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批判、反抗精神。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早在17世纪中叶，俄国东正教牧首尼康在沙皇的支持下施行了宗教仪式改革，导致了俄国教会和社会的大分裂。“旧礼仪派”中有文化的神职人员和部分教民，为了维护“信奉基督教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面对东正教会和沙皇政府的严酷迫害，誓死抗争，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强烈反抗精神，这可以说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反抗强权的先声。有“俄罗斯第一个知识分子”之称的拉吉舍夫，由于在自己的著作里揭发批判了俄国农奴制度的残忍和腐朽，结果被判处死刑后代之以流放西伯利亚。他的遭遇预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不幸命运――“从拉吉舍夫之受迫害开始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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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俄国历史，凡是最杰出、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对政府与现实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因此，他们也几乎都成为当局迫害的对象。这不仅表现出自由精神与权力的永恒对立，更表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为捍卫真理而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的高风亮节。曾以一封《哲学书简》掀起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大论战的恰达耶夫，被当局宣布为“疯子”并禁止写作；“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因其自由诗篇曾被放逐和软禁；十二月党人的五位知识分子领袖被沙皇处决；“残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判处死刑后改流放西伯利亚；“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也被革出教会。十月革命后，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受到苏联专制极权的整肃和迫害，大批的人被逮捕、监禁、流放和枪决。仅我们熟悉的文学家中，古米廖夫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曼德尔施塔姆在狱中被逼致疯后死在劳改犯转运站；茨维塔耶娃在丈夫被处死、姐姐和女儿被捕、儿子失踪的绝境中悬梁自尽；布罗茨基因职业是“诗人和翻译家”就被以“寄生虫”的罪名判刑五年；阿赫玛托娃也身陷囹圄；帕斯捷尔纳克被斥为“反革命雇佣文人”抑郁而终……面对严酷的迫害，俄罗斯作家们没有沉寂――“我是凤凰，只在火里歌唱”（茨维塔耶娃的诗句）。在他们当中，索尔仁尼琴的经历具有鲜明的典型意义――“一个人的遭遇”代表了整个民族优秀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幸命运和不屈精神。
1945年，时任苏军大尉军官的索尔仁尼琴因在前线与中学同学的通信中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而被捕，并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徒刑，刑满后又被流放3年，1956年才解除流放。正是这个灾难，造就了当代俄罗斯一个伟大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后来在自传中说：“被捕之前……并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文学和文学为什么需要我。……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被捕之后，目睹的一切使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加以理解，……我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到了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索尔仁尼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劳改营的幸存者而对劳改营中无数的死者、对历史、对伟大的俄国文学的先行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从1947年开始，他在劳改营极为险恶的环境下开始了秘密写作。在押解队伍行进的途中，在工地上，在劳动中，他不停地构思，并在脑子里把想好的著作一句句、一遍遍的背诵下来，然后在有可能的时候，或在出狱之后，再凭记忆一点点地恢复起来写在纸上。为了节省纸张和便于秘密保存和携带，俄语论文网站，他把字写得比蝇头还小，用很薄很薄的纸双面写，不留行距，不留页边，写得密密麻麻。写好之后把草稿、大纲、未完稿全部付之一炬。他把写好的书稿卷成小筒塞进空酒瓶，埋在自己家的菜地里。后来他还将手稿拍成微缩胶片藏在书籍的封皮里。就这样，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写了一部又一部著作，有诗歌、小说、剧本、随笔、散文等等。他的一些代表作几乎都是以这样苦难的方式诞生的。卡莱尔说，不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索尔仁尼琴正是在劳改营的黑暗中才看清了现实，激发了反抗专制，直书人生的绝大勇气。他以自己秘密写作的方式来与专制政权、与“一行文字就可以叫人掉脑袋”的文字狱作坚决的抗争。1962年底，在苏联政局开始“解冻”时，索尔仁尼琴描写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索尔仁尼琴一举成名。面对鲜花和掌声，他清醒地保持着一个作家的良知，在1967年全苏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他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结果遭到当局的打压，著作从此不能在国内公开。他的《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等名著，因此成为了“萨米兹达特”（非官方发行的打印、油印本刊物）和“塔米兹达特”（未经官方同意，由仍然居住在苏联的作家写的，、流传于西方的俄国文学著作）。1970年“由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索尔仁尼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被政府认为这是西方对苏联“冷战性的政治挑衅”，作家受到更严密的监控和迫害，未能出国领奖。终于，在1974年索尔仁尼琴再次被捕，俄语论文，并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在长达20年的流亡生涯中，索尔仁尼琴身居西方，心系故国，一直关心着祖国的前途与命运。1994年索尔仁尼琴放弃了在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到了尚处在动荡与困难中的俄罗斯。按说，自己几十年一直与之对抗的政权垮台了，索尔仁尼琴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不，他再次选择了权力监督者的生活方式，不断批评俄罗斯现任领导人，成为一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荣归故里后，面对各种政治势力的极力笼络，索尔仁尼琴郑重声明：“我今天和俄罗斯的任何政治运动，任何政党和任何政治人物都没有联系，我将只根据我理解的怎样对俄罗斯有利而行事”。
有人说，俄罗斯知识分子性喜极端，“要么全部，要么一点没有”。这个特点体现在索尔仁尼琴身上，就是他对专制政权的那种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他不仅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们锋利的批判精神，猛烈地揭发抨击专制的邪恶和社会的不公正，而且态度更坚定、更决绝。虽然他的著作中也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但他既不像托尔斯泰那样鼓吹“勿以暴力抗恶”，也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悲天悯人，普渡众生。他而是本着“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的准则，与专制极权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有人劝索尔仁尼琴不要老纠缠过去，还引用俄国谚语说：“如果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但索尔仁尼琴回答说：“这句谚语的下一半是：忘记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我们可以称之为“牛犊顶橡树精神”――他在自传中说：“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这种面对邪恶，金刚怒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虽然没有了前辈作家们的那种宗教宽容的豁达，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对人类更大的爱？没有大恨，哪有大爱？只有彻底铲除人间暴政，才能使全人类共享幸福生活，这岂不是更大的慈悲、更大的爱？这也可以说是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一个发展。
任何批判如果仅有毫不妥协的精神和道德上的优越感是远远不够的。批判精神只有建立在对批判对象精深了解和探讨的基础上才具有力量。索尔仁尼琴因思考而受难，受难又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他身处专制机器的磨盘中，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各种非人的苦难，使他对这个制度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深刻的感知和理性的略论，再加上他对“谁也不能阻挡通往真理的道路”的强烈信念，他的著作才能具有“字字血、声声泪”，微言大义、拷问灵魂的震撼力量，他的批判才可以从道义上、法理上根本地颠覆这个“群岛”，并激励人们去改变形成这个“群岛”的不合人性的社会制度。“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似刀”，索尔仁尼琴一生都在以笔作刀，与邪恶浴血奋战，独立自主地行使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权利。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因此，索尔仁尼琴才能成为举世公认的、俄罗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代表，民族精神的象征。
李小驹，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探讨方向：外国文学。此文为索尔仁尼琴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之系列论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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