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电影大师爱森斯坦说过：“普希金在著作中创造形象时，正是应用蒙太奇的高手”，因而电影艺术在俄罗斯出现时，就和普希金著作的改编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普希金的著作也推动了俄罗斯电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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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普希金 俄罗斯电影
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极崇高的地位，他不仅被尊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他还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人。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文学批评家伯林斯基曾讲过：“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伯林斯基将他的著名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伟大的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也曾多次讲到普希金，他说：“在普希金之前，文学是上流社会的消遣品……普希金第一个感觉到，文学是一件有头等意义的民族事业，正因为如此，普希金的名字和他的不朽著作，不仅在俄国的文化和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整个时代，同时它们也丰富了全世界文学宝库，给予了世界各国文学深远的作用。”
但是，普希金一生命运多舛。曾因与十二月党人关系密切，且诗中充满了对专制制度的反抗与对自由的追求，而被沙皇政府两次流放。1837年2月8日，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诗人与丹特斯决斗，不幸身负重伤，两天后离开人世，年仅三十七岁；从此，“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诗人普希金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却给世人留下了八百多首抒情诗、十几首叙事诗和众多小说、戏剧、童话及传记等，他的这些著作率先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思考的根本性问题：如人民是历史的推动力（《鲍里斯・戈都诺夫》）；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青铜骑士》）；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叶甫盖尼・奥涅金》）；“小人物”的命运问题（《别尔金小说集》）；人与金钱的关系（《黑桃皇后》）；等等。
正如20世界俄罗斯电影大师爱森斯坦所讲的：“普希金在著作中创造形象时，正是应用蒙太奇的高手，而他在刻画人物形象、塑造登场人物时，同样也是蒙太奇大师……在普希金的长诗中，人物仿佛可以被触摸到和感觉到，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正因为普希金著作完整的艺术结构、生动的人物刻画、鲜明的思想倾向，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所以改编他的著作一向是俄罗斯电影创作的重大课题。
早在十月革命前，刚刚起步的俄国电影事业，就已经和普希金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1909年至1917年短短的八年之间，根据普希金著作的故事情节而摄制的影片就有五十多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16年由普罗塔赞诺夫导演的《黑桃皇后》，但是，由于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传入俄国不久，加之改编的水平不高，创作手法也很粗陋，影片大都没有保存下来。十月革命之后，以列宁为首的新的苏维埃政权对电影这一教育形式极为重视，并立即颁布了有关电影艺术发展的法令，俄罗斯电影工作者进一步深入探讨普希金的创作思想，采用故事片、传记片、歌剧片、舞剧片、动画片等多种形式，再现了诗人的作品内容和人物形象，而且不少有关诗人著作的影片拍摄得相当出色，然而也有一些影片曲解了作品的主题及思想，甚至其中个别影片将诗人原作改编得面目全非。应该特别提及的是，1925年苏联导演热里亚布斯基以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驿站长》为基础，摄制了一部艺术性极高的影片《十四品文官》，该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主角维林是由老一辈著名演员莫斯科文扮演的，他以极高的演技准确地表现了驿站长这个“小人物”的心理状态，深刻地揭示了驿站长这个底层人在黑暗的农奴制俄国的悲惨命运。这部影片在苏联电影改编普希金著作方面具有重大意义。1927年，苏联导演加尔金摄制了一部传记片《诗人与沙皇》，这是银幕上再现普希金形象的初次尝试，俄语论文题目，表现了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残酷现实的尖锐矛盾，并叙述了伟大诗人作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而与世长辞。在影片中，诗人的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这一尝试获得较大成功，为以后的传记片开创了一个可喜的范例。
