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和俄罗斯经济转型选择了不同的模式，中国的渐进式经济转型固转型过程平稳、发展绩效显，著闻名于世，俄罗斯激进式经济转型则因转型成本的“井喷式”显现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国应该吸取俄罗斯的教训，正视经济转型后期成本因素不断累积的状况，合理地分摊转型成本，进一步推进转型与发展。 二、对中俄转型成本异同解读 在此，有必要列出中俄经济转型成本特性。 俄罗斯经济转型成本表现可以概括为转型目标旁落后又被逐渐找回。“休克疗法”是学者设计的理想模型。然而，在转型之初，俄岁斯经济遭遇大衰退，产出大幅下滑，失业率明显升高，通货膨胀率奔腾式上升，甚至出现了政治危机。这使得一系列期望达到的转型目标旁落。第一，经济增长理想与转型衰退现实出现反差。第二，私有化与市场化相脱离。私有化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实现了，但市场化进展却不明显。为何如此?一个成功的反例能够提供部分答案――中国在保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强硬制度约束下，市场化程度快速推进，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第三，压降通货膨胀之策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率奔腾上升的“火箭”。“休克疗法”曾经是诊治玻利维亚通货膨胀率高的一剂有效偏方，在俄罗斯却催生了严重的转轨型通货膨胀：连续四年通货膨胀率超过i位数，1992―1995年分别是2505.8％、844.2％、214.8％、131.4％，四年间俄消费价格上涨了1 600多倍!第四，出现转型性经济危机。在俄罗斯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转型型经济危机。第五，转型中的徘徊与纠错是一种成本付出。另外，俄罗斯经济转型成本在初始阶段是巨大的，随着转型的推进，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转型速度明显减缓，转型思路更加理性，转型方法更加实际，转型成本逐渐减小，转型绩效逐渐显现出来，转型目标逐渐被找回。 在我同，与转型模式相适应，转型成本流变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但转型成本还在民众可承受、政府可控制的限度内。首先，30年的转型过程中没有LH现大的政治动荡、社会危机和经济滑坡现象，局部性的短期的成本问题没有危及转型进程。其次，采取“分步、后推、平均”的成本分摊方式，成本分摊效果比较理想。再次，转型后期，成本因素累积较多，化解成本冈素的国内外环境趋于严峻，巨大的转型成本正在考验着政府，以政府管理体制转型为突破口，启动新一轮转型攻坚，有利于化解成本因素，推进转型的最后完成。 解读中俄转型成本异同是十分必要的，对成本异同的误判，可能催长盲目乐观情绪，消减对转型风险和艰难性的认识，严重时可能发生转型逆转的危险，客观地解读成本异同须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俄转型成本异同是总量异同，还是流量异同? 习惯上，人们以经济发展的绩效判定转型成本的大小，得出了“俄罗斯的转型成本大于中国”的结论。另外，转型之初“井喷式”的成本支出也强化了人们对“俄罗斯转型成本巨大”的看法。实际上，中俄经济转型都没有结束，判定成本总量还为时过早，即便转型已经结束，成本总量也是难以判定的，冈为制度变革的基础不同，甚至两同人民对成本的认识都不一样。 樊纲探讨了转型成本与转型模式之间的关系，得出“渐进转型模式的转型成本是增函数，激进模式的转型成本是减函数”的结论，中俄两国转型成本的流变特征正好验证了樊纲的结论。俄罗斯经济转型迎来普京时代以后，各种负面指标逐渐得到抑制，梅德韦杰夫接替普京后也没有使俄罗斯局势变糟，只要调整经济结构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问题解决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就会有大的提高。进入21世纪以后，我周经济转型难度明显增加，转型的内外环境变得更加严峻，特别是政治体制转型滞后衍生的许多问题开始显现出来，社会公正、行政效率、政府官员腐败等问题比较突出。能否最终完成转型取决于能否按照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公正性契合的准则摊销转型成本，能否真正推动政治体制转型。 第二，转型成本形成机制上，是初始条件问题，还是模式选择错误? 中国的转型成本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超稳定结构所国有的惯性、制度创新的复杂性和对新制度知识的不足；同时，在渐进转型模式下，合理的制度选择方式(自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及时的制度调适(先试点后推行，即“干着学”)也起到了控制成本的影响。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优于我国，转型模式选择、转型顺序安排和速度控制上的失当，起到增加转型成本的影响，正是对这些失当之处的修正，才起到压降成本的影响。具体地看，中俄经济转型成本形式机制上表现出如下不同： 首先，政治精英的目的性异同。 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政治精英是政府的代表，也是人民的代表，一切重大决策贯彻“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准则，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追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科学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而，在人民与政府“委托一代理”关系中，不存在“道德风险”。 在俄罗斯，情况就不一样。转型之前，苏联领导人频繁更迭；转型开始后，国家杜马也频繁易人，这都是政治倾轧的表现。政治精英早已准备好装钱的口袋――他们或者拥有权力，或者拥有购买国有财产的资金。于是，转型的首要步骤就是将同有财产私有化。表面看来，国有资产是公开在市场上交易的，全体俄罗斯人都有资格获得同有资产的产权；实际上，这只是“精英政治”的延续，受损的只是普通民众。 其次，初始条件的异同。 虽然对初始条件与转型成本之间的关系，学界还存有争论，但是可以肯定，初始条件作用转型模式，不同转型模式下成本产生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冈此，初始条件异同是中俄转型成本行成机制异同的原因之一。 改革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同家，国有部门规模很小；而苏联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有部门涵盖了包括农业人口在内的几乎全部人口。因此，两围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面对的是经典的发展问题(在发展中当然存在结构问题)，而俄罗斯面对的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 面对经典的发展问题，中国政府以农村为突破口，以“增量改革”逼迫汁划经济的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同时带动整个经济的结构调整(如降低重工业的比重，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等)。