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以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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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年前，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苏签署《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了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关系，中苏结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甚至必然性，这与当时中国和苏联各自的国内外处境有着直接联系。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对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孤立、扼杀政策而自“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实行了全面遏制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来说，生存和安全是最大的核心利益，对苏联来说，在东力有中国这样的盟友，也符合其根本的战略利益和部署。因此，双方结盟是正确的战略抉择。当然，结盟也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般来说，较强的一方往往处于主导地位。
历史的经验表明，结盟作为一种战略抉择或者模式，是国际关系大范围的严重对抗，特别是军事、政治对抗甚至战争威胁的产物。当某个地区或者全球形势走向缓和，特别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结盟便失去了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所以，人们注意到，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不同的场合阐述外交政策时，常有否定结盟和集团政治的表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当时正是“冷战”结束，美国大搞单极世界，中俄相互走近，曾被指为“结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中俄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即使有平衡美国的需要，也用不着结盟，何况中俄各自与美国的关系远非处于或走向对抗。所以，中俄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初，即宣布不结盟，也不针对第在方。这一立场迄今没有改变。
再如，北约是一个军事联盟，是“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产物，如今“冷战”早已结束，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西方媒体多次问我上海合作组织是不是“东方的北约”，我说，不是!上合组织高举和平、开放的旗帜，是一个全新的区域合作组织，它与北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宗旨和发展日标。
2017年，胡锦涛主席提出构建和谐世界，这是基于中国对世界发展基本趋势的估计和中国和平外交思想提出的主张和理念。结盟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形态或模式，在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现在，我们否定结盟，是因为时代变了，不是脱离历史条件否定一切结盟关系，包括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同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法西斯同盟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在国内政策上向苏联学习，甚至模仿，这对当时的中国非常必要，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显然已不适应中国国情，加上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大跃进运动把搬来的苏联模式推向了极端，造成很多问题。但我不认为中国上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出现的困难，应当归咎于学习苏联。当时我们刚刚建国，没有建设的经验，也没有国家管理的经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当时的中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学习苏联，甚至照搬苏联模式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管理经验。经过50年代的向苏联学习，俄语论文题目，又经过几十年的向西方学习，中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是与时俱进、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
中苏关系在经历了50年代的友好同盟后，自60年代初进入长达30年对抗的严酷冬天。两国展开公开大论战，中国批判苏联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则指责中国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双方甚至发生了边境流血冲突。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得到什么样教训呢?我认为，把意识形态，即现在人们常说的所谓价值观，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是十分有害的，这是历史的教训。换一个角度讲，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才是建设正常国家关系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冷战”之后，西方仍然时时想把自己的“民主”“人权”观念和实践强加给中国，也强加给俄罗斯。看来，历史的教训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记取。
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举行了历史性会见，双方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邓小平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八个大字，为中苏两大邻国人民的长期睦邻友好指出了光明的道路和广阔的前景。邓小平为中苏两国人民的福祉作出的伟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人们在评论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在俄国内所起的影响时，见仁见智，而且否定者居多。2017年9月，我会见过戈尔巴乔夫，并与他就中苏关系等交换过意见。他高度评价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俄关系的新发展。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其实施和所起的影响是复杂的。但他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主张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认为人类面临多种共同的挑战，相互依存不断增强，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和主张。戈尔巴乔夫在涉及中国战略安全利益上采取了实质性步骤，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中俄关系完全继承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并直接在这个基础上向着友好国家关系发展，每两年上一个新台阶，1992年叶利钦访华时，中俄宣布互不为敌，是难能可贵的。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西方认为下一个瓦解的、变色的就是中国。当时西方一片欢腾，认为历史整个改变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社会主义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在此背景下，叶利钦能够跟中国建立互不为敌的关系，是很有进步意义的。1996年，叶利钦再次访华，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就此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叶利钦为确立中俄关系的这个新定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特别是2001年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之后，中俄关系的发展很顺利。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特别是在涉及核心利益，如主权、领土完整等问题上，两国的合作卓有成果。在台湾、西藏、疆独等问题上，俄罗斯都明确支持我们，在涉及俄罗斯的这类问题上，我们也支持俄罗斯。双方的经济贸易合作也发展很快，俄语毕业论文，2017年，中俄贸易额已接近600亿美元。我们说现在是中俄关系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但它没有封顶，还将向纵深发展。面对严峻的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中俄更加需要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和俄罗斯都将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崛起势头，两国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在并将继续转化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不仅将会继续造福两国人民，而且将有助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