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理解:20世纪初的俄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提示：本资料为网络收集免费论文，存在不完整性。建议下载本站其它完整的收费论文。使用可通过查重系统的论文，才是您毕业的保障。
摘要：为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社会的关系，从俄罗斯社会对变革理论的渴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俄罗斯社会的适应，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等方面进行略论。探讨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证明，俄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沙皇专制难逃历史劫难、各种改革难挽衰败颓势、西欧与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俄国难以奏效、平民知识分子对革命必然性的认知等社会现实“刺激”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俄国落地生根，与它富于革命的理论适应俄罗斯社会“水土”、它的唯物论与俄国传统文化的唯物主义相契、它的辩证法和主体能动性与俄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改变现实之望的相合、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部分抱有俄国“特殊论”的知识分子心理的相符、它的世界历史视野与急于追赶现代化步伐的俄国知识分子理想的相适等等因素息息相关；两者间的“契合”，还与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积极努力分不开。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关键词：俄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变革理论；唯物主义大众化
19世纪下半叶，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的诞生之地――欧洲中心区域渐趋“沉寂”时，却在它的边缘地区――俄罗斯大地激起了巨大回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此时的俄罗斯大地生根开花，是俄国社会“主动亲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土适应”的互动结果。
一、选择：俄罗斯社会对变革理论的渴求
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而言，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社会现实“刺激”之果。
在世界文明的演进历史中，俄罗斯无疑属于“后来者”。当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不仅封建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且文化也有了极大繁荣时，东斯拉夫人只是从公元6世纪起，才有了沿着河流两岸建筑的村落，才出现了简单的商业和手工业并用铁制工具从事农业生产。直到公元9～11世纪，东斯拉夫人才有了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统一的宗教基督教，统一的文字基里尔字母，统一的法学《罗斯法典》，最早的世俗学校和教会学校，以及具有史学价值的历史文献《最初编年史》。到公元15世纪，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才最终形成。到16世纪，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沙皇。
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俄罗斯同样是“落伍者”。当近代西方各国早已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之路时，作为“东方西大门”的俄罗斯，只是到了19世纪才真正迈出了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发的脚步。尽管农奴制的废除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俄罗斯的工业革命，但是俄国的工业文明、经济发展总体而言较之西欧和美国，仍然十分落后。经济上的落后，政治、军事上的保守反动，以及对西欧国家的依赖，使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与封建残余紧密结合，在形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同时，也最终使得它成了整个帝国主义链条中最为薄弱的一环。
在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史上，俄罗斯仍然是“后进者”。自14世纪到18世纪近代西欧各国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各种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诸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大批科学巨匠，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大批人文巨星，以及以英国经验论、法国唯物论、启蒙学派、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大量思想巨人。正是这些巨匠、巨星、巨人们，在使以人道主义为标识的资本主义文化大放异彩的同时，也确立了以欧洲文化为发展方向的近代先进文化。然而，作为“西方东大门”的俄罗斯此时依然沉浸在封闭、保守的拜占庭文化中。拜占庭文化无疑具有二重性：就它包括的埃及、西亚的文明故地，俄语论文范文，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优秀文化遗产，以及对东方文化成果的一定传承，从而较之欧洲中世纪文化而言，它是先进的；就它信奉的基督教，其教义、教规都表现为强烈保守性的东正教，而具有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而言，它又是落后的，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明显东方色彩的封建文化。拜占庭文化之所以能为基辅罗斯接受，是其所包含的东方文化因素适应和符合了罗斯社会的东方化现实。及至19世纪，俄罗斯仍然坚守着拜占庭文化的圭臬。1832年，俄国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提出“要以维护‘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作为教育纲领的基本内容”便是明证。而坚持东正教和专制制度，不仅表明了拜占庭帝国与天主教国家的区别，更表明了拜占庭文化的实质。因此，尽管俄罗斯文化于18世纪初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中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然而彼得改革所追求的决非文化、观念等精神性目标，而是强国、现代化等现实性利益。因此，尽管彼得的改革真正引发了俄罗斯历史上社会发展道路的东西方之争、俄罗斯文化的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之争，尽管在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俄罗斯开始沿着彼得改革所开辟的西方化道路前行了，但这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假晶现象”，因为那“适合于俄罗斯世界的唯一形式”的“原始沙皇制度”，在使俄罗斯文化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东方专制主义束缚的同时，也使得带有沙皇专制制度沉重历史包袱的俄罗斯文化，具有重理想主义轻现实生活、重浪漫主义轻理性主义以及强烈的救世主义情怀等特点，而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专制的卫道士和附属品的宿命。
与俄罗斯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应的还有俄罗斯人的社会心理，即在一个由农奴制主导的国家中阶层问存在着社会从上至下的“金字塔式”层层奴役：从贵族、僧侣、工商业者，到地主、农民，乃至村社和全体人民，无一不在奴役之网中生存，“整个生活秩序都由农奴制关系所构成：官员受上司的奴役，下级上司受上级上司的奴役，僧侣受奴役，商人受奴役。法庭、军队和学校都以农奴制�P系为基础建立。所以人际关系都是农奴制从属关系，所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奴役。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多深，地主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就有多深”。尽管俄国的农奴制产生，一定程度上与俄国民众缺乏个体自我意识、自愿奴化心理严重，只服从暴力的社会心理有关，而这又与俄国根深蒂固的村社文化传统相联，“俄国先民既不是航海者，也不是骑马者，甚至也不同于大河流域的农民，他们是‘伐木者’。在寒冷森林地带严酷环境中以‘砍烧农业’而迎来文明的东斯拉夫人历来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活动的，独立个人的自由个性成长异常缓慢。村社就是一切，乃至于就是‘世界’――在俄语里，‘村社’与‘世界’是同一个词。这种封闭的村社文化对俄国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直至19世纪中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农民，仍然生活在村社之中。而农奴制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自愿奴化”的心理，造成了俄国民族性格中诸如重集体意识轻个性自由，如对东正教强调的“共同性”信仰的认同、对国家的崇拜等，都是其表现形式，“国家是全部社会生活的主宰，爱国主义始终是俄国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造成了俄国民族性格中，既驯服顺从，又狂热好斗、勇敢顽强等“好走极端”的特点。 