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现代化先后经历了自由主义模式和保守主义模式。1861年改革开启的自由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在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矛盾。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革命激进主义，最终以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达到顶点，并成为俄国现代化模式转换的直接诱因。沙皇政权由此终结了以自由主义改革为先导的现代化，开始走上保守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关 键 词 俄国现代化 模式 转换
作 者 姚海，中国苏联东欧史探讨会会长，苏州科技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兼职探讨员。（江苏苏州 215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俄国革命激进主义探讨”（10BSS01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11&ZD134）子课题“1856―1917年的俄国”
俄国现代化的自由主义模式
俄国现代化自由主义模式的实质是以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为先导，解决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推进社会的现代化转型。19世纪60～70年代，沙皇政权实行了涉及经济社会、地方自治、司法制度、财政税收、军队建设、国民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方面的大改革，俄国的现代化进入加速阶段。
苏联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沙皇政权的大改革是反人民的、不公正的、不彻底的，改革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危机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虽然这种观点至今仍有流传，但它忽略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实，而且预先断定只有革命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大改革作为俄国现代化自由主义模式的基本形式，其结果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大改革给了千百万农民自由，为市场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法治国家建设和公民社会基本要素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大改革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传统社会受到强烈冲击，改革不能使所有人都能够平均获益，还使部分群体利益受损，新的不公造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成长和发展中的问题，也并不必然地导致20世纪初期的革命，而只是为革命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只有在军事失利、战时困难以及反对派和君主制度争夺政权的特殊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才成为现实。[1]事实上，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应该说，在19世纪中期俄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关键时期，沙皇政权执行了相对独立的政策，它既没有唯保守贵族的要求是从，也没有听任革命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是在竭力维持秩序的同时，坚持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政府不顾贵族中的反对情绪而决定废除农奴制度，其首要目的是为了巩固俄罗斯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恢复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失去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国际作用。但亚历山大二世和国家领导集团中的自由派官僚希望适应时代要求、改善俄国人民处境的志向，也是实行改革的动因之一。毕竟，改革最直接的任务，就是使农民获得人身自由，也正因为改革具有这种性质，在1858年12月俄国政府提出新的改革方案后，关注俄国事态的马克思立即评论说：“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么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2]
从当时的革命者到后来的探讨者，否定改革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它维护地主利益而不能从农民利益出发解决问题。但是，要求改革不仅剥夺贵族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权，而且剥夺其生存的经济基础――土地所有权，这已根本不是改革，而是翻天覆地的革命。正如近年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现在特别容易地想象和议论，说如果改革是另一种样子，国家将会怎样怎样。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实际没有发生的情况，那么无可争议，俄罗斯将淹没在血泊之中。”[3]
改革无疑是具有妥协性的。“最高政权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各阶层的利益，以显示专制制度是全民族的、超阶层的力量。”[4]在改革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贵族地主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平衡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如果考虑到改革准备阶段“大部分省的贵族委员会不同意交出土地，后来实行的改革几乎就是最理想的妥协”[5]。正因为改革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俄国得以在没有发生剧烈动荡和灾难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本转变。
大改革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事件。列宁指出：“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整个结构的改变，那就必须承认，俄语论文范文，这种改变是在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对这‘一步’的大小和快慢可以展开争论，但是，这一步的方向却是这样明确，并且被后来发生的全部事件说明得这样清楚，对它未必能有不同的意见。”[6]
