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俄罗斯寻找父亲足迹[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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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从这一期开始,本刊将分多期刊载作家张复的《俄罗斯寻踪之旅》。这场“寻踪之旅”,是他寻找父辈青年时代足迹的旅程,同时,张复也在文中写下来他在俄罗斯的所见所闻所思。相信,这不仅仅是张复自己的俄罗斯之旅,也会让读者朋友们随着这场寻踪,了解俄罗斯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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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我和我的同伴们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俄罗斯寻踪之旅”,所谓“寻踪之旅”,就是去俄罗斯查阅和复制父辈们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在苏联留学和工作的档案,寻觅父辈青年时代的足迹;同时,也要看看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遗迹。这件事情的“由头”还要从毛泽民的后人曹耘山说起。
  缘起毛泽民后人曹耘山
  众所周知,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在毛泽东的教育和作用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苏区,曾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负责部队的供给。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43年9月,毛泽民与陈潭秋等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年仅47岁。前几年,苏联时期的档案逐步解密后,曹耘山曾两次专程去俄罗斯,查阅和复制了1939年毛泽民在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有关情况的档案资料,共计10万多字,同时,他还查阅了贺子珍的档案资料。得知曹耘山的经历后,我很感兴趣。2017年春,我和他面对面地进行了交流。
  曹耘山告诉我,毛泽民当年去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历史背景是,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王明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苏联回到延安,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时许多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王明是代表共产国际的,认可王明说的话。国民党说,要联合中共抗日,就要求中共取消根据地和军队,毛泽东说,如果这样,就是变相 的“4.12”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坚决不干。毛泽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的苏联。
  1939年6月至1940年2月初,毛泽民在苏联治病、学习和工作了8个月,在此期间,他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等人汇报了抗战以来王明右倾路线及30年代初期“左倾”路线的问题。毛泽民在苏联期间的工作汇报,关于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毛泽东,都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还要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了有31个事项的履历表。
  “毛泽民当年是怎样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又是怎样探讨讨论中国问题的,探讨历史一定要从第一手档案资料开始”,曹耘山长吁了口气接着说“哎,我去莫斯科查询七、八十年前的档案资料,谈何容易,费了好大力气,逐渐和俄罗斯远东探讨所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人交上了朋友,这才办成了事。不少朋友听说我办成事了,也要去”。曹耘山告诉我,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或工作的老一辈革命家陈潭秋、邓发、滕代远、刘亚楼、钟赤兵、朱瑞、吉合、唐天际、贺翼张等人的后代,听说他的经历后,都要结伴去俄罗斯查询父辈的档案,有的还要带着自己的儿女一同去;他本人也要第三次去俄罗斯继续查询毛泽民在苏联的有关档案资料。这些人的父辈还有交叉交往;其中陈潭秋1939年从苏联回国接替邓发,成为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刘亚楼和钟赤兵是1938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曹耘山说他为大家集体去俄罗斯查询档案一事已筹备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也要去!”听完曹耘山叙说后,我当即表示。
  我的父亲张仲实
  我要去俄罗斯查询父亲张仲实的档案资料,这不仅是因为40 年代初毛泽民、陈潭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新疆协助我父亲和茅盾脱险去了延安,吉合是我父亲在苏联留学军训时的教官,我们的父辈有交往;还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也有着浓浓的苏联情节。从我个人来说,我的父亲1925年入党后,1926年至1930年在苏联留学、工作,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要作用。我在小时,多次听父亲讲过,俄语专业论文,当年他去苏联留学旅途的艰辛。
  1926年10月中旬,父亲从上海出发去苏联,先是装扮成理发师,从上海黄浦江面上坐上一艘苏联货轮,在海上的风浪中走了7天才到达苏联远东的海参崴。10月中旬的海参崴已是零下7、8度,寒风凛烈,他一身夏装,冻得无法上岸,来海参崴接站的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人借给他一件外套,这才能上岸。在海参崴他和10几个同伴又因检查身体,住了6、7 天,之后,乘火车到达莫斯科。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路上共走了17天。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友好协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对外友好团体,父亲又是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人和负责人之一,并主编中苏友协总会会刊《中苏友好》杂志,那时父亲为中苏友好协会的许多事务忙的不可开交。
  从宏观层面讲,毛泽东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 的;我还听父亲的老同事师哲用浓浓的陕西口音向我多次说过,建国初期,他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面的种种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六十年代,“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大论战,直至“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就是为了“反修防修”,更是我青年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
  此外,1991年苏联解体,震惊世界,苏联解体有种种说法,有经济僵化说,有领导集团变质说,有民族分裂说等等,几十年来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然而苏联解体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俄罗斯近况如何,象迷一样吸引着我。
  去俄罗斯,既可查询揭秘父亲青年时代的档案,又可游览多彩的俄罗斯风光,还可看看几十年来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后苏联--俄罗斯的近况,这种一举多得的好事,我怎能不去呢。盼望出发,查询尘封的档案,憧憬迷人的俄罗斯风光,成为我和曹耘山见面后天天想念的事情。
  需要开直系亲属“国际公证”?
