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7日，突尼斯西迪布宰德县的警察们恐怕绝没想到，他们对26岁失业青年、水果小贩巴济济的一次粗暴“纠违”，竟给全球政治版图带来至今方兴未艾的巨变，一个又一个威权政体在这场巨变中或摇摇欲坠，或土崩瓦解。一系列强人政权倒台后，留下的是政治权威的废墟。有观察家看到了自由民主的曙光，但现实情况却更加复杂。面对2017年的选举，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威权转型将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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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的转型注定是艰难的，不论是最早开始“茉莉花革命”、国内“西化”较深、教育普及度很高的突尼斯，还是至今仍动荡不安的叙利亚，甚至早在苏联解体后就确立民主选举机制、至少在形式上一直维持至今的俄罗斯，人们都无法坦然地说，威权的幽灵，已从这些国家的上空消散。
突尼斯：威权的影子只是变淡
从各个角度讲，突尼斯都是“阿拉伯之春”里最符合“民众自发斗争”与“和平抗争”色彩的国家：从“革命”开始到本・阿里仓皇逃亡，前后不过4天，暴力冲突刚刚开始便告结束，取而代之的看守内阁首脑不是太弱就是太老，军方的势力并不突出，在革命中发挥重大影响的是青年学生、市民、失业者和国内反对派，原教旨色彩浓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还没来得及发力，革命已告成功。这个国家的世俗色彩差不多是阿拉伯国家中最浓厚的，又有很高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和网络普及率，一旦威权突然消失，民主、普选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各方共识。
然而威权的影子只是变淡，并非全消：本・阿里的倒台在很大程度上与突尼斯经济滑坡、失业率大增有关，而这又与欧美经济衰退、倚赖出口加工业和旅游业的突尼斯经济受到拖累有关。如今欧美经济依然欲振乏力，新政府一旦在发展经济、保障就业方面乏善可陈，政局动荡就可能重现。
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虽然竭力表现出温和色彩，但骨子里非但是原教旨，且与埃及兄弟会及沙特、卡塔尔宗教上层关系密切。略论家认为，它目前的低调、温和，很大程度上是羽翼未丰、议席不够而不得不然。由于本・.阿里时代强行“去宗教化”不得人心，加上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又有财大气粗的卡塔尔、沙特强援，一旦坐大，是否会抛弃目前的温和色彩，转而将其提倡多年的“妇女回到家庭”、“沙里亚法治国”、“妇女必须戴面纱”等原教旨条文搬出来，谁也不敢打包票 。
2017年1月14日是“茉莉花革命一周年”，这一天突尼斯城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但在仪式上，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本・哈立法・阿勒萨尼喧宾夺主，俨然以“突尼斯的主人”自居，引发许多突尼斯人反感，甚至示威抗议。一些一年前的此时曾勇敢走上街头的自由派人士表示，如今他们担心：本土的、台面上的威权被驱逐，可外来的、隐形的威权，会否神不知鬼不觉地凌驾于突尼斯人民和民主之上？
埃及：“上街的是自己，上台的是别人”
2017年2月16日，俄语论文网站，长达30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时代结束；2017年3月19日，埃及全民公决结果揭晓，近70%合格选民投票，投票选民中约77%赞成修宪内容，正式启动埃及政治过渡进程。尽管由于国内政局动荡，过渡进程出现延误，但选举进程仍在向前推进，埃及总统大选将不迟于2017年6月30日举行，已进行的三轮立法选举中，投票率最高的达67%，最低的达62%，这是相当惊人的数据，表明埃及民众对政治转型和民主选举的热情。
然而选举只是威权转型的一个侧面。
选举进程的顺利推进固然有埃及民众和社会的意愿在内，但在埃及政治生活中起决定影响的两大势力――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默契却至关重要。军方在埃及政治中素来发挥重要影响，他们固然对穆巴拉克不满，却并非民主的爱好者，而是希望自己一方面“免罪”，另一方面继续发挥重要影响。兄弟会同样是有悠久历史的原教旨团体，且与沙特、卡塔尔渊源深厚，在此次“尼罗河革命”中左右逢源，手段高明，一方面经常打着“人民意愿”的旗号参加示威，另一方面，其上层领袖每每在关键时刻撇下“革命同志”，与当权者达成妥协。由于兄弟会群众基础深厚，在选举中稳操胜券，因此和军方一样拥护选举――倘用选票就能上台，又何必费其他功夫？