事实上，自1880年开始，政府已在考虑进一步政治改革的问题。内务大臣洛里斯・麦利科夫在1881年1月28日向亚历山大二世呈递报告，提出了改革国家管理的方案，其要点是：成立由地方和城市自治机关、贵族以及政府的代表组成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作为临时性的立法准备机构，就省级管理改革、地方和城市自治条例修订、取消农民临时义务、税收改革、身份证制度改革等问题拟订法学草案；法学草案提交总委员会审议，总委员会由皇帝任命的官员领导，由每省产生两名代表组成；经总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法学草案最后应由国务会议审议，国务会议增补15名社会代表。[7]
洛里斯・麦利科夫方案虽然简单，并且强调准备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仅具有立法咨询性质，但它事实上引入了人民代表制的准则。麦利科夫试图通过让地方代表参加立法活动的方式调整专制统治，使地方精英能够参与政治，从而奠定新的政治生活的基础。1881年2月5日，亚历山大二世对此方案表示完全赞同，他很清楚这一改革的后果。3月1日早上他在改革方案上签字后，对在场的两个儿子说：“我同意这个报告，我不讳言我们这是在走向宪制。”[8] 革命激进主义的发展
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文件上签字之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在彼得堡的大街上被民意党人刺杀，这一事件标志着革命激进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顶点。
激进革命知识分子对1861年的改革深感失望。农村的骚动使他们以为以农民革命推翻现存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否定改革，呼吁农民以暴力夺取所有地主土地并平均分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862年5月出现的名为《青年俄罗斯》的宣言，它号召“拿起斧头”，直逼冬宫，消灭罗曼诺夫皇族，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并宣称为此他们准备比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加倍流血。[9]
但是，激进革命者对俄国的改造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社会和政治理想缺乏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无论是发动一场推翻旧制度的农民革命，还是建立想象中的村社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和社会乌托邦。列宁明确指出：“为数极少的革命家”的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10]
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在通常条件下绝无可能实现，激进革命者寄希望于非常手段。早在1866年，革命恐怖主义就已初露锋芒，卡拉科佐夫刺杀沙皇未遂。1870年代初“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一些民粹派革命家转向革命恐怖主义。他们认定，暗杀高官显贵乃至沙皇，有助于揭露现存制度的黑暗并最终摧毁它。1879年，以此为直接目标的革命恐怖主义组织民意党成立。尽管民意党核心成员不过30来人，但它组织了一系列成功的暗杀活动，其中包括在彼得堡市中心大街上刺杀俄国最高安保机关第三厅首脑梅津佐夫将军，并最终刺杀了沙皇。
为什么在俄国政权进行空前广泛深刻的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革命恐怖活动大行其道？这是俄国史探讨中需要关注和解释的一个重要问题。俄国革命激进主义是俄国现代化过程的产物。18世纪后期以来，一些俄国贵族最先受到来自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激进主义，主张用革命和暴力手段改造俄国，成为俄国最早的激进知识分子。
19世纪，一个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为俄国革命激进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社会基础。等级特权的逐渐淡化和大学教育的发展给贵族以外等级的子弟提供了机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迅速增加，其中相当大部分出自于神职人员、商人、市民、农民、小官吏家庭，还有不少是退役军人或军人子弟。例如，著名的激进知识分子别林斯基出身于海军军医家庭，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都来自于神职人员家庭。
这个新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既反映了知识分子社会来源的多样化及其人数的增加，也意味着社会激进情绪的增长。新一代知识分子脱离了自己原先所属的那个社会等级，也不属于任何其他等级，存在于社会的边缘。他们需要依靠自己的劳动――通常是脑力劳动――挣得生存必需的收入，生活比较清贫，这种情况使他们同社会底层受压迫阶层比较接近。而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又有较高的文化需求，因此他们特别关心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具有强烈的参与社会改造的欲望，习惯于从否定的角度、以极端的态度看待社会现实。别尔嘉耶夫曾指出，这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青睐、其思想体系的非资产阶级性，在某种程度上原因就在于此。[11]
俄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尖锐矛盾， 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1861年开始的大改革加快了俄国社会的变迁，对传统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带来一系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尤其是农民改革后农村中出现的动荡，为激进革命派别的发展和革命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
