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讨论傅立叶主义,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就被送上了断头台。后来皇上开恩免于一死,被流放西伯利亚。出狱后至死都处于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经常被警察局长私拆、扣留。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他的书信特别中规中矩,说教时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187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前恐惧地自毁手稿,怕的就是被搜去。当时《群魔》已开始分期,由于其中反对革命的立场,他成为左派的众矢之的,但第三厅还是不信任他,在通过国境时的确受到了严密的检查。其实他们把他的手稿搜去后也不一定看得懂,因为草稿是写在各种不同的小纸片上,字迹东歪西倒,难以辨认,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用别人无法识别的标记注明。作家向妻子口授这些只有自己才能识别的文稿。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政治犯,直到1872年他才能以自己的名字办《公民》杂志,而1873年6月书报检查委员会就对他提出控诉,法院判决实行罚款,并将他关进军队禁闭室。在临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担心他的《作家日记》会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如此看来,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自己的名义诸如伊凡和拉斯科尔尼科夫之反宗教反人民的狂言,或者还始终忠实于年轻时幼稚的革命措施,无疑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审慎的,在斯麦尔佳科夫唱的一首歌中,用“美妙的冠冕”代替了“皇帝的冠冕”。他还听从一个朋友的建议把宗教大法官的叙事刻意安排成针对罗马天主教的神权政治,而不是一般地针对基督教而言的,好像更是与东正教没有关系。伊凡把故事发生的时间说成是十六世纪,地点是西班牙;伊凡与阿辽沙都认为宗教大法官会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这些也许不过是掩人耳目。书信、小说、政论文章都必须在书报检查利度下生存,从这一点出发也许可以理解作家以自己名义所说的话不同于小说中虚构人物的狂言,比如说临终前《对于普希金的演讲》与《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大法官的言论在表面上存在很大异同。甚至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一书中,表里都不如一。 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顾及与民众的关系。虽然他笔下的主人公把民众看成是肥料或者是畜生,但是,他决不会以自己的名义这样做。在普希金纪念日的演讲中极尽吹捧人民之能事,搞得一团和气。当然,他这样做还有其它更复杂的目的,在此不论。演讲淹没在民众“没完没了的鼓掌声和不断的高呼‘好哇’、‘乌拉’声中,淹没在刀子、叉子、茶杯、酒杯的碰撞声和吧嗒吧嗒的接吻声中”。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宣布“世界大团结”的时候,人民仿佛“丧失了理智一般”。他们感动得发誓做最好的人,今后不再互相仇视,高呼:“您是我们的圣人,您是我们的先知!”一个青年大学生泪流满面,突然歇斯底里发作而昏倒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一百多个妇女簇拥着给他戴上了直径有两俄尺桂冠,“感谢您为俄国妇女说了许多好话!”其他的作家都不好意思再上台演讲,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演说”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在1878年4月18日给几位大学生的信中,他友好地告诫4月3日被“卖国的”民众毒打的莫斯科的大学生们不要在没有深入了解国情的情况下就急于用外国的某种主义教训自己的祖国。要知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在全世界”的民众都是喜欢暴力的。“法国革命时人民在行刑的断头台前高兴得大喊大叫,甚至大跳其舞。”如果“庄稼汉”受到了侮辱,你们又要遭毒打。人民已经注意到了你们这些“大学生”,最好不要再把人民说成是“群氓”了。农民和东正教是我们的根基,一定要“爱人民之所爱,尊人民之所尊”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背上“毒害青年”的罪名,常常这样对青年说:“请不要那么恶毒和残酷!请不要匆匆忙忙地依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公民的生活,……不要对人们冲动;请努力变得更善良、挚爱、宽容和同情,信仰上帝和基督;向他忏悔,爱他。如果人们善良、友好和充满恻隐之心,那么公民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宽松,公民生活的不公和困难就会在个人温情的影响下得到缓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不知道公民道德与真理不是一回事,他是在告诫他的崇拜者们不要在时机未成熟时就用年轻人的疯狂头脑想出的真理去打乱公民的生活。要发动群众,首先要把对群众的蔑视先隐藏起来。 在1897年5月17日写给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担心《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核心篇章《赞成与反对》不能;在1879年5月10日至尼・阿・柳比莫夫和9月13日致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三保证要反驳伊凡的天神论:“提心吊胆,诚惶诚恐,把自己的这项任务(粉碎无政府主义)视为公民的业绩……”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对《赞成与反对》特别担心?