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夏天在莫斯科流传开来一条传言：昂纳克要接收来自苏联的犹太人，作为民主德国从未参与德国方面为以色列建国出资的补偿，按照东德官方宣传机构原来的说法，所有的老纳粹分子都生活在西德。那许多每周在莫斯科和西柏林之间飞来飞去的进出口贸易商人把这条消息带到了这座城市。消息很快传开，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大概就只有昂纳克除外。通常在苏联大多数人都试图否认他们的犹太祖先，只有带着一本干净的护照才有点成功的希望。其原因不在于对犹太人的排斥，而完全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每个或多或少负有点责任的岗位都和共产党党员联系在一起，而犹太人在党内是不受欢迎的。全体苏维埃人民都踏着红场士兵般整齐划一的步伐――在工作中从一个胜利迈向另一个胜利――任何人都不能退出，除非你是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你可以――至少纯粹从理论的角度来说――移居以色列。要是一个犹太人这样做的话，那――几乎是――没问题的，但要是一个党员提出移民申请的话，那他单位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会傻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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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我父亲来说，曾经四次申请入党，但每次都失败了。他在一家小公司的计划科干了十年副科长，梦想着有一天能当上正科长，那样他就可以多挣35卢布。但是关于厂长来说一个非党员的计划科长是难以想象的。此外这事之所以不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计划科科长每个月都得到区委的党员会议上去汇报工作。他怎么进去呢――难道没有党员证也能进吗？我父亲每年都试图重新申请入党，他和积极分子一升一升地喝伏特加、和他们在桑拿室里拼命出汗。但一切都是枉然。每年他的计划都绊倒在同一块石头上。“我们很欣赏你，维克多，你永远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积极分子们说，“我们也希望能接受你入党，但是你自己也很清楚，你是犹太人，随时都可以跑到以色列去。”“但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我父亲回答说。“当然你是不会跑掉，这个我们都知道，但纯粹从理论上说还是有这个可能的吧？你想想，那样的话我们岂不是很傻。”于是我父亲只好一直做预备党员。
新的时代开始了：通往广阔世界的入场券、开始全新生活的邀请就在于成为犹太人。犹太人从前到警察局花钱把犹太人这个词从护照上去掉，现在则开始花钱把这事往回办。所有的公司突然都需要一位犹太经理，只有他才可以去全世界开展业务。不同民族的许多人突然都想变成犹太人迁往美国、加拿大或者奥地利。相比而言东德来得有些迟，有点像一个不为人知的秘方。
我是从一个朋友的叔叔――他贩卖西柏林生产的复印机――那儿得到指点的。有一次我们去拜访他，他的房子因为举家即将启程飞往洛杉矶已经清空了，俄语论文范文，只有一部很大很昂贵的电视机和一台内置的录像机还躺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那位叔叔正躺在床垫上看色情片。
“东柏林昂纳克正在接受犹太人，对我而言改变方向已经太迟了，我已经把我全部的几百万转移到了美国，”他对我们说，“但你们是年轻人，一无所有，对你们而言德国才是正确的选择，那里塞满了流浪汉，他们那儿有稳定的社会制度，多几个年轻人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
那是一个本能的决定，此外移民德国比去美国容易得多：车票只需要九十六卢布，而且去东柏林我们不需要签证。我的朋友米沙和我于1990年夏天来到利希滕贝格火车站。那时整个接收过程还非常民主。根据出生证明――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我们的父母双方都是犹太人――我们从位于马林菲尔德的一个特别为此事设立的西柏林办事处得到一份证明，那上面写着，现在我们在德国被承认为犹太血统的公民。带着这张证明我们再去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东德警察总局，在那儿作为已经被认可的犹太人得到了一张东德方面的证明。在马林菲尔德和柏林市中心的警察总局我们认识了许多带着同样想法的俄罗斯人，第五次移民浪潮的先锋。
第一次浪潮是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白色近卫军①，第二次浪潮是1941至1945年间，第三次是由六十年代开始被取消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第四波始于七十年代经维也纳外迁的犹太人。九十年代初的第五次浪潮中的犹太人既无法通过他们的信仰也无法通过他们的外貌和其他民族区分开。他们可能是基督徒或穆斯林，或者根本就是无神论者，可能是金发、红发或黑发，可能是翘鼻子，也可能是鹰钩鼻。他们惟一的特征就是，他们的护照上写着他们是犹太人。这一点只需要家庭成员中有一个或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犹太人并且能在马林菲尔德加以证明就够了。
向任何一种赌博一样，这儿也到处是欺骗。在首批一百名移民中汇集了各式各样的类型：一名来自乌克兰的外科医生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一个维尔纽斯来的殡仪馆老板、一位为俄罗斯人造地球卫星金属外壳进行总体计算并且把这事告诉每个人的老教授、一位嗓音奇怪的歌剧演唱家、一名退役的警察以及一大群年轻人，一群像我们一样的“大学生”。