  然而,好事多磨。曹耘山告诉我,他前两年在俄罗斯“查档”期间,结识了一位朋友“俄国通”李先生。李先生是北京人,1992年到俄罗斯学习艺术,后来在莫斯科开了一家“北京饭馆”,至今他在俄罗斯学习、生活、工作已有20年时间。李先生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他俄文好,知识面宽,对中俄两国的历史很感兴趣,李先生已成为我们这次集体去俄罗斯“查档”的联系人和协调人。   2017年5月初,李先生应曹耘山邀请,从莫斯科专程来北京与我们一行人见面商谈集体赴俄“查档”之事。李先生告诉我们,经过他和俄罗斯有关部门联系、协调,中国部委级的单位,可以开证明信去俄罗斯查阅国与国和党与党之间的史料,但是你们集体去查阅父辈的档案,这些属于个人的档案资料,需要开出你是直系亲属的“国际公证”,此外,俄罗斯方面查不到中文名字的个人档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出于回国后工作的安全需要,你们的父辈在俄罗斯学习、工作时用的是俄文名字,也要事前查到,在你们去之前通过俄文名字查到档案编号,否则到了俄罗斯再查俄文名字,时间不允许。
  证明你是直系亲属的“国际公证”手续如何办理?80年前父亲在苏联的俄文名字又从哪里得知?我们人还未去俄罗斯,80年前父辈们在俄的档案就要基本落实查到?这些事近乎梦想!看来,去俄罗斯的事有些渺茫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曲折努力,我竟然查到了父亲80多年前在苏联留学时的俄文名字,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时期的名字是“杰尔维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名字是“克里温”。我当即打了“越洋电话”告知李先生。期待中,一周后的一天深夜,李先生又从莫斯科打过来“越洋电话”,他大声说“杰尔维兹和克里温”的档案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已经查到,档案号是‘3162’”。那一夜,我兴奋得几乎无法入睡……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同伴们也陆续找到他们的父辈在苏联时期用的俄文名字,俄语论文题目,而经过李先生和曹耘山的斡旋,经过俄罗斯远东所和俄中友协的协调,我们集体去俄罗斯“查档”也不需要直系亲属的“国际公证”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切准备就绪。临行前,中俄友协会长陈昊苏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所在地会见了我们。他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历史联系已有二、三百年的时间了,但真正有密切联系的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你们的父辈都是老一辈革命家,当年他们千辛万苦冲破重重阻碍去苏联学习和工作,对这段历史不可小看,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国外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些都说明苏联、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今年3月份,习近平同志就任国家主席后出国访问,首先选择访问俄罗斯,同时,习主席访问俄罗斯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中俄双方共同启动中共六大纪念馆的建馆仪式。你们这次去俄罗斯查询父辈的档案资料,是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在此,我预祝你们这次赴俄查询档案的工作顺利、成功。”
  在对外友协的会客室告别前,陈昊苏还送我们几本《俄罗斯抒情诗60 首》。
  初到莫斯科
  2017年6月底,我们的俄罗斯“寻踪”之旅终于由梦想变为实际行动,我们出发了。
  我们乘坐的是俄罗斯航班,中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飞行7个小时后,到达莫斯科机场,此时是当地时间下午4点。
  在机场大厅,我兴奋地四处观望。在排队等候办理出关手续时,候机大厅里的电视屏幕上不断地播放着卡通宣传片,一个鬼鬼祟祟的卡通人物,先是东张西望,继而把一个定时炸弹之类的东西扔进垃圾桶,随后,他被警察抓住。这个卡通片示意旅客提高警惕,这倒使我有点不安,机场安全吗?
