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的中俄(苏)关系可分为两个时期、六个阶段。两个时期: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独立问题,苏联的主要目标则是加强对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控制,并以此为基础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实质是争取独立和加强控制的关系。后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发展问题,而苏联(俄罗斯)的主要目标则是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力图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缓和维持或恢复超级大国地位。这一时期中苏(俄)关系的实质是在各自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相互借重、互惠互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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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阶段:差不多每10年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点。
1949~1959年为中苏友好合作阶段。中国希望通过与苏联合作缓解自身的安全压力,改善国际处境,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和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同时设法收复过去丧失的国家权益。苏联则力图通过发展对华关系加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与西方对抗的国际实力,同时实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
1959~1969年为中苏关系恶化并走向破裂阶段。这一阶段,谋求更多的国家利益和更加平等的地位、摆脱对外依附、独立自主地制定内外政策,成为中国领导人新的战略目标。而苏联则希望中国在帮助其稳固社会主义大家庭领袖地位的同时,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对外政策上依附于它。两国的战略目标因此出现了重大分歧,冲突难以避免。
1969~1979年为中苏关系逐步缓和阶段。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后,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威胁和战略包围,中国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调整,开始与美国接触和改善关系,并最终正式建交。中美关系的改善从根本上打乱了苏联的对华谋略,大大恶化了其国际处境,使其不得不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在这一阶段,意识形态分歧退居次要地位,赤裸裸的国家利益较量走上前台。
1979~1991年为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国国家利益在于,努力改善同各国的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周边安全,加快国内体制改革,加速国民经济发展。苏联的利益在于,维持超级大国地位和对原有势力范围的控制,避免大国冲突,并通过改革发展本国经济,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中苏国家利益出现了某种契合,改善双边关系成为两国的共同诉求。
1991~1999年为构建中俄关系新框架阶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大失所望之后,俄罗斯与西方渐行渐远,转而寻求与东方首先是中国发展关系。而中国的国际处境亦有所恶化,西方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防范逐步加强。在此形势下,建立正常关系,实现彼此间的和平、平等和互利就成为中俄两国的共同意愿。
1999～2017年为中俄战略协作内容充实阶段。21世纪以来,中俄两国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提升。在新形势下,充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容、增强互信、减少误解和摩擦、扩大和加强战略合作,就成了中俄双方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两国的合作范围逐步扩大,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合作形式日益多样。
中俄(苏)关系60年的历史始终贯穿两条主线: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斯大林时期,中苏意识形态高度一致,内外政策相互协调,各层次的互信与合作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国家利益的分歧与矛盾则退居次要地位。赫鲁晓夫时期,两国的意识形态与内外政策出现了重大异同,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战略引领权的斗争日趋激烈,由此导致双方在国家利益问题上高度敏感,互信程度不断下降,矛盾逐步加深。勃列日涅夫时期,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攻击,彼此否认对方的社会主义性质,政治互信丧失殆尽,国家利益具有了超乎一切的重大意义,而历史造成的边界问题自然成了矛盾爆发的焦点,军事冲突在所难免。戈尔巴乔夫时期,中苏均实行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重新思考一系列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意识形态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接近,敌对情绪明显下降,边界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冷战结束后,中俄在意识形态上已然分道扬镳,但西方对两国的双重遏制则使二者在国家利益上迅速接近,相互需求迅速上升,在非意识形态考量的基础上国家关系快速升温,利益需求成为中俄关系的唯一支柱。然而,这种完全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关系模式尽管为中俄带来了巨大好处,但双方间的互信却并未达到战略协作的高度,尤其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不信任和猜疑一直存在,视中国为威胁的俄罗斯国民数量居高不下。在国内舆情的作用下,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也常常出现反复。
60年的中俄(苏)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如下经验教训:第一,增强自身国力是确保两国关系长久稳定、良性发展的根本。第二,挖掘、扩大和巩固双方利益的契合点,加强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是保证两国长期战略协作的基础。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寻找彼此在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共同点,加强对话和经验交流,是增强两国互信、减少怀疑和敌视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两国不妨联合探究一种不同于西方而又适合两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第四,在准确略论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充分灵活地应用大国间的微妙关系,是保障和促进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第五,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制度建设,是防止两国关系发生突变并实现可预期、可控制发展的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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