因此，当19世纪中叶，俄罗斯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冲击，而难逃衰落、崩溃的历史劫难时；当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先后通过农奴制改革和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法学、教育、财政、军事制度的改革，力图挽救颓势，但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冲突和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平息，反而更为剧烈，农民的人身依附反而更为普遍时；当无论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都无法改变俄罗斯落后的社会现实时；当进步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俄国的主导生产方式，看到俄国经济的欧化伴随着俄国政治的欧化，从而在俄国平民知识界面前展开了广阔前景，使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并决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时；当平民知识分子意识到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决不可能靠沙皇的怜悯，也不可能靠政府的改革，更不是由少数知识分子的一腔激情、自我牺牲精神，甚至恐怖主义行动（如民粹派的后继者“民意党”）便可成功，而只能依靠唤起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并付诸行动，从历史观维度论证革命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的主动选择。于是，一时间“所有稍微先进的人们，都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俄罗斯社会的适应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俄国而言，它之所以最终落户于这片土地，则因其富于革命的理论适应了俄罗斯社会的“水土”。
这种革命理论关于俄罗斯现实的适应，第一，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如社会革命的根源，“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革命之所以必需，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等等理论。诸如社会革命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第二，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等等理论。诸如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第三，要大胆喊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革命战斗口号等等理论；诸如社会革命的影响在于“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第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等理论；诸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针对劳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第五，对于社会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形式、类型等等理论。这些理论既处于资本全球化从自由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世界历史中，又兼具帝国主义国家特点与广泛保存农奴制残余特点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其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格外尖锐复杂的俄国而言，提供了走出困境的理论武器。尽管上述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理论，没有全部进入俄国。换言之，此时只有极其有限的载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书籍，被翻译到俄国。但这关于如同一堆干柴的俄国来说，已经足够了。对此，别尔嘉耶夫也承认：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包含了每个人对生活的感悟”，所以，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有一点空想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思想。这种思想更符合1917年俄国的局势，更符合俄国固有的某些传统，更符合以暴力来管理和统治的俄国式方式以及更符合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极端俄国式探究”。
这种革命理论关于俄国现实的适应，还在于作为彻底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契合”。这种“契合”，首先表现为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特质、以客观科学性为基本要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以来俄罗斯哲学唯物主义传统的同一性。
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将俄罗斯“拖向西方”，迫使它踏上现代化之路的同时，也推开了俄罗斯吸收欧洲文化的大门。于是，19世纪的俄罗斯产生了杰出的科学巨匠罗蒙诺索夫，并在他的主持下于1755年创立莫斯科大学，当他第一次通过实验证明物质守恒定律，而为唯物主义的物质不灭提供自然科学证明，当他抛弃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唯心成分，赋予原子为“物理单子”并具有能动性时，罗蒙诺索夫就在成为俄罗斯先进自然科学奠基人的同时，奠定了俄罗斯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秉承罗蒙诺索夫哲学唯物主义传统的拉吉舍夫，则在力求证明精神、道德对物质、经济的依赖性，强调“生命、感觉和思维都是同一个物质的影响”，论证“灵魂不死”只是“想象、梦幻、幻想”等唯物主义理论的同时，充当了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由近代机械唯物主义阶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的中介。
作为近代西方“四大革命”及其后果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外部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的基础，无产阶级的实践是实现变革的物质力量的理论，在为长期以来处于乌托邦幻境又急于改变社会近况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提供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科学依据时，也适合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改变现实的行动需要，使他们找到了行动的根据。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创立途径是物质生�a的实践，但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立足之基，却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关注人的需要、欲望、现实存在、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在适应俄罗斯先进知识分子改变落后近况心理需要的同时，也与由罗蒙诺索夫和拉吉舍夫为代表而奠定的近代俄罗斯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有了“对接”的可能。
这种“契合”还表现为富有辩证性、主体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民众改变现实的热望和理想之间所具有的一致性。这一点，我们同样能在近代俄罗斯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中找到端倪。
尽管长于唯物主义而短于辩证法是俄罗斯民族哲学的显著特点。但是，这不等于俄罗斯哲学中毫无辩证法思想。事实上，俄罗斯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拉吉舍夫的朴素唯物论，就不仅通过诸如“我们看到世界存在着，并且一切都在运动着，我们有理由无可争辩地断言，在世界上存在着运动，而且运动就是物质的属性”的观点，俄语毕业论文，肯定了物质运动的客观性，而且通过论证自然界物质的“千变万化”，以及变化与规律之间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涉及到辩证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在面对俄罗斯社会复杂的矛盾时，“适应”了俄罗斯知识分子从多个角度、多种需要去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于“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关于“摧毁”、改变现实世界重要性的强调，对于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参与性的强调，对于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历史影响的强调等等理论，则“契合”了社会转折时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民众因渴望变革而躁动的社会心理。