大改革引起的社会变化也激发了社会要求有更多更大改变的希望。已有的改变远远不能令激进知识分子满意，俄国的现实与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相距甚远，他们因此而反对有限的改革，批判现存的一切。在这一背景下，1860年代初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兴起了引起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虚无主义运动。沉浸于虚无主义的青年表达和发泄否定一切的情绪，并很快把兴趣转向社会政治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倾向于用暴力革命和恐怖手段推翻现存秩序。俄国东正教分裂教派的传统、法国革命思想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俄国革命激进主义的精神根源。激进革命知识分子以分裂教派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理解和接受了法国革命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赋予这些思想以最极端的形式，教条主义地对待它们，并且充满为此献身的精神。[12]
大改革年代革命知识分子激进化和极端化的原因，还可以从俄国现存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虽然大改革的深度和力度空前，俄语论文范文，涉及到了基本结构和制度，但当时俄国政治现实中还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为不同意见提供表达的机会，俄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只能通过非法的反体制活动来争取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激进革命者以极端手段来表明自己的存在，而当沙皇政权认真考虑设立相应机构吸收社会代表参加立法过程并准备实施的时候，革命恐怖主义也发展到了顶点，并以刺杀沙皇中断了政府的改革日程。
1881年3月1日以前，沙皇政权对革命者采取了一系列打压和惩罚方法，但对恐怖活动频发的局面不能有效控制，在一段时间里，政权关于人数很少的激进革命者的能量也估计不足。此外，受大改革造成的社会氛围作用，政权在处理革命恐怖案件时进退失据，最突出的例子是1878年对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里奇行刺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案的审判。这个案件交给有陪审团和辩护律师的普通法庭公开审理，法官明确拒绝了政府官员作用案件审判的尝试，法庭最后宣判查苏里奇无罪，当庭释放。审判结果直接引发了新一轮恐怖活动的浪潮。
应该说，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反映了俄国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历史性努力。在俄国社会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之时，他们既表达了对旧的制度否定，也表达了对新的资本主义方式的抵制，代表了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客观上也是推动政权继续进行改革的力量之一。 但俄国革命激进主义总体上是“一个悲剧性的现象”[13]。在沙皇政权已经采取实际步骤进行根本改革的时候，激进革命知识分子不仅拒绝参与改革过程，而且采取极端手段反对改革，这一立场实际上使他们不能摆脱“多余人”的悲剧命运：既不被政权容忍，也不被人民接受。他们的恐怖活动是造成改革进程逆转、出现政治停滞以至倒退的主要诱因。当代俄国著名历史哲学家阿希叶泽尔指出，激进的革命者实际上同俄国农民运动一样，受到俄国历史惯性的作用，起着“破坏性历史变动的推动者”[14]的影响。
走上保守主义现代化道路
3月1日事件不仅是改革者的悲剧，也不仅是革命恐怖主义者的悲剧，更是俄罗斯的悲剧。推进自由主义改革的沙皇之死，换来的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停滞乃至倒退的时期。
刺杀沙皇事件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围绕要不要继续改革问题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发展模式和道路的选择。内务大臣洛里斯・麦利科夫、军事大臣米留金、财政大臣阿巴扎等自由派官僚主张继续推进实施亚历山大二世已经签署的政改方案，而以波别多诺斯采夫为首的保守派竭力反对采取这一步骤，劝说亚历山大三世坚决捍卫专制制度、拒绝任何限制最高政权的尝试。
刺杀沙皇事件给保守派反对继续改革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波别多诺斯采夫强调，他反对吸收社会代表参加立法活动不是因为敌视国家制度的任何改变，而是因为清楚意识到目前俄国政治形势还未到实行这些改变的时候。他劝说亚历山大三世，现在应该考虑的不是设置新的机构，而是恢复国家秩序，巩固法制，安定社会情绪。[15]
在俄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后启动国家，最高政权是现代化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也是现代化模式选择问题上的决定性因素。1881年3月16日，洛里斯・麦利科夫与米留金讨论了形势并且确认，他们没有选择，只能等待沙皇决定走哪条道路。在亚历山大三世动摇之际，波别多诺斯采夫多次要求沙皇否决拟议中的改革，并为他起草了一份宣言，其核心是现存国家制度不可动摇。4月28日，亚历山大三世最终决定批准这个宣言，其中宣称：“我坚信专制政权的力量和正确，我将为了人民的福祉巩固它，捍卫它免受任何破坏。”[16]在此之后，自由派大臣辞职，政治改革流产，这也标志着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现代化的自由主义模式的终结，保守主义现代化时期的开始。
关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苏联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全面反动的时期。近年则有学者认为，这是俄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达到了俄国“光荣和强大的顶峰”，亚历山大三世是“伟大的皇帝”、“人民君主”，他的统治是“为了普通人的福祉”。[17]
这两种意见实际上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都只是强调了政治或经济的某一方面。以现代化的理论和措施审视探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可以认为这一时期俄国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只是相关于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现代化的自由主义模式而言，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是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模式，即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改革发展并存。一方面，政权强调传统的价值观，在政治上实行收缩，停止改革甚至倒退，对激进革命组织及其活动保持高压态势，1881年8月颁布的“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条例”，使俄国直至1917年2月一直处于紧急状态的边缘。