  出了机场候机大厅,空气清新,天空是深蔚蓝色,翠绿的白桦树林一眼望不到边。李先生带领一辆“大巴车”,已在候机大厅出口处笑眯眯地迎候我们。
  上了“大巴车”,在通向莫斯科城区的机场公路上,李先生在车上给我们做起了“导游”。他说“莫斯科是俄罗斯首都,也是全俄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莫斯科建城于1147年,迄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现有人口1000万左右。莫斯科城市绿化非常好,空气清新,正如你们所感受到的,莫斯科有“森林中的首都”之称”。
  我们的“大巴车”走了约半个小时,只见通向城里公路的右侧,有几个巨型的XXX模式的障碍物一字排开。“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苏军战士发明的阻挡德军进攻的障碍物,一半埋在地下”,李先生回答说“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德军直扑莫斯科,‘中央’集团军群总计约有180万人,坦克1700辆,火炮和迫击炮14000余门,飞机1390架。德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武器质量上也占优势,因为当时苏联红军坦克和飞机有一半以上是旧式的。最近时德军已攻到距莫斯科37公里 的地方。莫斯科方面发动45万人围绕莫斯科城修筑起三道防御工事,其中妇女的数量占了四分之三”。
  看着公路边的战争时期的障碍物,听着李先生的讲话,我有点紧张,刚下飞机,还未进城,就感受到这个国家经历过的惨烈战争的硝烟似乎还未散去……。
  机场通向市区的公路,十分拥堵,我们的“大巴车”时走时停,令人有点扫兴。看着这样的路况,李先生说“现在是下午下班时间,很拥堵,汽车增多后,道路交通也有问题,目前,全俄罗斯境内还没有一条全封闭的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
  李先生的话使我有点惊讶,我默默在想,如果说前苏联政府把钱都投到国防方面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争霸世界,那么苏联解体后搞了20年的“市场经济”,为什么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呢?据媒体报道, 中国截止到2017年底已建成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达9.6万公里,成为世界上高速公路总里程位居第一的国家,美国是7.5万公里。
  沿途中我看到莫斯科的新建筑不多,新的建筑工地也很少,不论是高层写字楼、商厦还是普通民宅。同样是首都,北京二、三十年来,每年都会有成百上千的新建筑工地在开工。许多年来,北京的地图年年在修改,因为每年都会有大批的新建筑、新街道出现。“为什么莫斯科的新建筑少?”我问李先生,“可能是莫斯科与俄罗斯其它地区一样,地多人少,房子够用,特别是建设住宅,开发商很谨慎,怕建起来卖不出去”,李先生这样说。
  行进途中,道路左侧突兀而起7、8栋五颜六色的摩天大楼,尽管有3、4栋还未完工,这与周边的低矮旧楼形成鲜明对比,很抢眼。“这块地方被称为莫斯科的CBD”,李先生说,   “至少已开工建设7、8年了,现在还未建完”。
  我知道北京的CBD,那是北京的商务中心区,是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两侧约10 平方公里的一块区域,我有几个朋友在那里上班。这块区域是众多世界500强公司中国总部和国内众多金融、保险、地产、大酒店等高端公司的所在地,拥有数百栋现代化大楼。类似CBD的,北京还有“金融街”、“中关村西区”、“奥运村”等区域。莫斯科的CBD为什么这么小?为什么盖了这么长时间还未完工?
  了解俄罗斯概况
  “大巴车”从机场出发走了近两个小时,傍晚时分到达李先生开的北京餐厅,我们放下行李,一边吃着家乡饭,一边饶有兴味地听着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俄罗斯的概况。李先生说“俄罗斯的领土横跨欧亚两洲,占欧洲的二分之一,亚洲的三分之一。俄罗斯总面积达1700多万平方公里,将近有两个中国的面积那样大。人口1、4亿,有10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人占百分之八十。俄罗斯工业和国防工业发达,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的国际大势都是美苏争霸世界”。
  “听说苏联解体后,有媒体报道,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引发社会动荡,GDP一度下降百分之五十,通货膨胀超过二千倍,一些俄罗斯人倾家荡产,同时也有人一夜暴富。还有媒体报道,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目前,俄罗斯每年人口减少50万人之多,是这样吗?”。我的一个同伴问李先生。
  “确实,苏联解体,耐人寻味,社会动荡了一个时期,现在渐渐稳定下来,俄罗斯资源丰富,医疗和教育几乎免费,居民水电费也十分便宜,这对俄罗斯社会稳定起了很大影响。俄罗斯人口逐年递减,政府出台许多政策鼓励人们多生孩子,如果一个母亲能生5个孩子,政府就授予她‘英雄母亲’的称号,除了给予大笔奖金外,母亲本人和5个孩子的生活费用全部由国家支付”,李先生这样说。
  我在心里估算了一下,中国人口近14亿,是俄罗斯1.4亿人口的10倍。俄罗斯国土面积接近两倍于中国国土面积,换句话说,中国人均资源是俄罗斯的十五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也比俄罗斯高许多,中国要是动荡起来真是不好办,计划生育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的一项政策。
  李先生接着说,“苏联解体后,学校取消政治课,军队取消政委,普京执政后,他利用一切时机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在莫斯科的许多单位内部的墙壁上,如同前苏联一样,上面张贴的往往不是单位的业绩单,而是卫国战争时期本单位出现的苏联英雄或是本单位牺牲的同志的照片。普京还决心重振大国雄风,他对西方的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最近民调显示,70%的俄罗斯人对普京的工作成绩持肯定态度。另一个民调机构称,如果有机会,20%的俄罗斯女性愿意嫁给普京。对普京的广泛支持,说明俄罗斯民众对保持社会稳定,渴望国家重新崛起的政策的支持”。
  在北京餐厅,我们边吃边聊,高兴之余,我们竟喝了几瓶北京“二锅头”,在“乌拉”声中吃过在俄罗斯的第一餐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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