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着无尽勇气的人,他是托尔斯泰无可争议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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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
采写/《小康》特约记者
2017年8月3日,89岁的索尔仁尼琴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
苏联于1991宣告解体,这个牛犊顶橡树的作家比苏联多活了17年。尽管围绕着他的著作仍有许多争论,他的言行也遭到一些非议。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俄罗斯的良心。
开创“劳改营文学”先河
191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他的父亲在沙俄军队供职,战死德国。作为遗腹子的索尔仁尼琴,童年全靠母亲做中学教员的微薄薪水生活。后来在罗斯托夫市读完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卫国战争时期,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他当过炮兵连长,并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在德国柯尼斯堡前线,索尔仁尼琴成功率领士兵冲破敌军包围,为此他本可荣获第三枚勋章。而当旅长在为他颁发勋章时,来了一队克格勃,随后,他被剥夺军衔、军功章和配枪。
由于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索尔仁尼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索尔仁尼琴被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8年之灾,使得索尔仁尼琴对劳改营的生活非常熟悉。苏共二十大后,他写出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并通过朋友科佩列夫把著作交给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后觉得非常好,但是不敢,就通过朋友捅到苏共政治局。苏共政治局经过一番讨论之后,由赫鲁晓夫亲自批准,这篇小说1962年在《新世界》。特瓦尔多夫斯基称,这篇小说“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著作”。很快,这部著作震撼了整个苏联。《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创了 “劳改营文学”的先河,索尔仁尼琴也因此一举成名。
1963年,索尔仁尼琴连续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同年,他加入了苏联作协。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使得负责监督文艺界的克格勃重新活跃起来。1965年9月,克格勃查抄了索尔仁尼琴朋友杰乌什的家,没收了索尔仁尼琴存放在那里的《第一圈》和反苏诗剧《胜利者的酒宴》的手稿。诗剧反映了生还无望的囚犯的绝望心理,索尔仁尼琴被释放后否定了这部著作,决定永不。但是,克格勃偏把这篇东西印刷出来,并发给了作协领导。从此,《胜利者的酒宴》成了套在索尔仁尼琴头上的紧箍咒,被推荐为1965年列宁文学奖参赛著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也因此遭到淘汰。
其后,索尔仁尼琴创作出小说《癌症楼》,这部著作揭露 和批判了苏联腐化的官僚体制。一开始,小说的打字稿在莫斯科流传,为此,莫斯科作协分会散文组专门讨论了这本书,出席会议的30名作家一致肯定了《癌症楼》,并要求尽快出版,以免打字稿流到国外,先在国外出版。特瓦尔多夫斯基决定在《新世界》上《癌症楼》。
但当时正值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特瓦尔多夫斯基忙于大会筹备工作,没能和索尔仁尼琴通上气。索尔仁尼琴听说莫斯科作协分会肯定了这本书并要求尽快出版,但是,并未听说哪一家刊物肯。他认为苏联作协愚弄他,一怒之下写了一封致作家代表大会的公开信,指责作协领导不捍卫作家的权益,充当克格勃的帮凶,并列举了从20年代到60年代作家受迫害的事例。在信中,他还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尽管这封信遭到当局指责,作协书记处还是作出决定:《文学报》《癌病房》片断,《新世界》刊登全文。但是,刊物没有行动。索尔仁尼琴再一次觉得作协在愚弄他,甚至认为作协书记处已开始迫害他,他必须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于是,他日夜兼程让人替他打印《古拉格群岛》手稿。打印稿除分别藏在几个地方外,还拍成底片,准备带出国境。一旦遭到进一步迫害,便在国外出版《古拉格群岛》。
无独有偶,作家代表大会刚一结束,西方电台播发了索尔仁尼琴的公开信,由此掀起一股反苏浪潮。作协书记处立即把索尔仁尼琴召到莫斯科,指出公开信已触犯国家利益,他必须公开表态。索尔仁尼琴表示,愿意声明予以澄清。但在他声明前,苏联报刊必须先他的公开信,不然他对未曾的东西声明便成为无的放矢,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不肯让步。这时,上面通知,《癌症楼》不准出版。作协决定,如果索尔仁尼琴不改变态度,以后不再他的著作。
1968年5月瑞士苏黎世出版了俄文版的《癌病房》。不久,苏黎世又出版了《第一圈》。
1969年秋天,索尔仁尼琴因为“不听话”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消息传出之后,英国哲学家和作家罗素、法国作家萨特、阿拉贡等人立即或致函苏联政府或声明,反对这种做法。国内也有一批作家表示抗议。而处于激愤之中的索尔仁尼琴又写了一封公开信,此信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信中痛批落后专横的作协体制对俄罗斯文化精神的钳制和摧残,“请你们擦拭一下刻度盘吧!你们的表落后于时代了。”
1970年9月,“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 索尔仁尼琴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索尔仁尼琴则担心当局驱逐他出国,没有去领奖。
被驱逐出境
1973年8月,克格勃在列宁格勒查获了索尔仁尼琴称之为“他的头”的《古拉格群岛》打字稿,但是,打字稿底片连同索尔仁尼琴遗嘱已送至国外。
得知这一消息后,索尔仁尼琴马上对外国记者声明:如果他被害或失去自由,出版《古拉格群岛》的遗嘱便自动生效。由于担心克格勃的进一步搜查,在他的授意下,1973年12月28日,《古拉格群岛》俄文版在巴黎出版了。在《古拉格群岛》的题辞中,索尔仁尼琴写到,“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
《古拉格群岛》轰动世界文坛,在全球的销量逾3000万本,这给索尔仁尼琴赢得了“伟大思想家”的荣誉,也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苏联当局改变了先前的态度。报刊猛烈抨击索尔仁尼琴,称他为叛徒、变节分子。1974年2月13日,最高苏维埃褫夺了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并把他一家强制驱逐出境。
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住在佛蒙特州一座小城里。在国外他仍然发奋创作,写出了卷佚浩繁的历史性巨著《红轮》、文学生活随笔集《小牛顶橡树》、《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
批判西方文化
