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世纪俄国文学的探讨者把普希金到契诃夫这一段时期称为“黄金时代”，因为这一时期的俄国社会诞生了一批具有世界作用力、并且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伟大作家。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几位有代表性的主流作家，他们的著作所表达的思想各具特色，但从更深层次看，他们的文化品格在本质上有着共同之处，体现在著作中则是圣母式的女性形象、深厚的东正教文化传统、以及甘愿承受苦难的俄罗斯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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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19世纪 俄罗斯 主流作家 文化品格
18世纪以前，俄罗斯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然而到了19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逐渐激化，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集中发生，一点一点改变着俄国社会的面貌：1812年反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逐渐凝聚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为俄国送来了启蒙思想，推动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使得俄国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些民主化的气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唤醒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激发起他们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从而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作用。
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几位有代表性的主流作家。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著作所表达的思想有所不同且各具特色;但从更深层次看，他们的文化品格在本质上有着共同之处，在文学著作中可主要概括为圣母式的女性形象、深厚的东正教文化传统、以及甘愿承受苦难的俄罗斯民族特性。
一.圣母式的女性形象
19世纪俄国主流作家的著作中经常会出现带有“圣母特征”的正面女主人公形象。[1]她们往往高尚而纯洁，愿意为自己心中的道德或是理想牺牲自由，甚至自己的生命。
普希金作为“俄罗斯的初恋”，第一次将众多颇具个性的美丽女性形象带进了文坛，而在他之前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形象多为男性的附庸和陪衬。[2]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塑造了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达吉雅娜。这个来自外省乡间的姑娘忧郁腼腆，俄语毕业论文，喜爱沉思和阅读，热爱俄国的自然风景和民间故事，厌恶上流社会空虚的生活。她对奥涅金一见钟情，像一个可爱的儿童一样真诚地献身于爱情，但轻薄浮躁的奥涅金辜负了这个少女纯洁的感情。结婚后两年，达吉雅娜无意中在社交聚会中邂逅了曾经深爱过的奥涅金，此时的奥涅金完全被她迷住了，想重新追求她。尽管心中昔日的感情开始复苏，达吉雅娜还是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始终坚守自己的独立个性、道德准则和责任感，劝奥涅金不要“沦为卑微感情的奴隶”，而自己会始终忠于现在的丈夫。
达吉雅娜的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俄罗斯女性的典型代表，因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忍耐、贞洁和宽容这些道德品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的作用之下，同样塑造出了感人至深的圣母式女性形象，《罪与罚》里的索尼娅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的父亲是个潦倒的小官员，酗酒成瘾，继母又得了肺结核，年幼的孩子饥寒交迫，无处容身。由此可知，供养家庭的重任就落在了索菲娅的肩上。可是无论她如何努力工作，一家人还是入不敷出。为了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即使是身处这样卑贱的地位，她没有堕落，也没有疯狂，依然保持着虔诚的信仰和纯洁的精神，以柔弱之躯坚强地承受着命运带来的巨大苦难。正是这种美丽的精神征服了骄傲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他早已干涩的眼睛里又有了泪水，他不无痛苦地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凡人”，他只有通过承受苦难、不断忏悔才能获得精神解放，才能复活。
二.深厚的东正教文化传统
俄罗斯人崇敬生养了耶稣的圣母玛利亚，圣母式的女性形象正是来源于这种宗教信仰。俄罗斯有着深厚的东正教文化传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19世纪俄国主流作家的著作中。
托尔斯泰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个动人的情节：安德烈公爵在战场上受重伤之后，被抬进医疗急救的帐篷里。在进行治疗时，他惊讶地发现躺在他旁边悲伤呜咽的士兵竟是他厌恶的阿纳托里。此刻，他不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不由自主地流下了同情和爱的眼泪。他深深地感受到同情、博爱、恋爱和对敌人的爱就是上帝在世界上宣扬的爱，就是玛利亚教给他的爱。过去他一直不理解这种爱，而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开始懂得爱惜生命。[3]1169后来安德烈公爵病情逐渐加重，唯一支撑着他的竟是向医护人员要来的福音书，因为他从这本书里感受到了一种无法从人身上夺走的、超越物质力量和物质作用的、爱的幸福。这种爱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缘故而产生的爱，而是他在临死前第一次体验到的爱，那种面对敌人也能产生的爱。他第一次想要“爱他人，爱仇敌，爱一切，爱无处不在的上帝”，因为“爱一个亲爱的人可以用人间的爱，但爱仇敌只能用上帝的爱。因此，当我觉得爱那个人的时候，我体验到了极大的欢乐。”[3]1319