这种“契合”，还表现为以批判资本主义面目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19世纪中期前后那些抱有俄国“特殊论”、期待并尝试着不经过资本主义的痛苦灾难而直接在俄国农村村社基础上实现“村社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理。
尽管俄罗斯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寻求理论武器中曾一度沉浸于西方先进文化，然而当赫尔岑等曾经的西方主义者在亲眼目睹了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种种严酷而又无法自行解决的社会问题时，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西欧民众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而自己谋求解放之路时，苦闷彷徨的他们在将目光转向自己的祖国，转向俄罗斯的村社、俄罗斯农民时，也对应用辩证法略论资产阶级、严厉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亲近感。
而以与生俱来的批判本性著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产物，而且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揭露和严厉谴责因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贫富两极的极端分化、道德伦理的极度恶化以及各种类型的新剥削、新压迫，并通过这种批判提醒一切富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们不断反思这个似乎是“永恒天国”的社会。对资本主义的苦难感受深刻并无情揭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适合”俄罗斯先进知识分子探析“走自己的路”现实需要的同时，也通过对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新的更高社会形态的设想，适应了他们构建“村社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需要。
这种“契合”，还表现为兼具客观物质性与人的价值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契合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文化阶层普遍具有的“向往加厌弃”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
与俄罗斯社会发展虽已进入资本主义，又仍然保留若干传统社会的结构要素、文化习俗、观念意识乃至社会心态相应的，是几乎俄罗斯“所有非商业阶层――贵族、官吏、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普遍轻视、嘲笑并有些瞧不起‘大财主’”。因此，19世纪后期的俄国知识界关于西方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着既“本能”地抵制、反对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念，又“希望获得资本主义的秩序、自由、丰裕的物质生活”的心理纠结。两种愿望“奇怪地交织”，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反资本主义的思维中接近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而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于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以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理论，以及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双重历史影响的�u价等等理论，则适应了俄罗斯社会上层和知识阶层关于资本主义的“畏惧并渴望着”的矛盾心态。其中，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双重影响的评价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它具有产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即“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影响”：它在经济上，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极大发展了生产力；它在政治上，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人”的解放、发挥个人的潜力创造了条件，并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它在思想文化上，打破了盲从、等级、特权等观念，代之以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等观念，指出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第二，它的存在、发展具有历史局限性、历史暂时性。它无法克服固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造成了新的道德退步，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它是前所未有的剥削制度，“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它在激起“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也激起“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
这种“契合”，还在于随着19世纪末以来时代潮流从自由竞争的资本全球化向垄断的资本全球化转变，时代主题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常态向战争革命的现代化动荡转变，以“世界文学”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急于摆脱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现实，赶上世界现代化步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理想。
尽管俄罗斯先进知识分子在回望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试图在农村村社、农民“天然”的共产主义要素基础上走向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然而当普列汉诺夫等曾经抱有民粹主义观点、列宁等抱有“颠倒”俄罗斯乾坤的宏大志向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在亲历了19世纪末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尤其是，当他们通过认真考察俄国社会和大量略论经济调查、统计资料后，看到了俄国农村公社解体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认为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基础是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非如民粹派主张的不过是“人为方法”，俄国已经被卷入资本的国际市场中，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不可能逃逸于“世界历史”之外，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绝不能从小市民和农民的社会主义中生长，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承担起发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时，他们便从基于资本主义的“两个普遍性”而阐发“世界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获得了工人阶级寻求革命解放的武器。
而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指向的强烈实践品格、厚重人文精神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视域而言不再限于欧洲一隅而是整个世界，并且在略论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带来的世界历史中洞见到这一切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与乡村、工业民族与农业民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全面对抗，也主张了消灭资本的阶级剥削与压迫、资本的国际剥削与压迫是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唯一途径；强调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的不仅是理论更在于行动，不仅是“批判性解释”更在于“批判性治疗”，而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必然受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制约，因此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而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的理论，则适应了他们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靠自己的力量抓住机遇发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需求。 |
免费论文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