在转型中发生的成本，主要是因为增量和存量的制度之间的摩擦和两种制度之间的“缝隙”难以堵住而产生的。 俄罗斯将结构调整的任务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且选择了存量改革的方式――直接从统计学和会计学的角度减少同有经济的比重，直至基本取消国有经济，实现私有化，让重工业直接消失。这些方法的风险在于，庞大的国有财产以怎样的方式和步骤“分配”给转型中的主体，义怎样保证分散资产的增殖功能不受作用。事实上，俄罗斯的转型成本正是由此而生。 再次，政府对转型的控制力异同。 我国在政治结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先行启动经济转型。因而，在转型的初始阶段，政局完全 稳定。随着转型的深入，凭借强大的政治优势，不断维护政府的政治威信，从而保证经济转型始终在政府的掌控之中。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条重要经验，具有压降转型成本的作川，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还具有防止转型逆转的作川。 俄罗斯经济转型一开始就以政局动荡为特征，党政要员的利益首先受到威胁。于是，他们的决策导向发生偏转――经济理性告诉他们，或者趁火打劫，在转型中谋求自身利益；或者消橄怠工，阻止或延缓转型；或者引狼入室，与敌对势力勾结，谋求取而代之。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以上现象都出现过。 第三，转型成本分摊模式上，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哪个更重要? 从成本分摊的手段上看，我同采取了经济和政治手段并用的措施，俄则主要采川经济手段。 在我国转型成本分摊上，政治手段发挥了重要影响：大量的经济成本首先由政府承担，然后分摊下去；应用政治优势，采用宣传动员等方式，鼓励民众理解、参与和支持转型，号召党、团员主动承担转型成本，等等。这些措施的利用，使转型的实质性成木(经济成本)在一开始并没有扩敞到社会公众身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转型的阻力；让那些政治思想觉悟较高、承受能力较强者承担部分转型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政治因素来摊销转型成本。 在转型后期，我国转型成本的分摊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分摊转型成本，逐渐弱化政治手段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转型成本的承担上，政府不再大包大揽，而是直接将转型成本分摊给特定的主体。例如，从优化组合到下岗分流，使那些缺乏技能又缺乏学习能力的员工承担转型成本；教育投资结构改革以后，使非义务教育的成本直接转化到社会公众身上；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使先寓起来的人为社会的公平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做做出贡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图逐渐建立以个人负担和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新体制；国家逐渐取消对国有公司的“父爱主义”的关怀，让国有公司承担来自竞争的全部压力，承担转型成本。 在俄罗斯，经济转型首先从政治领域开始，政治转型引领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还没有基本成型的条件下，经济转型被一揽子推出，井喷式爆发的转型成本不是一般的政治宣传可以化解的：当政府改革的社会公信度不高时，社会公众也不可能做到为国分忧。另外，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来自其他国家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已经作出的承诺都难以兑现。 从成本释放机制看，中国趋向于成本后推，俄罗斯趋向于即时分摊。从成本分摊效果看，中国和俄罗斯都存在成本分摊不公的问题，但产生不公的原冈不同：中国注重结果，但实际上，结果上也不公平；俄罗斯强调机会均等，但起点不同的条件下，机会是不可能均等的。 第四，转型绩效的异同如何? 与成本相反的概念就是绩效，在此，有必要比较两国经济转型的绩效。 判定转型绩效主要看如下两个效应：一是资源配置效应，即通过转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影响；二是收入效应，即通过转型，新制度从整体上增进了社会福利，至少是改变了收入结构，按照社会公众的价值标准，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新制度的福利，是为新制度绩效高。理想的绩效当然是资源配置效应和收人效应同时得到满足。 从资源配置效应上看，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绩效优于中同。激进转型快速摧毁了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开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甚至就是唯一的手段。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渐进转型中逐渐形成的，到现在为止，市场化程度还只有60％。从收入效应上看，中国经济转型的绩效优于俄罗斯，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 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举世瞩目，俄语论文网站，俄岁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式经济转型以来，长期受到经济下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然而，据此得出“中国转型成功，俄罗斯转型失败”的评价，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我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以上两种转型模式都有成功的可能。 三、结语 任何一种转型模式都有一定的适用条件。一国选择的转型模式只要是与该国的初始条件和其他约束条件相适应的，这种模式的合理性就应该得到学界的肯定。 中国与俄罗斯经济有许多共同点，也存在较大的异同性，正是这些异同性使得我国选择了渐进模式，俄罗斯选择了激进模式。 基于转型模式选择的不同，两国转型成本的表现形式、形成机制和分摊方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异同。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意识形态转型和政治转型为先导，以快速私有化为主要手段，希望快速实现市场化目标。实际上，政治动荡，普通民众转型收益分享效果不明显，新旧体制对接上出现“真空”，导致转型成本“井喷式”爆发，转型一度陷人困境。近几年，在对激进转型的修正中，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成本得到了控制，转型收益增加很快，值得关注。