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发展类型取决于社会面临的发展任务与解决这些任务的现有条件之间的关系，发展类型的两个终端是内源型和动员型。在内源型发展模式下起主导影响的是经济因素；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在动员型发展模式下，国家和私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政治目的和任务成为发展的主导因素。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其在各个发展时期主要是动员型发展模式，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主体的因素，特别是政权载体的个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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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官僚体制；动员型发展模式；俄国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2-0084-06
　　
　　一
　　
　　从基辅建国时期起，俄国就走着一条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俄罗斯帝国的整个历史中，其发展轨迹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相反，一直倾向于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К.卡韦林写道，俄语毕业论文，“我们的历史轨迹与欧洲完全相反，后者从个人准则的辉煌发展开始……我们的历史从完全缺乏个人准则开始”［1］。
　　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根据权力组织类型，将国家分成两类：官僚体制国家和等级体制国家。“在等级体制国家，君主通过独立的‘特权阶层’实现自己的统治，与他们分享权力”；“在官僚体制国家，君主的统治依靠无产的，没有独立社会威信的阶层，他们完全依附于君主，没有独立的权力”［2］。
　　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G.莫斯卡在其名著《统治阶级》中，也将历史上的所有国家分成两类：官僚体制国家和封建体制国家。“封建体制国家是小型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其中每个小型社会组织都是独立的”。官僚体制国家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代表中央权力，通过税收“集中大量的社会财富，用于满足军事需求，维持其他社会管理领域应有的水平”［3］。在封建体制国家，成为执政阶层不是依靠最高政权，而是凭借自己的祖先，即取决于出身或者是世袭财产（经济因素）；在官僚体制国家，形成管理阶层是最高政权的特权，最高政权是选拔执政阶层的主体，管理阶层依附于最高政权，官僚登上政治奥林匹克山取决于政权（政治因素）。在“封建国家”，特权取决于经济因素，在“官僚国家”，特权取决于政治因素。
　　与韦伯一样，莫斯卡在将所有中世纪国家归入封建国家的同时，将所有现代欧洲国家归入官僚体制，但认为典型的官僚权力组织是罗马帝国和俄罗斯［3］83。
　　确实，俄罗斯帝国一直是典型的官僚体制国家。某种政治组织的形成不是随意选择或者历史偶然性的结果，而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我们对比俄国和西欧的发展条件，探究决定俄国实行官僚体制的本质因素，来说明为什么俄国一直是典型的官僚体制国家。
　　首先，应该注意俄罗斯民族与西欧其他民族在年龄上的差距。
　　В.О.克柳切夫斯基和Л.Г.古米列夫认为俄罗斯民族形成在14世纪，西欧民族形成在9世纪。俄国和西欧的年龄差距决定俄国在同西欧的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必须加速发展的境地。但是，因为“我们年轻500岁，我们无论如何学习欧洲的经验，也无法达到欧洲的财富和文化水平。我们的年龄决定了另外一种行为原则”［4］。Ф.斯捷蓬就作用俄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年龄异同时写道，“俄国刚刚从中世纪拜占庭的昏暗中走向自由之时，西方已经成功实现了文艺复兴的创作自由”［5］。Х.О.加先也提到俄国与欧洲的年龄异同，“俄国与欧洲不仅在民族上有异同，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在年龄上有异同；她还是一个未成熟的，非常年轻的民族”［6］。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与走在自己前面的欧洲国家竞争，俄国必须加快发展才不会成为“比较成熟”的民族的牺牲品：“年青民族应该吸收……文明成果，注定要马不停蹄，竭尽全力地追赶他们（欧洲邻居）”［7］426-427。
　　其次，决定俄国官僚权力组织形式的另一个因素是俄国恶劣的人口和自然―气候条件，薄弱的文化―文明条件。
