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路选择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但在二十世纪20年代，关于没有任何现代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从对“走俄国人的路”的反思中开放出“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究中的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特指性概念，其内涵可以归纳为：“一个基本准则和三个基本要求”，这是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标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指示和自己的某种需要下先后发动了三次都以失败而告终的城市武装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境地，对自己经历的反思开出了指向未来道路的药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己经历的反思中开辟的。从革命道路上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实际上是对走俄国人的具体革命道路的“反叛”，从以城市为革命中心到以农村为革命中心的战略大转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国社会革命的主动权，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进而开辟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而这种革命道路的开辟是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的日益深入认识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关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关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这表明：（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程；（2）这个结合是一个逐渐的过程；（3）这个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其革命主体性的过程；（4）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从而中国革命也随之不断推进。总体上说，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则改变了这种被动地位，彰显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主体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大革命期间，或者更早的几年里，也许会存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和实践，但这种认识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出一种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尚存疑惑。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中提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强调主体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式运用。教条主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一定是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而这种被动地位是不利于在中国复杂的环境中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上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复实践斗争中找到的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第一，为了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工农红军不得不同敌军开展战争，在反复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他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那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所以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大力做军事运动。”这就表明中国革命道路不能像俄国那样主要是通过长期的合法斗争，而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特征。这实际上是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在井冈山，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形势需要，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反复实践中产生了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的内涵与概念，即中国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阵地的三位一体，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第三，毛泽东同志将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提升为理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作了大量调查探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对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井冈山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叮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与战略》等著名篇章，详细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指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之必然性。 三、“一个基本准则，三个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探讨，学界观点是百花齐放。笔者以为，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同志首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会议上提出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把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上升为规范性的命题。笔者梳理的毛泽东同志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过程如下：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对如何纠正这种本本主义，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在党的会议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1939年10月4日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和同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准则，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也就是说，中国化是一个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渐进过程。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重申了“相结合”的准则，并特别强调要完全地恰当地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摒弃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运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关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关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第一句话是在定性；第二句话是在阐释第一句中的“日益结合”的渐进过程。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究历程。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正式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语论文网站，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探讨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然而，我们队伍里还有部分同志“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应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措施，来具体地探讨中国的近况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略论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同时他们“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措施，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略论和综合的探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措施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探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实际上就是强调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 对于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讲的“立场、观点和措施”。笔者以为：立场，就是要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是李大钊讲过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强调的，“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里的无产阶级宇宙观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既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措施”，二者实质上是同义。措施，就是毛泽东同志常讲的世界观和措施论。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同志在阐述了我们党的理论水平较之中国革命实践落后的情况时指出：“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这实际上是说要把革命实践经验提升为理论。在谈到什么是理论家时，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作品，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探讨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我们所需要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措施，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而要作这种理论家，“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措施，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对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运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略论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那种只能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的是不能算作理论家的。在讲到理论联系实际时，毛泽东同志用了一个比喻进行解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综合起来看，毛泽东同志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运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这才是目的。同时，在1941年9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时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实际上是在要求将中国的革命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探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面临的新境遇，给出了时代性的解答。如，他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起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和我们“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究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毛泽东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因此，“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关于党的基本准则，毛泽东同志认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准则。”1970年他又将此准则提升为党的基本准则：“关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准则。” 纵观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阐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可以归纳为：“一个基本准则和三个基本要求”。“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三个基本要求”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以及表达方式的民族化和大众性。这一内涵的基本特征是：（一）毛泽东同志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他反复地强调要有目的的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其探讨成果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中。这叫“有的放矢”。同时，在运用时还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总是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连在一起谈论，并把其归纳为：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三）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的道路。独立自主是针对国际环境的。毛泽东同志阐述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以及1956年之后对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探究等，都体现了要走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独立自主思想。（四）时代化特征。毛泽东同志根据变化了的世情和国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进行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阐发，提出了第一次结合和第二次结合的命题。（五）斗争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取得胜利的。这主要是政治路线之争。（六）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路线。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和《矛盾论》里详细地阐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历程中应贯彻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的认识论路线。 2017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中国革命史，首先要注重学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措施剖析中国社会的特点，探讨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们善于把党和人民取得的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发展理论的创新精神；学习他们善于应用民族语言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回答和阐明中国革命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理论措施。”这实际上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学界是百家争鸣。但都认为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探讨措施，并将逻辑起点等同于历史起点。其推论是：历史是实践的，逻辑是理论的；逻辑起点即是理论起点，历史起点即是实践起点；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张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之观点就是如此。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观点是指历史存在的第一性和逻辑思维的第二性，历史是逻辑的客观来源和依据，逻辑要以历史为原型和原则。历史逻辑意在阐释“历史应该如此发生”，而历史事实意在描述已发生的历史事件；从历史逻辑中难以准确导出历史事实，但从历史事实中可以导出历史逻辑。张教授将二者混淆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就是其逻辑起点，其标准是：（1）“谁来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2）“化什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对象；（3）“为什么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4）“怎么样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5）“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国家、社会需要程度。同时他还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真正开始了。”先不看其标准如何，需要追问的是，根据上述第4点推论：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就意味着现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仅是说有中国化观念的话，那么在五四运动时就已经有这种观念了。如果认为只要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就可以中国化的话，那么还要“与国情相结合”何用？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没有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我们认为，俄语论文题目，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只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组织条件，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实现了。况且，这些知识分子未必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了解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特指性概念，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上述“一个基本准则和三个基本要求”来具体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只是意味着一个在信仰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部分主体力量的组成，并不意味着这些知识分子能够按照中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是一般性的措施而是特指按照中国特点“相结合”，是以实践为基点的，不是观念性的产物。所以，仅从相结合的主体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经不住推敲的。根据历史事实及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但真正“走自己的路”始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探究。 另有，就算张文的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仍缺乏李大钊意义上的“工具”，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按照张文的表达应该是“用什么来化”。这可不是一般性的“工具”，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深入认识。也就是说，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缺乏深入的探讨，也还是不能中国化的。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建立在“三个探讨”之上，是有深刻道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指性不仅是指其要有主体、客体、措施、目的、条件和工具，更是指对这些要素要有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张远新,张正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新探[J].马克思主义探讨,2017（6）.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商务印书馆,1996.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2] 吴冷西.《忆毛泽东》[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13]《毛泽东作品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毛泽东文选》第8[M]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周 楠（1980-），女，，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