另一方面，政权实行经济改革，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大量引进外资，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实行货币金本位制，实施大规模铁路建设，有力推动了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俄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高涨”，加快了俄国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模式在短时期内的成效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但不平衡的发展最终将会引发巨大问题。“工业高涨”不仅改变了经济结构，也改变了社会结构，从而对政治结构造成压力。而专制主义政治结构的僵化必然地导致了政权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冲突。俄国进入了充满危机的深入现代化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政权丧失了主动改革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1905年革命。革命本身并不是解决矛盾的建设性途径，但革命迫使政权做出重大让步，进行根本改革。斯托雷平“先安定、后改革”的方针，把俄国引上和平革新道路。列宁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能成功的，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但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身亡，沉重打击了俄国走和平革新道路的努力。
1911年俄国开始新一轮的工业高速增长，但经济发展伴随着政局不稳，成长起来的俄国资产阶级与沙皇政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激化了战前就已表面化的矛盾，俄国遭受军事失败更使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丧失，而沙皇政权继续顽固地拒绝改革，革命再次成为开辟新道路的方式。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现代化的两种模式及其转换，反映了俄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踯躅徘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革命激进主义三大思潮的碰撞折冲，左右了俄国现代化进程。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以大改革为形式的自由主义模式是社会代价最小的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它以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方式，开辟了通过妥协解决矛盾、实现进步和发展的有效途径；革命激进主义的乌托邦纲领和恐怖手段不能解决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问题，事实上迟滞了俄国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模式短期内具有经济成效，但长期而言必然引起政权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发展。
参考文献：
[1]米罗诺夫，张广翔、许金秋、钟建平译. 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探讨（1700―1917年）.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16.
[3]Спивак Д. Л.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 и его отмен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СПб.，2017.C. 60. [4]Арсланов Р. А.，Мосейкина М. Н.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http：//www. humanities. edu. ru/ db/ msg/1249.
[5]Кавторин В.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 и его отмена：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СПб.，2017. C. 73.
[6][10]列宁全集（第2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67-168、175-176..
[7]Всеподданейший доклад министр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генерала-адъютанта графа М.Т.Лорис-Меликова//ГА РФ. Ф. 543. Оп.1. Д. 196. Л. 2-20
[8]Дневник Д.А. Милютина，т. 4， 1881-1882. М.，1950，с. 61-62.
[9]Молодая Россия//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Е.Л.Рудницкой. М.1997.С. 142-149.
[11]米格拉尼扬，徐葵、张达楠等译. 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4.
[12]姚海. 俄国东正教危机与社会思想激进化.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9（6）.
[13]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Е.Л.Рудницкой. М.1997.С. 11.
[14]Ахиезер A.С. Россия：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M.，T.1.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7.C. 253.
[15]Томсинов В. А.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в 60-е-начале 8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М.，2017.c.196.
[16]Томсинов В. А.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в 60-е-начале 8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М.，2017.c.198.
[17]Михайлов О. Н. Забытый император. М.，1996，стр. 416，418-419；Боханов А. Н. 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III. М.，1998， стр. 280，291，425， 471.
编辑 阮 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