作为托尔斯泰笔下典型的贵族形象之一，安德烈公爵在面临死神威胁时，从承载基督教教义的福音书中汲取力量，懂得了“上帝的爱”，不再怨恨自己的仇敌。从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对于基督教“爱”的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写到了俄罗斯人对基督、对上帝的信仰，不同的是作家把目光集中在了平凡的劳苦大众身上。他在小说《白痴》中写到了一个年轻母亲，一个普通的农妇，在看到自己怀抱中的婴儿第一次对她微笑时，她突然“虔诚至极地划了个十字”，认为这种母亲的喜悦就像“上帝每一次从天上看到一个罪人用整个心灵向他祈祷的时候”。这样的景象使梅西金公爵感到震撼，俄语论文范文，因为在这个思想里“一下子就表达出了基督教的全部本质，即对于上帝是我们的亲生父亲以及上帝欢喜人就像父亲欢喜自己的亲生孩子的全部观念”，是深刻、细腻、真正的宗教思想。[4]即使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妇，也从心底能感受到自愿的爱，意识到母亲的爱和上帝的爱有着某种共同之处，这种普通民众所拥有的敏锐的直觉正是源于俄罗斯深厚的东正教文化传统。 三.俄罗斯民族特性――甘愿承受苦难
身处深刻变动的19世纪俄国社会，作家们的命运之路充满着曲折与艰难。他们之中有的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一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有的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从事繁重的苦役;有的甚至被教会开除教籍……即便如此，他们依旧用深情的笔触描写这片广袤而厚重的土地上的人和事，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崇高亦或卑微。
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虽然出身贵族，但他的命运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中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担任译员工作，参加了与十二月党人有联系的文学团体，并创作了《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反对农奴制、讴歌自由的诗歌。正是这些诗歌引起了沙皇的不安，因此二十岁的普希金被外派到南俄任职。事实上，这是一次变相的流放，他受到严格的监管，不能自由行动。二十四岁时，普希金与南方总督产生了矛盾，沙皇因此解除了他的公职，并且再次把他流放到了北方。诗人被囚禁在偏僻的庄园，受到当地教会和官员的双重监视。但即使身处这样不自由的环境之中，普希金依然没有改变他热爱自由的理想和信念，不向沙皇屈服。在十二月党人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严酷镇压之后，此时还被囚禁在流放地的诗人悲愤不已。他用诗歌为惨遭镇压的十二月党人呐喊助威，冒着危险写了《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诗作，向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的起义者们送去自己的友谊与敬意。正像诗里写的那样，普希金坚信思想的崇高志向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爱情、友谊和自由最终会来到身旁。
普希金的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则更为坎坷，他终生受到贫穷和疾病的困扰。年轻时他参加了以彼得拉舍夫斯基为首的激进革命青年小组，不幸的是因为在该小组的一次集会上朗读了别林斯基的信，他被警察逮捕，并且度过了八个月的牢狱生活。当他得知自己将遭到死刑、押赴刑场等待处决时，命运却开了一个玩笑：沙皇临时改变主意，把死刑判决改成了四年苦役。这给本来一心赴死的作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冲击，服苦役期间他的癫痫病又加重了不少，每次发作都让他的肉体和精神受到损伤。但是当作家服完苦役、获得自由之后，人生的苦难并未就此终结。他一贫如洗，只能靠夜以继日地写作来维持生计。但无论是死刑判决、苦役，还是贫困，都无法夺走他活下去的勇气，就像他在小说里写过的那样：“即使我看不见太阳，我也知道太阳存在着。知道太阳存在着――这已经就是全部生活。”[5]他以惊人的生命力顽强地活着，在艰难困苦之中创作出一部又一部伟大的小说，向世界展现出他深刻的思想，同时也展示了当代俄罗斯人的心灵、力量和智慧，真正发出了俄罗斯的声音。
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作为19世纪俄国的几位主流作家， 以其天才的、作为作家的敏感性感受到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投入时代的洪流，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俄罗斯女性形象，述说着对于上帝的信仰，默默地承受苦难的命运，展现出俄罗斯人的生命韧度。
参考文献
[1]张铁夫等.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5.
[2]倪思然，常瀚文.追求个性自由独立 彰显崇高人性理想――从普希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索其人生价值观[J].创新，2017，（6）.
[3][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M].草婴，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4]赵桂莲.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
[5][俄]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卷一：生平与创作[M].杨德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123.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文法律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