与此相反，埃及的民主派、自由派群众基础单薄，组织体系薄弱，在选举中显得势单力孤。深知选举上台无望的民主派、自由派从2017年3月全民公决开始，就不断以各种理由反对按时选举。“民主派怕民主”成为埃及转型期独特的现象，这充分表明转型之艰难。
不仅如此，埃及革命的根源同样是贫富不均和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这些情况在后穆巴拉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埃及内阁信息和决策支持中心统计，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15～29岁青年失业率不降反升。埃及中央统计局2017年12月的数据显示，自“尼罗河革命”至2017年底，埃及共有逾4500家公司倒闭，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下滑幅度可能达30%，这使得“倒穆”中发挥最大力量的“广场派”，如“四月六日运动”、“青年革命同盟”等始终拥有相当的人气。这些人以“革命功臣”自居，对“上街的是自己，上台的是别人”感到十分不满，对注定让自己继续在野的选举进程更无好感，不断寻找一个个借口，发动一次次“二次革命”，用驾轻就熟的街头政治手段，竭力打乱政治过渡进程。
更令人忧虑的是，被长期威权压制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纷纷爆发，且各方往往诉诸“连穆巴拉克都能打倒”的民粹运动，或将对手扣上“穆巴拉克残余分子”的政治帽子。不久前由开罗阿赫利队和塞得港埃及人队球迷冲突引发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双方球迷组织就上演了“上纲上线”的好戏，而穆斯林保守势力和科普特基督徒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也让人为埃及社会未来的和谐捏一把冷汗。
俄罗斯：威权之魂魄难消
2017年9月24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宣布，后者放弃参选连任，转而支持前者竞选，而前者表示一旦当选，将任命后者为总理。
尽管形式上俄罗斯是多党民主制，但长期以来统一俄罗斯党一家独大。在这种强势下，联邦边疆区划调整、重大人事变动，甚至总统任期，都可以被普京如捏橡皮泥般任意拉抻搓揪。当他两届总统任满，需要安排一个过渡人物时，可以将总统任期压短，让过渡人物早些下课；而当他熬过过渡期重回宝座时，又可以将总统任期拉长，好让自己晚些碰到第二个两届任满。可以说，这种“绝对优势”让普京虽无威权之名，却有威权之实。
由于普京在位时间过久且恋栈不去，人们对其铁腕、强权、寡头利益垄断及对社会上愈演愈烈的贪腐行为越来越不满，对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疲态毕露的经济表现和就业形势惴惴不安，而梅普私相授受也突破了不少俄罗斯人忍耐的底线。
近十年来，俄罗斯社会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据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专家数据，俄中产阶级如今占总人口33%～35%，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其崛起本来仰赖普京的政策，但201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俄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经济突然停滞，收入下降、底层人士上升无望、低生育率和社会腐败，让中产阶级这个原先社会稳定的中坚，在严重的失落感驱使下几无征兆地迅速滑向对立面。不仅如此，作为社会新生代，他们也渴望获得相应的政治发言权。
杜马选举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指责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欧安会观察团也发出了类似的指责，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俄反对派的士气，以致蛰伏已久的戈尔巴乔夫也跳出来，指责普京“是个失败者”、“是俄罗斯政治进步的障碍”，称普京“既不能改变一切也不能改变自己”，“人们将走上街头”让普京下台。
然而尽管反对派中不少人十分乐观，但绝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转型谈何容易。
首先，尽管普京支持率下滑，但仍是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其次，反对派声势很大，但核心战斗力不足。正如法国欧洲一台日前所质问的：其他6位候选人谁靠得住？
尽管中产阶级比例提高，但相关于1.4亿俄罗斯人而言仍是“小众”，而且也不是铁板一块，亲普京的骨干――“青年团”同样由这些人组成。不仅如此，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在全国范围内很不平衡，在大城市、传统发达地区和“被遗忘的地方”，人们对普京开始审美疲劳，甚至十分不满，但在一些尚不安定的边疆地区，人们仍将普京和执政党看作稳定的保证。