我国经济转型选择了渐进模式。实践证明，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转型模式，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转型的阻力，使得转型推进十分顺利，新旧体制之间的过渡比较平缓，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经济发展始终保持良好的势头，发展的收益逐渐惠及全体民众。 中俄经济转型都还没有结束，我国必须汲取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教训，关注从普京以来俄罗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诸多政策导向；全面反思我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正视我国转型攻坚阶段矛盾纠结、发展环境恶化的近况，提出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转型成本分摊模式，实现小康中国、和谐中国的愿景。 注释： (1)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先后希望用“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造“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试图借鉴匈牙利、瑞典等国的经验，增加社会福利，但是结果并不理想。激进改革者乘机要求“打倒一切、重新再来”，“向西方看齐”。1990年，叶利钦提出俄罗斯要彻底摆脱“共产主义”，使俄罗斯这个民主的“新生儿”与老牌的西方国家同时站在“世界文明国家之列”(转引自张树华的《俄罗斯：98危机后的反思》，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探讨所的《岁末文集》，1998年)。 (2)1991年，一次性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80％的生产资料价格，只对12类重要的生产技术性商品和消费品规定了提价限额。这12种商品主要是动力煤、炼焦煤、石油、石油气、气体凝析液、天然气(含液化气)、发动机燃料、锅炉燃料、炼油、页岩、电力、贵金属及其合金、金刚石、人造宝石、铁路运输、海洋运输等。1992年3月，放开全部消费品价格。 (3)普京的纠错行动主要体现在：第一，确立“信念、权威、秩序”的治国理念。第二，确立“民主、强国、富民”目标。第三，重铸外交之矛，为经济发展服务(参见胡键：《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略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从普京的治国方略可以看到体制“逆转”的痕迹：统一性正在替代多元化，政府、政党的权威逐渐得以强化。发展的理念被突出出米，转型为发 展服务、外交为发展服务的思想被凝炼出来。政府和政党的“亲民”特点得到俄罗斯人民的肯定，政府的威信也在逐渐提高。改革的激进色彩有所淡化，渐进的特点开始显现。 (4)从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修正了原来的经济转型策略，较多地采取了渐进模式的某些做法。2000年3月普京执政后，强调决不能再搞照抄西方模式的激进经济改革，而应走自己的改革道路。普京道路的公式就是：市场经济/民主准则/俄罗斯现实。就具体经济体制而言，是要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实行混合所有制，保持国家有限干预，重视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在执政理念上，普京推行“强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构想，并坚定地予以实施。政治上，全面协调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关系，巩固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体，打击寡头干政。经济上，普京明确提出了“强国富民”的战略宗旨，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5)实际上，随着政府的职能转换和财富分配结构的调整，政府也无力承担转型的经济成本。 (6)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共同富裕”，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大力发展生产力，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开放，步骤上分“三步走”，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据此看来，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全部制度设计是比较全而的、科学的。但是，从实施的过程看，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均衡地推进，只能在“不均衡”中追求均衡发展的结果。于是，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阶段性的重点和区域性的亮点，与之相对应的是存在一些发展中的盲点。重点与非重点，亮点与肓点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这些反差成为转型与发展的隐患，成为下一轮改革中的难题和重点，甚至成为决定转型能否最终成功的关键冈素。俄罗斯经济转型在起始阶段比较好地套用了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做法，严格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分摊转型成本。结果是，看来“公平”的交易规则，并没有带来合理的交易结果。财富集中度增加与社会公众贫困化的两极分化现象明显地显示出来。其中的原冈就在于，在起点不同的条件下，相同的交易规则不可能给所有人带米相同的效果。当起点上的差别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因为快速转型带来的，转型的绩效就值得质疑了。 参考文献： [1]戈德曼・马歇尔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 [2]徐彬.中国改革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调适[J].经济前沿,2002,(12):15-17. [3]王秀丽,谢伟东俄罗斯转轨型通货膨胀探讨[J].今日东欧中亚,1997,(2):1-10. [4]关雪凌.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危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1. [5]周业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的批评性回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26-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