这里的人为我们在马尔查恩准备了一个包括三栋简易楼房②的很大的外国人宿舍，它原先是作为某种形式的疗养中心为东德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服务。现在我们可以在那儿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先到的总是得到最好的，当德国最终重新统一之后，新来的犹太人被均匀地分配到了各个联邦州，从黑森林到图林根森林、从罗斯托克到曼海姆，每个州关于接收都有自己的规定。
我们住在我们舒适的马尔查恩宿舍里听到了最不可思议的故事。比如在科隆，犹太教会的拉比奉命通过一个测验来确定新来的犹太人到底有多少犹太特征。没有经他们签名的证明什么事都不成。拉比③问一位女士犹太人复活节时吃什么。“黄瓜，”这位女士说，“黄瓜和复活节饼。”“您怎么会想到黄瓜？”这位拉比有些激动起来。“啊，我现在明白您的意思了，”女士兴奋地说，“我们犹太人在复活节吃玛策④。”“好吧，准确地说，犹太人一年四季吃玛策，复活节当然也吃，不过您究竟知不知道玛策是什么东西呢？”拉比问道。“那当然，”女士愉快地说，“那是一种饼干，按照古老的配方用小孩子的血烘烤而成。”拉比一下子瘫倒。甚至偶尔会有某些男人亲手对自己行割礼，仅仅就是为了避免回答这类问题。
我们作为第一批到达柏林的人，不必经受这一切，我们的宿舍里只有一条尾巴吃了苦头，那就是米沙的。柏林的犹太社区发现了我们在马尔查恩的住处并且邀请我们每周六前去用餐。年轻的移民还受到特别周到的关照。那时我们与外界隔绝，不会说德语，生活相当孤立。社区的犹太人是惟一对我们感兴趣的人群。米沙、我的新朋友伊利亚和我每周都去那儿。在那儿铺了桌布的大桌子旁总有几瓶为我们准备的伏特加。吃的东西并不多，但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家厨房的温馨制作。
社区的管事很喜欢我们，我们时不时地从他那儿得到一百马克。他坚持要求我们去他家里做客。那时我没有要他的钱，因为我意识到，那肯定不纯粹是出于友好，虽然我对他和社区的其他成员抱有好感，俄语毕业论文，但这涉及到一个正在寻找新成员的宗教机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你不知什么时候就得要付出回报。我周六就待在宿舍里，在煤气灶上烤栗子，和退休老头打牌。我的两个朋友依然经常去社区并且很开心得到礼物。他们和管事成了朋友并且经常在他家里吃午饭。有一天他对两人说：“你们已经证明你们都是好样的犹太人，现在你们最好也能完成割礼，那样的话一切就很完美了。”“这个我可不干，”伊利亚说完就走了，相对而言顾虑较多的米沙留下来了。为良心的谴责所折磨、为了那些所接受的钱和社区管事的友好情谊，他不得不为我们所有的罪孽――在柏林的犹太医院里――赎罪。
后来他告诉我们其实那一点也不疼，而且据他说甚至还增强了他的男性能力。整整两个星期他必须缠着绷带来回跑，从绷带中间露出一条橡皮管。
第三个星期的周末我们宿舍一半的男性成员聚集在了盥洗室，所有的人都好奇得要命。米沙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尾巴――像根香肠一样又直又光。米沙很骄傲地讲述手术的过程：包皮借助激光切除，完全无痛。不过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对他的尾巴感到失望，他们本来期待着更多点什么，于是建议米沙把这个和所谓的犹太特征都忘掉，当然他后来也这样做了。宿舍的某些人觉得这一切大概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又返回俄罗斯去了。
那时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德国人就惟独把我们供养起来。以越南人为例，他们的宿舍也在马尔查恩，而且离我们住的地方一点也不远，他们那边就很清楚：他们是东方的客籍工人，但俄罗斯人呢？或许在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局那儿对第一批犹太人存在一种误会、一种疏忽，然后这些官员们又不愿承认，于是只好乖乖地让它继续下去？类似的是不是还包括柏林墙的倒塌？但是和所有的梦幻一样，这种好事也很快就到头了。六个月之后这地方就不再接收人进来了。人们必须先到莫斯科递交一份申请，然后等上好几年。后来又引入了限额，与之同时又通过决议确定，所有在1991年12月31日前入境的犹太人可以被视为难民予以接收并享有除选举权之外的一切公民权利。
由这些犹太人及俄罗斯德意志人组成了第五次浪潮，虽然俄罗斯德意志人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所有其他的群体――俄罗斯太太或俄罗斯丈夫、俄罗斯科学家、俄罗斯妓女以及拿奖学金的大学生们加在一起还不到我生活在这里的老乡的百分之一。
德国有多少俄罗斯人？柏林最大的俄语报纸主编说：三百万。其实光在柏林就有一百四十万，他从来就没有实事求是过，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他。他在三年前就已经说过一次三百万，或许那时就已经四百万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人无处不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承认这位老编辑的观点：我们是为数众多的，特别是在柏林。我每天都看见俄罗斯人在街上、在地铁里、在酒吧，无处不在。我购物的一家超市里的女收银员是俄罗斯人，发廊里也有一个，同样花店里的女售货员也是。律师格罗斯曼――虽然大家很难相信――也是从苏联来的，和我十年前一样。
昨天在有轨电车上两个年轻人用俄语相当大声地交谈，他们以为别人听不懂他们说的。“用200毫米枪管我没法搞定，他一直被很多人围着。”“那你应该拿一支500毫米的。”“但我还从来没有用过500毫米的！”“好吧，明天我给头打个电话再要一本500毫米的使用说明。不过我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最好这样，你还是用200毫米的试一试。不管怎么样你再试一次总是可以的。”你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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