还应注意到，反普京不意味着反威权，不应忽视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浓厚大国情结，以及自苏联解体和经济滑坡后强烈的压抑感、屈辱感。几个反对党中，俄共、自由民主党等都是程度不同的民族主义政党，在杜马选举期间，“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成为选民最热衷的口号，而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恰是近年来普京极力宣扬的东西。可以说，俄罗斯许多人其实并未真的厌倦“普京主义”――他们不过厌倦了不知何时才会厌倦权力的普京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选民会乐见更多普京的制约因素：更活跃的自由媒体、更多元化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杜马中更活跃和强大的反对党，但未必希望一个“不叫普京的普京”取代货真价实的普京。正如一位俄罗斯网民所感慨的，连著名民主派人士、已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获得自由后也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辩护，足见威权思想、对政治强人的渴望，在俄罗斯民族和社会是何等根深蒂固，“走出威权”，谈何容易。
利比亚・叙利亚・也门・马尔代夫：“后威权之路”泥泞而漫长
由于卡扎菲长期的无政府统治和愚民政策，利比亚在威权体制被打碎后，出现的不是崭新的现代体制，而是“前卡扎菲时代”的政治面貌――部族林立，强则各争雄长，弱则拥众自保。更让人提心吊胆的是，散兵游勇和穆斯林极端分子武装阴魂不散，内战后到处流失的武器和新当局脆弱的社会管理能力，都让利比亚的“后威权转型”前途叵测。
叙利亚问题就更麻烦：尽管阿盟方案要求的是“过渡”、“转型”，巴沙尔的“改革”要求的也是“过渡”、“转型”，但全民公投也好，推出的多党制、总统任期制方案也罢，都无法解开一个鲜血淋漓的死结：人口居于少数却握有军政大权的什叶派阿拉维特派，与人口占绝对多数且与海湾各君主国渊源深厚的逊尼派瓦哈比派，历史上一直积怨、仇杀，近一年来更因愈演愈烈的流血对抗，俄语论文题目，而固结了一层层相互猜疑、仇恨和愤怒。这一切的产生早在民主政治诞生之前，阿萨德父子的威权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这一切，却远非其根源，既如此，又怎能指望威权的消失能带走一切仇恨、流血和隔膜？
至于也门，“荣退”的萨利赫交出的不过是总统头衔，他的家族仍然势力庞大，子侄、亲信执掌军政大权，萨那街头的自由派反对者和青年学生所获得的不过是一张选票，而且选项也少得可怜――2月21日，也门总统大选拉开帷幕，候选人只有一个，正是萨利赫的亲信、现任副总统阿布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很显然，这样的“威权转型”，即便不转型出另一个威权，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也门社会的政治现代化。
2017年2月7日，印度洋上的岛国马尔代夫发生军事政变。被推翻的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曾是著名民主斗士、人权记者，长期被关押、流放，2017年以英雄姿态返回祖国，在第一次多党制普选中二轮逆转统治该国30年之久的威权强人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以不流血手段和平“去威权化”。然而不过3年多光景，昔日的“民主斗士”却被控贪腐、滥权，更曾动用公权力钳制针对自己的司法调查，动用军警武装镇压示威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发动政变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副手马尼克，而推动这次政变的势力中，赫然有昔日威权统治者加尧姆的支持者和原教旨团体的影子。
面积仅30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0万的马尔代夫，其后威权时代的转型尚且如此艰难、反复，昔日为民主、为反威权而战的领袖们尚且会出现令人触目惊心的异化，人口更多、幅员更辽阔、社会形态更复杂、各种内外因素更盘根错节的中东、北非国家和“老大俄罗斯”，其“后威权”之路，将注定更加泥泞而漫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7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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