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夏，一个来自俄罗斯的民间旅行团乘火车米到了黑龙江边的黑河口岸。这些外表与其他俄罗斯人_无异的旅行团成员，既不是来这座城市采购，也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他们背负着更为厚重的使命――寻根问祖。因为这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的祖先，是生活在北京的京师八旗，与其说他们是俄罗斯的公民，倒不如说他们是满八旗的后裔。 清朝中期以前，对外的劲敌主要是沙皇俄国，两国在东北边境可谓战火不断。所以，清朝皇帝对阿尔巴津人的宽待也是有原因和目的的。俄罗斯旗人的工作主要有两种，战地劝降和文字翻译。这些人中对俄文能读能写，又掌握了中文的，成为衙门中高水平的译员。来往清俄两国的文书，很多是由他们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来进行翻译和誊抄的。俄罗斯旗人中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文化不高，但是能征惯战，这些人则被安排去教授清军使用火枪。其中的一部分人，很快又被送往黑龙江的前线。在前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和招降。在一个俄国要塞被围困后，由他们进行喊话和劝降，沙俄的士兵看到敌人的阵营里有自己的同伴，可谓又喜又忧。忧的是敌人的强大，喜的是对方看样子是不杀俘虏的，因此，许多要塞就这样被瓦解了。若干年后，一位俄国使节来北京访问的时候，有些俄罗斯人曾要求把他们带回俄国，这位使节给他们的答复却很干脆：“把你们带回俄国?除非是要把你们当成叛国者押赴边界绞死，才能把你们带回俄国去。” 中俄文化中转站 这些偶然来到北京的俄罗斯人并不多，但是却在中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很大的影响。在他们之后，有成百上千的俄罗斯人来到北京，或为交易、或为传道。 清政府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怀柔远仁赐给阿尔巴津人的“圣索菲亚”教堂，最终成了俄国放入北京城中的“阿尔巴津木马”，成为俄国刺探清朝的一个特务机构。对近代史上的中俄关系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清政府尊重这些战俘的消息传到俄国以后，引起了俄国教会方面的高度重视，并于1695年千里迢迢地送来了承认“圣索菲亚”教堂的证书。主教伊格纳蒂・哥萨阔夫给“圣索菲亚”教堂的神父的信中写道：“你被俘虏，这对神圣的事业是有利的，因为基督的正教信仰要依靠你们来加以传播。你不单要为沙皇祈祷，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传播正教的立足点。” 事情远没有宗教交流那么简单，传播正教与沙皇的远东战略计划不谋而合。“圣索菲亚”教堂正好可以作为窥探清政府政治动向的窗口。沙俄随后派出了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名义上是为这些背井离乡的阿尔巴津人进行宗教上的指导，但是高高在上的沙皇又怎么会真的关心几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流亡人员的宗教生活呢。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汉化的阿尔巴津人关于这些传道团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但是沙皇政府却持续不懈地派出了18届传道团，持续了178年。 一位名叫伊拉里昂・罗索欣的传道团成员，跟随第三届驻北京传道团来到京城，并以“官学生”身份留居在北京11年。1735年罗索欣任理藩院翻译，在内阁俄罗斯文馆教习俄语。他利用工作之便，窃取了《皇清一统图》，在这幅图上标出了全部地名的俄文对音，送回俄国。俄国当局如获至宝，对罗索欣也是赞赏有加，授予他陆军准尉衔，年俸由130卢布增至150卢布。罗索欣回国后，调到科学院，专门从事满汉文的翻译和教学。他在翻译了《八旗通志》和《异域录》外，还精研对华交涉技巧，经常向准备来华的俄国使团面授机宜，介绍如何与理藩院的某些贪官勾结，以保证他们“满载而归”。 伊拉里昂・罗索欣的事例充分说明了“驻北京传道团”“官学生”来华传道、学习的目的，并非单纯地进行文化交流而已，他们更像是具有政治任务的特工人员。而满清政府好像没有察觉到这些人的真实目的。俄国传道团的手段无可厚非，各为其主而已。然而，清政府的这种以怀柔远仁为指导方针的大国外交却暴露出了它“粗线条”的弱点。 在随后的几届驻北京传道团中，也陆续产生了些著名的汉学家，如修士大司祭俾丘林、巴拉迪、固里等。客观上讲，他们关于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民族问的相互了解，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影响。不过总的来说俄国“汉学”探讨的开端，是同俄国窥视中国黑龙江的领土，俄语论文网站，同俄国积极准备侵华政策密切相关的。 在1840年以后的外国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热潮中，沙俄凭借着关于我国领土情报的多年积累，在谈判桌上可谓准备十足，一开口就头头是道地说出了非常具体的割让土地的地理位置和要求。相比之下，清政府在乾隆皇帝以后，因为国势衰退的原因，皇帝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为官僚体制修修补补和镇压各地的叛乱上。注意力的内移，导致了他们关于边境事务的鞭长莫及，并且清朝当时也还没有现代化的勘测计量手段，因此最终的谈判结果应该说是被俄国人蒙走了大片的土地。在几次条约中，沙俄共瓜分到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最大的赢家。 归宿 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活动范围大致是南馆和北馆。1727年清俄两国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该条约使俄罗斯驻北京传道团正式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其驻地则由东直门的胡家园胡同迁到了玉河桥西的东江米巷，也就是现在东交民巷。由此，老的驻地在北，称为北馆，新馆在南，称为南馆。1955年，中苏签订条约，俄东正教南馆归还中国，北馆作为苏联大使馆的一部分，并且使用至今。现在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内，还有一个铸于康熙年间的三脚香炉，应该是北京俄罗斯旗人生活的最早物证。这些俄国人在北京也要经历生老病死，于是清政府特意将安定门外的一片空地赐给他们作为陵园。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青年湖公园的整修，俄教堂墓地也被夷为平地。 现在的北京城里已经很难找到当年俄罗斯旗人的踪迹了。汉化的俄罗斯旗人，大多改为罗、何、姚、杜、贺等姓。1911年以后，政府取消了对旗人的优厚政策。俄罗斯旗人与其他八旗子弟一样，大多已经养尊处优惯了，只得靠变卖典当为生，他们中有很多人做了小生意，或者去当巡捕，当工人。当时大概有两三百人，分布在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城市。如今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俄罗斯旗人的聚居地都已改造，这些人也大多消失在了人海中。 1951年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时，所有的阿尔巴津后代都被归人了满族。至于是官方决定还是他们本身愿意，已无从得知。1956年以前，在北京的俄罗斯后裔，许多人仍住在北馆。1956年北馆改为苏联大使馆后，由苏方出钱，为迁出的“阿尔巴津人’后裔在真武庙一带盖了几栋二三层小楼。这样，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保持着聚居的状态。但近几十年来变化很大，到本世纪初，几栋旧楼还在，“阿尔巴津人”后裔却一个没剩，去世的去世，搬家的搬家。至此，旗人散了，传教团走了。俄罗斯旗人在京活动的印记也就此消失。 今天的东直门内，已经变成了颇具作用的饮食街，再没有一点俄罗斯旗人的印记。在这里就餐的食客，大多也不会了解这段尘封的历史。毕竟北京太过古老与深邃，就像一本尘封的古籍。我们即使身处其中，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她，读懂她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