因为其中的第三至五章有悖于东正教当局的主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章采取了对话体形式,伊凡与阿辽沙在小酒馆里的对话又引出伊凡所对话中的大法官与耶稣的对话。(虽然耶稣一言未发,大法官的言论同于独白。但也采取的是对话形式。)在这些反宗教思想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说话,而是通过伊凡的大法官说出了反宗教反人民的言论。而且,只有把这些反宗教反人民的人物写成是“俄国历史上一贯脱离社会基础,高距人民之上的反面人物”、“小少爷”,并予以教育,使之回心转意,才能确保政治上正确,这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信誓旦旦要完成的“公民的业绩”。要知道,关于公开发行刊物《俄国导报》的编辑(柳比莫夫)和未来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作家再三保证要同无神论战斗在政治上是完全有必要的。最简单的理由是,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声明写伊凡的无神论仅是为了树立供正面力量批驳的靶子(供批判用),又因为是连载,后面的批驳编辑还看不到,那么谁也没有胆量在自己的报纸上伊凡的狂言。 马克思主义者卢纳察尔斯基与象征主义者梅烈日柯夫斯基属于彼此敌对的派别,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的主题是革命、革命的世俗乐园与宗教的问题。用革命还是宗教来解决世间恶的问题一生都在困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思想家也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掩藏在表面说教下的革命主张。革命家卢纳察尔斯基敏感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宗教歌曲的华丽庄严去表演各式各样的花腔,即使是流放西伯利亚,苦役的纪律,也遏制不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革命的春天的声音。他在内心杀害了唯物主义,埋葬了它,他把大块大块的石头堆在它的坟墓上。然而这些石头下面并不是一具死尸。有一颗心在扑通扑通地跳跃,不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宁。为了逃避专制政府的迫害,作家不得不做一些复杂细微的动作,用迁就阴暗现实的办法来搞革命。宗教思想家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很像以同不道德作斗争为借口而描绘着诱人的有趣图画的那些说教的言论;在同恶作斗争时他帮助恶人提出了即使是恶人自己从来都不敢奢望为其辩护的理由。罗赞诺夫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放弃了年轻时代的自由抗争,疲劳和悲伤替代了以前的信心,心力交瘁不能再个体地自由地追随基督。自由、真理已经成了负担和累赘,有一种呼唤,这是关于“可怜的叛逆者而言的某种幸福,某种休息……”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的命运的彻底安排。一个声音高喊着:“顺从吧,高傲的人;工作吧,游手好闲的人。”上帝的“不成功的试验品”只能把肉体的需要,安全、家庭和体面放在首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躲藏在年轻时以用生死宣战的敌人的火堆旁取暖。来吧,甜蜜的痛苦;来吧,甜蜜的死亡。伊凡的魔鬼愿意化身为一个七普特重的肥胖的商人,并且相信他所相信的一切。恐怕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心的“乡土派”和斯拉夫派的全世界人民大团结恐怕也是一种“七普特女商人吧。” 宗教与革命的立场,最好地体现在阿辽沙与伊凡身上。所以搞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二者之间的倾向,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要完成这个任务相当困难,不仅因为两者在作家身上真诚而痛苦的冲突,也因为政治环境不允许显白地表达。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蛛丝马迹可循。作者可以通过人物力量的对比和思想交锋的胜负来暗示自己的倾向。 表面看来,以佐西玛长老和阿辽沙为代表的正面力量似乎战胜了以伊凡、斯麦尔佳科夫、拉基金、柯里亚・克拉索特金为代表的反面力量。伊凡因为不能承担基督教与无神论的冲突以及教唆斯麦尔佳科夫弑父的罪过而发了疯,且力排众议上法庭认罪,知其不可而为之;在自首之前他还大发善心救了一个喝醉了的农民。这些似乎都映证了佐西玛长老对伊凡的预言,即使不能作肯定解决,那么也不会做否定解决,心灵的痛苦就在这里。斯麦尔佳科夫虽然没有悔罪,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拉基金在法庭上名誉扫地。他的弟子,小无神论者柯里亚也被阿辽沙有所感化。在与拉基金争夺这个少年的斗争中,看起来是阿辽沙取得了胜利。在《尾声》中他与孩子们一起面向未来。但是通过细节略论,就会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图也许并不是这样。也许他远没有那么仇恨革命。 阿辽沙深受伊凡的作用,作用的后果暂时还没有显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透露过阿辽沙会成为一个革命者。小说没有写完作家就去世了。佐西玛长老与伊凡最尖锐的较量并不是发生在修道院的唯一一次交锋,他们是通过霍赫拉柯娃决出胜负的。这个小市民信奉“奇迹”不成就信“现实主义”, 完全是宗教大法官嘲弄的愚民典型。如果我们再联系长老对她的谆谆教诲,就知道是白费心了。人们都是喜欢奇迹的,阿辽沙、佩西和约西夫神父也未能免俗。这就印证了大法官的话:与其说人们信的是基督,不如说信的是奇迹。被流放的米卡与伊凡在《叛逆》中讲述的里查命运酷似,在此伊凡与作家的义愤就重合了。伊凡在法庭上发了脑炎,作家马上安排律师费丘科维奇来代替伊凡,他不仅论证米卡杀父是应当的,而且也等于为真正的杀父凶手斯麦尔佳科夫进行了辩护。如果把律师与伊凡的《叛逆》连起来看,不禁会问:既然混帐父亲该杀,那么上帝犯了错误,该不该反?俄罗斯和沙皇呢? 参考文献: [1]巴赫金, 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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