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开始，苏联电影人特别重视文学经典作品的改编。当然，这也和当时国内的政策与政治生活不无关系。由于政策的限制，使描写现实生活的题材屡屡受挫，拍出的影片往往受到多方面的指摘与批评，所以不少电影人转向文学经典寻找出路。当时，几乎将所有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都进行了改编重现银幕，而普希金的作品几乎全部被改编，用电影艺术手段重现在银幕上，而且不少著作不止一次地被改编，如中篇小说《杜勃罗斯夫斯基》曾三次（1913、1936、1989）被改编出现在银幕上，《黑桃皇后》先后四次（1910、1916、1960、1982）被改编，其中有一部是歌剧片，而以歌剧形式摄制的影片更是特别精彩，那是将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根据普希金长诗创作的杰出歌剧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那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故事及演员的精湛演技使观众赞不绝口，成了不朽之作，并获得了基辅全苏电影节的一等奖。
普希金的诗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第一次搬上银幕是1955年，是将19世纪俄罗斯作曲家莫索尔斯基根据诗剧改编的同名歌剧搬上银幕的，影片获得极大成功，深受观众欢迎。时隔三十年，在1985年，俄语论文，苏联人民演员、导演，也是世界级电影大师谢尔盖・邦达尔丘克再次进行银幕改编，他集编、导、主演于一身，将诗人原著的思想内容挖掘得比较深透，以镜头语言突出了人民在历史中的巨大影响，从而赢得了各国电影界的高度评价。
普希金的童话诗也大都拍成了故事片和动画片，受到了广大儿童的喜爱，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937）、《沙皇萨尔丹的故事》（1942）、《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1951）、《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1956）等相继出现在银幕上。而且这些著作在以后的年代里不止一次地被改编成电影，呈现在观众面前。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重拍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它不仅在当年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动画片金奖，而且至今反复重现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银幕上以及有关院校的教材里，成了动画片的经典之作。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根据普希金经典作品改编的影片，在我国的银幕上放映的机会很少。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上海曾放映过一部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由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根据诗人的小说改编的影片《杜勃罗斯夫斯基》（我国放映时将片名译成《复仇艳遇》）。这部影片改编摄制于1936年，也是苏联发行的第一步有声片。导演是亚历山大・伊万诺夫斯基，主要角色分别由当时最负盛名的戏剧大师、电影演员鲍里斯・里万诺夫、符拉基米尔・加尔金和米哈伊尔・塔尔哈诺夫扮演，尽管影片被公认为是优秀的改编片之一，尽管这些大师对人物的刻画都是非常得体的，而且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将人民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正义力量，展现了人的尊严与正义，也揭示了横暴与强权的冲突，但是影片改编中有一种错误倾向，那就是使普希金的著作过于现代化了，违背了历史现实。普希金笔下的骑兵少尉杜勃罗斯夫斯基是一个年轻地主，他为父报仇而变成了“强盗”首领，他劫富济贫，一心想杀死陷害父亲的另一个地主，但他却爱上了仇人的女儿，最后不得不放弃复仇，后来由于心爱的女人遵照父命嫁给了别人，他没有得到心爱的女人，结果痛苦地出走国外隐居去了。诗人普希金这样处理主人翁的结局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没落贵族青年的特点与性格的。但是，影片改编时，却把杜勃罗斯夫斯基描写成一个自觉参加农民运动并在与沙皇军队搏斗中献出生命的英雄，这使主人公失去了历史真实，变成了虚假的、没有说服力的公式化人物。当然，这与苏联30年代极“左”文艺思潮有很大关系。当时正是苏联文艺界大力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针，在众多的改编著作中也不顾及作者的创作思想而歪曲历史的真实。