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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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改革在中国取得了成功,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苏联遭遇了失败。为什么中俄会走向歧路?
自下而上的改革是无法阻挡的,这种改革像无法控制的瘟疫一样传播,中国共产党顺应了发源于农民的改革要求。而自上而下的改革则很容易因领导层变更或高层破坏而被扼杀,况且安于近况的前苏联民众并不支持改革。中国式改革或许只能在特殊环境中形成――小规模私人农业、刚刚经历的大灾难和肃清活动,以及中国作为农业经济体的落后状态。如果中国领导人面临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的环境,他们也可能会面临痛苦的失败。
1978年11月的一个深夜,18位来自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民偷偷地决定对集体土地实行包产到户,即交纳完公粮之后,剩余的粮食归他们个人所有。这项决定是违法的,而且非常危险,但是他们心甘情愿。
在一个精彩故事的起承转合中,时机至关重要,小岗村的故事也不例外。这些村民的行动恰恰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事业起航之前的一个月。随着包产到户如星星之火扩展到别的村庄,中国经济改革虽然没有吹响号角,却已悄悄拉开大幕。
10年之后的1988年8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取消苏联针对农业私有化长达50年的禁令,如果农民愿意与政府签订合同,可以获得为期50年的土地租赁权。然而鲜有苏联农民接受此项合同,他们已经习惯于依附国家或集体农场生存,尽管沉闷,但是生活稳定。这是苏联农业改革的开端。
两国改革的效果异同显著。长期萧条的中国农业开始繁荣,包括粮食在内的所有作物都获得了丰收。而反观苏联农业,虽然国家补贴的力度很大,但仍然停滞不前,缺乏活力。
中国有改革的支持者,而苏联没有
以上两个例子分别恰当叙述了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按照官方说法,中国的成功,是因为英明的党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渐进主义的改革道路,巩固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并对改革进程进行了谨慎的引导。而苏联的失败,是戈尔巴乔夫对中国模式视而不见,改革进程急躁冒进,并且允许党的绝对领导体制分崩离析。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但实际上他和他的支持者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支持改革。一位名为鲍彤(音译)的中国改革派官员后来承认:“事实上没有讨论改革。改革既没有出现在会议日程上,也没有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纵观整个改革,中国共产党只是简单顺应了(很明智没有反对)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求,这种要求主要发源于农民。邓小平针对中国的改革有一句经典描述―― “摸着石头过河”,这并不准确,实际上是中国人民主动把石头放到了他脚下。
与普遍看法相反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其实是在模仿中国。他建议出租土地给农民,建立自由贸易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以及组建合资企业。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对象是一切归国家所有的城市经济。这决定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或者被漠视,或者以不通情理的结果被通过。
自下而上的改革在中国取得了成功,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苏联遭遇了失败。
真正的改革,不管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需要支持者。在中国,大部分人刚刚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灾难,尤其是农民,他们不仅见证了“大跃进”的混乱,还亲眼看着父母和儿女在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此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整整一代城市精英被剥夺了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因此,中国拥有一大批改革的基层支持者,他们很清楚改革的潜在利益,他们暗自行动。
而在苏联,上一次大饥荒发生在30年之前。二战之后,很少有人因为政治犯罪而被处决。所有人都生活在同样的格言下:“我假装工作,你假装付薪水。”调查显示,苏联人基本满意这种体制,他们在国有公司和农场的怀抱中活得很滋润。
中国有改革的支持者,而苏联没有。戈尔巴乔夫缺乏有改革思想的副手。他听从了经济学家的错误建议,结果是,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反对他,而想在改革中捞取好处的公司管理者支持他。
殊途同归?
自下而上的改革是无法阻挡的,因为这并不需要讨价还价,从而也避免了冲突。这种改革像无法控制的瘟疫一样传播。而自上而下的改革则很容易因领导层变更或高层破坏而被扼杀。
中国式改革或许只能在特殊环境中形成――小规模私人农业和经商传统,刚刚经历的大灾难和肃清活动,以及中国作为农业经济体的落后状态。如果中国领导人面临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的环境,他们也可能会面临痛苦的失败。
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分道扬镳:中共领导人注意到国家对公司至高无上的控制地位在动摇。中国的公司家不顾一切地创办私有公司。大型国有公司无法与本土私有公司或外资公司竞争。他们主要靠国家补助和特权生存,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俄罗斯如今的公司巨头基本是前苏联公司的直接继承者,没有一家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成立的。在叶利钦时期,这些公司通过私有化成了城市里具有政治背景的内部人士的囊中之物。
但在普京任职总统时期承诺保护私有产权后,这些公司的资产被剥离。普京提出最高控制权属于国家,然后俄罗斯开始了大型公司重新收归国有的浪潮。
中俄两国的历史都揭露了一点:由政治主导和国家控制的公司缺乏竞争力。随着俄罗斯当今领导层不断加深对经济的控制,问题愈发严重。俄罗斯的公司巨头正逐渐变成政治主导而非经济收益主导的公司,他们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外资公司被赶出了国门,而私营公司家一旦涉足本土市场,将面临人身伤害的威胁。
中国则面临着有意思的困境。2001年以来,中共开始发展公司领导人,壮大党的队伍。作为党的精英,中国的公司家通过关系网而非公司家精神获取收益。中国的公司家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是在一个公平法制的环境中竞争,还是利用党员身份去获取那些“不劳而获”的利益?如果他们选择后者,结果可能会使中国沦为像俄罗斯那样经济停滞不前的寡头政治。
拿破仑曾经说过:“让中国沉睡吧,一旦她醒了,她将震撼整个世界。”关键在于,中国唤醒的是什么――是一个由公司家组成的国家,还是一个充斥着寡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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