族退役的比例从3%升至38%。
退休文官与退役军官比较：1762—1771年退休文官有636人，80.5%的退休文官有生活保障，他们与退役军官相比年龄偏大。《贵族特权与自由诏书》颁布前，36～55岁的退休文官占51%；1750年高于45岁的退休文官占74.4%，而在1762—1771年占56.3%；低于36岁的退休文官在《自由诏书》生效以前占4.5%，之后达20.7%，平均服役年龄为47.5岁。而70%的退役军官年龄为26～45岁。1750年文官服役的平均年限为34年；1762—1771年文官服役的平均年限为30.6年，服役25年者达64.2%；而1762—1771年军官服役平均年限为14.7年，服役25年者占11%。50%的退休文官因年老而退休；19.4%的退休文官利用职权，而退役军官占69.2%。1760年退休文官只占俄国总退役人数的0.7%。 军官转业到行政部门服役受限制及退役后生活无保障、流离失所。18世纪前半期，退役军官成为官僚机构补充空缺的主要来源。转业成为减轻贵族服役负担、保障生活的一种手段，关于中上层转业军官而言则是官运亨通的良机。1753—1755年，96.4%的中上层贵族军官在45岁前转为文官；40%的贫困贵族转为文官，他们的年龄差距在15～75岁之间，其中35～55岁的占55%，他们大多集中在行政机关。
18世纪中期，俄国行政机关干部的补充速度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的限度。退休文官的平均年龄和平均服役年限比退役军官大10岁，服役年限为34年，且75%的文官因年老体弱丧失工作能力而退休。而军官正好相反，大部分军官希望尽快退役，尤其是那些宦海无望者退役的愿望更加强烈。
贵族呈文明显地反映出他们继续服役的经济动机。大约51.4%的贵族借口是治病，大约31.6%的贵族无以为生，希望继续服役。贵族继续服役主要是经济原因所致：长期服役生涯使他们因土地荒芜、农奴逃亡而破产；或者经营无方，自然亏损；多子女；更多的是想回来治病以及保障最低的生活。
综上所述，18世纪俄国政府悖论性的改革引发了贵族退役浪潮。改革使贵族成为俄国社会的特权等级，贵族个人对沙皇政权的感恩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随着城市工商业者、僧侣有限特权的获得，农民一直是对抗政府的社会异己力量，贵族从未兴风作浪，职业性、永久性、无自主性的军事服役依然是贵族主要的价值取向。18世纪在社会危机面前沙皇政府和贵族同舟共济，紧密配合，始终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贵族普遍具有对沙皇专制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整体的社会变动，而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核心和最终目的。任何国家政治层面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过程，而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又取决于是否能正确处理个人、社会和国家这三者的关系。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影响下，长期的战争状态不仅为社会生活的军事化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而且有力地加强了18世纪的政治制度趋向君主绝对专制主义。“战争为改革规定了次序，明确了速度和措施。按照战争需要的次序，改革方法一个接一个相继出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18世纪改革并没有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仅仅是对西方国家军事技术的借用。但君主绝对主义毕竟是建立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平衡上的一种君主政权，是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过渡形式，而且“外部竞争能力最终取决于技术、组织和广义文化方面进行革新的能力，但军事模式的特点是命令和执行，而不是创造和革新。因此，军事模式终将使国家陷于落后”。所以，在改革中，“国家不鼓励社会主动性，而且俄国缺乏一个市民社会--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处于政府、家庭及个人之间的，人民可以自由地相互作用，并且建立它们自己独立的组织的社会环境”。现代化的趋势只是俄国政府的一厢情愿，旧传统和新生活方式之间始终存在着对抗，其结果，俄国社会中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沙皇政府是专制的，社会是分裂的，个人是被奴役的，社会因缺乏整体性而加深了对沙皇政府的依赖。
与西欧贵族相比较，由于社会、民族成分和地区的复杂性，俄国贵族体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开放性和一定的兼容机制。但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发展阶段，18世纪改革强化了国家对贵族的控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贵族体制的良性发展，加上复杂的民族性和地区性、贵族封赐制度的随意性和混乱性、土地继承制度的分散化，致使贵族人数庞杂且日益贫困化。俄国贵族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具有等级整体意识的社会共同体，贵族的特权极为有限，在立法上贵族仅能递交请愿书和发牢骚而已。充当乡间主人一直是贵族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由于对沙皇政府的依赖，贵族始终没有凝聚成为制约和抗衡王权的社会异己力量。退役破坏了贵族整体意识的形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18世纪改革创建的牢不可破的封建环境即使可以暂时打败1812年拿破仑的入侵，但江河日下的农奴制国家和四分五裂的贵族体制，最终无法抵挡英法资本主义强国的猛烈冲击，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就是俄国经济制度落后的验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贵族获得自由服役的特权标志着俄国等级制度的确立，贵族摆脱国家农奴制的奴役首先成为拥有特权的等级，俄国社会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出现局部松动，由此成为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先声。另一方面，贵族自由服役特权的获得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强化，农奴制的强化最终造成俄国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社会局势的动荡和革命的爆发。这是现代化后发国家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也是俄国历史复杂性和悖论性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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