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俄罗斯文学的清晨(3)[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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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的朋友――每个人都在遵循着自己命定的路途,孤独而又失望,他们中死的死,病的病,死状之惨,病得之冤,惟有上苍知晓。今昔两厢对立,谁人不会对往日锥心思念?谁人不会因美好往日的逝去而扼腕长叹?谁人不会对有过美好时光的人竟落人今天这样的悲凄孤独而拘一把同情之泪?诗人将一种沉痛、一种伤感、一种惆怅、一种孤独与失望镶嵌进对眼前的叙述,揉进他怯懦而又敏感的内心世界。今天的失望更增添对昨日的神往,诗人无力走出眼前的悲凉,靠回忆以往去生活,惟恐“对荣耀地位的寻觅”,“被视为乐事的虚幻美名”熄灭掉对爱情,对友情的忘情回忆。诗人写道:“我被命中注定:在那条不为人知的道路上踽踽独行”,而对外界现实的唯一维系,便是在大自然中排解情怀:“成为恬静村落的朋友,热爱大自然的美丽馨宁;呼吸黄昏中朦胧寂静的密林,俯瞰泡沫飞溅的水流”。下面四句可谓诗人的审美信念和人生主张:“歌唱造物主、友谊、爱情和幸福。/呵,诗歌,心头纯净无邪的硕果!/只有用芦笛赋予人生以盎然生气的人,/才能怡然地生存!”,而后一句则是诗人对人生逃遁沉迷自然的所谓消极浪漫主义思想的表露。
  评论界津津乐道于普希金风景诗的心理因素由来已久,继而对屠格涅夫风景描写心理评价功能的大加赞赏,似乎普希金乃这方面的先驱,而屠格涅夫在某种程度上是普希金的忠实继承,但读了如上诗行,我们不由得想起别林斯基读完茹科夫斯基的诗《赠费拉列特》所说的话,“这些诗句里可以听到心灵的呻吟。这些诗句实际上证明了,不是普希金,而是茹科夫斯基第一个在俄国用哀诗的语言倾诉了人对生活的怨诉”。他的这一论断尤为适用于对《黄昏》的评价。我们不难感觉到,诗人并非着意描绘夏日的黄昏和随之而来的夜晚,而是用极其甜美的诗句表达个人的,为他所独有的感受;在他笔下,对往事的怀想,对现世的感慨,全都魂附于一景一物。这一大段的内心哀诉洞穿了作者的本意,写景只不过是为了写情,就此,与其说《黄昏》是一首情凄意凉的风景哀诗,倒不如说是一首寸景寸哀的心理哀诗。
  诗人的思绪像小溪般一直流淌到拂晓时分,醒来时的村野已失却入夜前的喧闹,寂寥而又迷蒙,早起的人儿奔赴劳作,应和着心爱的芦笛,调好琴弦,歌唱万事万物的苏醒。诗人触景生情,感物伤情,表达了对命运的认可与妥协,担忧与迷茫:“是呀,我命中注定了就这样歌唱……但谁能预料?……这能否久长?……唉,可能,很快地,与悲凄的明瓦娜一起/那阿里平将在黄昏时刻/来到年轻歌手的死寂坟墓旁深沉冥思了阿里平和明瓦娜乃民间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相传,穷歌手阿里平爱上了皇家公主明瓦娜,但因门第悬殊,有情人难成眷属,结果男主人公遭放逐,女主人公抑郁而死,后惟有在天国,有情人才比翼双飞,尽享欢爱。诗人借这一爱情悲局作哀诗的结语,表露着诗人沉痛的心理情绪?要知道,正是在写这首哀诗的那一年,诗人对玛利亚的爱情悄然成熟,因身世的不光彩而遭到无情拒绝,正是这种情感的受挫,加重了他的失意、孤独与怅惘,似乎现时现地已无他的情感立足之地,惟有在墓地冥想才是他精神的归途,惟有来世才会兑现他的挚爱。正是对民间故事这种“忧伤美”的敏感与醉心,诗人日后终将此咀嚼成苦味四溅的《艾奥洛娃・阿尔发》(1814),这一“散发着浪漫主义的全部思想和全部美妙之馨香的”“美丽的诗”(别林斯基语);生活就是这般无情,16年后,诗人的恋人玛利亚最终同样因情抑郁而死,诗人的这首诗的寓意竟得到了残酷的应验。可以说,大自然景色之所以不断鸣响着沉重的音调,很大程度上是涛人当时当地沉郁心情的外投,个人爱情悲剧的预感。同样可以说,诗人本人的情感遭遇在一定程度上是这首哀诗的生成因素之一,而诗人写哀诗更多是为了寄哀情。
  《黄昏》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它和诗人茹科夫斯基的不朽声名永远连接在一起。一如斯米尔诺夫所言,“《黄昏》以其崇高的个人情怀写出了抒情主人公细腻却又富有诗意的心理状态,一扫卡拉姆辛抽象空洞的感伤,杰尔查文自我形象的拘泥,克雷洛夫白话与格言式的具体,它在内容与形式上创立了表达情感世界的新手段,这种手段统领着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这位学者同时断言,“在《黄昏》这一著作中诞生的是新俄罗斯诗歌的浪漫主义准则”。在另一部专著里,这位探讨家似乎对以往的定论还不甚满足――将茹科大斯基的作用时空拉长至20世纪初。的确,茹科大斯基与他的《黄昏》对俄罗斯文学的开创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诗人本人被称为“罗斯文学的哥伦布”,“为罗斯诗歌发现了浪漫主义新大陆”。这位文学“哥伦布”的风景哀诗对后世作用尤为深远,他不仅是“俄罗斯诗歌太阳”普希金升起前的红霞煅冶,同时还是雷列耶夫、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屠格涅夫等等,乃至“白银”诗人流芳千秋的巨大泉源。正如当代探讨家日尔蒙斯基探讨确认:“俄国象征派与普希金的诗歌遗产没有关系,象征派的根在俄罗斯抒情诗的浪漫主义流派之中,应归属于茹科夫斯基。从茹科夫斯基开始,经过丘特切夫、费特与费特流派(阿・康・托尔斯泰、波隆斯基、尤其是弗拉墓米尔‘索洛维约夫),传递到象征派手中”。
  论及茹科夫斯基对莱蒙托夫的作用,俄罗斯学者库列绍夫探讨指出,莱蒙托夫的最初涛作如《秋天》、《芦笛》全然是茹科夫斯基的神韵,而茹科夫斯基的《乡村墓地》、《斯拉夫女人》对莱蒙托夫的作用尤甚。的确,茹科夫斯基的《大海》为莱蒙托夫的《帆》提供了若干因素,在莱蒙托夫的《鲍尔金诺》(1837)中竟回响着茹科夫斯基《俄国军营中的歌手》中爱国主义的旋律。就此,有人推断,茹科夫斯基对莱蒙托夫的作用一直延伸至1837年,若不因普希金之死,矗立在我们心中的或许是另一个莱蒙托夫的形象,很有可能就是茹科夫斯基第二。其实,茹科夫斯基的神韵一直浸染至莱蒙托夫艺术生命的终结。君不见,在莱蒙托夫的最后的诗页里:荒野中,古老的悬崖永远“孤独地”矗立着,“低低地哭泣”(《悬崖》,1841);一片橡树叶“为无情的风暴所追逐”,在世上漂泊流浪(《一片橡树叶离开了它的枝头》,1841),流露的不正是茹科夫斯基式的伤怀与孤独,不正是哀诗《黄昏》般的睹物饬情与万千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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