到美国之后,关于这个热情大度接待了他的国家,索尔仁尼琴并没有留什么情面,而是毫不客气地加以审视和思考。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著名演讲,强烈抨击了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当时很多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应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典范,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着普世价值。对此,索尔仁尼琴不以为然。他在演讲中认为,俄罗斯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而需要一个适应其历史和传统的制度。其用词的尖锐,引起许多美国人不满,但也促成当时媒体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精神文化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最后还使得当时的总统卡特的夫人也站出来为自己的国家辩护。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撤消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准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1989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莫斯科出版时,发行了一百万册。
苏联解体后,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 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索尔仁尼琴挑战苏联专制的智慧和勇气,使他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俄国民众中都享有巨大的声望。很多俄罗斯民众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出任政治领袖,当年的一项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索尔仁尼琴出任俄罗斯总统。
但索尔仁尼琴在回国之际向《纽约时报》记者说,“我回国后不会谋求任何官方职务。但是,对於使俄罗斯人民从过去沉重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恢复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将发挥作用力。“
在结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后,索尔仁尼琴经由阿拉斯加飞到西伯利亚,飞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当他经过四千多公里的旅程,从飞机走下来,面对欢迎的人群,他第一个举动是俯身用双手抚摸西伯利亚的土地,一字一句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儿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索尔仁尼琴说:“离开精神净化,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和睦。”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追究了过去的罪责,“过去”才不会重演。对此,一位深有同感的俄罗斯海军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
接受普京的颁奖
1996年夏天,北大教授任光宣去莫斯科参加“陀思妥耶夫斯基国际学术研究会”。在开幕式前。他见到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儿子是学中文的。”任光宣告诉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1981年就被译成中文,并于1982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问世,对此,索尔仁尼琴既感到惊讶,又十分高兴。《古拉格群岛》在他的祖国俄罗斯与读者第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
回国后,索尔仁尼琴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现实提出很多批评。他大声谴责社会上诸种见利弃义,贪污舞弊,和“大款“的挥霍奢侈,“新贵”的撒谎欺骗,始终保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承担监督权力者、针贬社会腐败的角色。 但是,索尔仁尼琴却渐渐失去了听众。他曾经主持过电视节目,《与索尔仁尼琴相遇》,每周两次,每次十五分钟。他所谈的话题尖锐,话语强势,让所有参与节目的人都只能看着他发言。这个节目开播一年之后,取消了。此外,他抨击西方文化价值的言谈,并不受俄国人的欢迎。莫斯科一家独立的日报说,索尔仁尼琴现在“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罗斯。”
1998年,索尔仁尼琴出版了回国后的第一本书《崩溃的俄国》,发出了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声音:“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纽约时报》报导说,该书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尖刻地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
同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愿意为索尔仁尼琴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索尔仁尼琴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此前,他也拒绝了戈尔巴乔夫的颁奖。而在2017年6月,索尔仁尼琴却接受了普京总统为他颁发的“国家荣誉奖”。“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探讨和杰出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在颁奖典礼上说。
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还突然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去克里姆林宫领奖的作家。普京对索尔仁尼琴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普京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的局长,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给索尔仁尼琴带来苦难的克格勃(KGB)。关于接受普京的颁奖,索尔仁尼琴的理由是:“现在的‘国家荣誉奖’并不是由总统以个人名义颁发的,而是经过专家的评选而颁出。我有幸凭借对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得到提名并最终获奖。在今年的国庆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向我颁奖。在接受这一荣耀的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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