　　俄国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二者比例失调，劳动力短缺。俄国多数适合耕种的土地位于农业风险地带，И.索洛涅维奇曾经指出，“俄国的历史就是不断克服俄国恶劣的地理环境的历史”［8］69。俄国农业生产周期很短，不到125～130个工作日。在这种农业生产周期下，经常是农业收成还没有播种时撒的种子多。而西欧的农业生产周期相对很长，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现代，农民都不需要俄国这种强度的生产劳动。一些国家休耕期非常短，只是在12月至次年1月期间。那里的劳动强度适中，农业耕种也更为细致（4～6遍）。俄国土壤贫瘠、农业生产周期短导致俄国农业收成低。这作用了政治的发展。Р.派普斯认为，文明进程开始的条件应该是农业收成至少是播种的种子数量的5倍；这使大量农民可以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从事其他行业（不考虑进口粮食的因素）。一些专家指出，在农业欠发达的国家不可能有发达的工业、贸易和运输，Р.派普斯补充道，那里也不可能有发达的政治生活［9］19。
　　俄国薄弱的文化―文明条件是因为曾经长期被蒙古侵占，限制了莫斯科国家继承基辅罗斯辉煌的文化遗产，蒙古统治后的俄国文明发展实际上一片空白。如果说西欧文艺复兴源自对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文明遗产的继承，那么东欧平原的过去未给“后人留下任何生活设施和文化遗产，甚至是没有留下废墟，留下的只是无数的坟墓”，因此要求俄国集中全部力量进行“沉重的文明准备工作”［10］18-19，31。С.索洛维约夫就此指出，“俄国建立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一个野蛮的游牧民族统治的国家”，而欧洲文明的成熟是建立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产上。С.索洛维约夫强调，恰恰是继承了古希腊和罗马的遗产决定了欧洲民族转向另一个年龄段［7］425，428-429。莫斯卡也指出了古希腊文明遗产对现代欧洲发展的意义：“如果说欧洲文明能够建立起与东方帝国完全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产。”［3］347继承古希腊的文化遗产是西欧国家政治文化形成中的重要因素。罗斯虽然继承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文化遗产，但由于俄罗斯和拜占庭历史年龄的重大差距，正处于形成中的俄罗斯文明继承这个遗产的后果具有双重性质。В.罗扎诺夫写道：“不断衰亡的拜占庭私下向俄罗斯传达所有临死前的呻吟和要求，要求俄罗斯保存这一切。俄罗斯沉醉于这些临死前的叹息，温柔地接受……尚在童年的俄罗斯继承了垂死的老者的模样。”［11］
　　再次，作用俄国政治组织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俄国发展中极端不利的对外政治环境。
　　В.О.克柳切夫斯基在描写莫斯科国家的政治制度时指出，“在别的国家，国家制度的基础建立在阶层权利与阶层义务的结合上，或者建立在某些阶层集中占有权利、另一些阶层单独承担义务上。莫斯科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却是对所有阶层都只分配义务而不结合权利。诚然，这里也有与义务相结合的不一致的优惠，但这些优惠并非阶层权利，而仅仅是为使之能承担义务而予以的经济资助”。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取决于“促成这一制度的共同利害关系。这个利害关系就是人民受到外来危险的威胁，惟其如此，原来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人民才能团结在一个政权之下”［12］。
　　西欧从8世纪起就再未遭受过像野蛮人进攻罗马那样毁灭性的外部侵略，尽管偶尔也进行过欧洲内战，而俄罗斯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在进行保卫战争中度过的。С.索洛维约夫指出：“俄国是一个庞大的陆地国家，没有天然屏障，东方、西方和南方都是开放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俄国从最初就不断地同草原居民进行战争……贫穷的、居住在庞大土地上的人民需要不断集中力量，献出其获得的每一个卢布，同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对抗。”［17］425，428-429В.О.克柳切夫斯基强调，“上千年来与野蛮的亚洲草原部落的敌对状态，造成俄国历史生活中很多方面落后于欧洲”［10］54。据С.索洛维约夫计算，从1055年到1462年，罗斯遭受到245次外部侵略。16―17世纪，莫斯科国家南部和东南部边境几乎每年都发生战争，在西部边境每两年中有一年处于战争状态［13］。瓦西里三世时期的一位德国外交家指出，关于莫斯科人来说，偶然的现象是和平，而非战争。这些情况使В.О.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莫斯科国的领土几乎已全部成为一座大兵营［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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