不过，《复仇艳遇》作为第一部有声电影，在电影艺术发展过程中还是起到了极好的影响。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影片《阿尔祖鲁姆旅行记》（1937）中，影片描述普希金到高加索旅行与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邂逅的情景时，尽量强调诗人的政治观点与十二月党人的观点相一致，从而把诗人描写成为十二月党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显然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极为重要的著作，特别是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普希金作为贵族，竟能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创造了农民领袖布加乔夫的形象，并且以极为同情的态度来描述这一形象，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也多次被改编出现在俄罗斯的银幕上。1928年，它首次由俄罗斯电影艺术家、白俄罗斯电影艺术的奠基者――尤里・塔里奇改编执导。1958年，苏联导演卡普卢诺夫斯基再次改编执导了《上尉的女儿》，该片于1959年由我国译制于各大城市公映，这也是解放后我国首次公映由普希金著作改编的影片，当年确实轰动一时，尤其是著名演员鲁克扬诺夫扮演的布加乔夫和斯特里日诺夫扮演的青年军官格里尼约夫，当时这两位演员在中国观众中早已声名显赫，他们对角色的刻画栩栩如生、生动活泼，为影片增色不少。《上尉的女儿》50年代的这一改编版本是当时的精心之作；斯大林逝世后，“解冻”时期文艺界的宽松气氛及反思立场取代了30年代改编古典著作时的那种简单粗暴和脸谱化的做法，影片所体现的银幕改编准则和处理手法都有鲜明的特色和代表性。这部影片的情节虽然是围绕军官格里尼约夫展开的，但是中心人物却是18世纪俄国农民起义领袖布加乔夫，影片制作者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特别是著名演员鲁克扬诺夫扮演的布加乔夫血肉丰满、个性突出，既是一位英勇的农民起义领袖，又是一个富有幽默感和语言生动的哥萨克人。
为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牵头推动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的庆祝活动。在这些盛大的活动中，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于1997年就筹划拍摄一部以普希金著作改编的巨片，这就是以《上尉的女儿》为基础，结合诗人的传记作品《布加乔夫史》而改编的影片《俄罗斯暴动》，导演是当代久负盛名的普罗什金。当记者问到普罗什金为何将影片称为《俄罗斯暴动》、影片又有何现实意义时，他回答说：“普希金的伟大就在于他解释了俄罗斯生活的深层规律，二百年过去了，一切如故，没有改变。人们生活在内战之中，而且在电视上总能看到新的布加乔夫出现。”{1}这可能就是导演改编摄制这部影片的初衷。
庆幸的是，笔者当年正在圣彼得堡电影电视大学就读电影摄影专业，由于莫斯科电影厂邀请我的导师担任该片的总摄影师，我被导师提名作为助理进行毕业实践，参与了该片的工作。但是，由于俄罗斯在1998年遭受空前的经济危机，电影制作的经费不能按时到位，影片一再拍拍停停，等到2000年完成全片时，已失去了庆祝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的意义了，不过影片还是参加了当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及俄罗斯塔芙尔电影节，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而我作为一名留学生，能有幸参加这部宏伟巨片的拍摄，看到俄罗斯电影大师们如何进行工作，是我一生中最为幸福的事情了。影片《俄罗斯暴动》于2002年在我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译制放映时，仍译成《上尉的女儿》，影片中的布加乔夫由当代著名的国际级别的影星马什柯夫扮演。马什柯夫曾在俄罗斯及好莱坞的众多影片中扮演过主要角色，如电影《小偷》等，是多个国际电影节的获奖者及提名人。这部影片拍摄得的确气势磅礴、场面宏伟、彩色鲜明，但评论界也曾指出既是突出“暴动”，但影片中缺乏“暴动”的场面，言下之意即是并没有突出主题，而且小说中讲述的主要人物在影片中退于极为次要的地位。不过，观众在欣赏这部巨片时，仍能感受到是一种巨大的艺术享受。
普希金的著作同样受到世界电影人的关注。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家的著名电影导演和演员就曾对《驿站长》《黑桃皇后》《杜勃罗斯夫斯基》等名著进行过银幕改编，前不久我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就曾翻译放映了一部由英国改编拍摄的《叶夫盖尼・奥涅金》的故事片，影片基本体现了诗人诗体小说的内涵，受到了观众的称赞。
总之，普希金留下的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伴随着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以及电影手段的不断更新，未来仍将会以崭新的面貌不断地呈现在俄罗斯及世界影坛上。
{1} 李芝芳：《当代俄罗斯电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