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多余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俄国历史的产物,“多余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对社会制度不满、生活苦闷、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无处施展抱负的先进人物的迷茫状态,“多余人”形象有其先进性和历史性,对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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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余人” 追求理想 厌恶现实 历史产物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多余人”产生于19世纪前半期的俄国。当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胜利确立的时代,而俄国仍处于落后的封建社会,但在俄国封建农奴制的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农民暴动风起云涌。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思想以及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作用和推动下,出现了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革命形式。贵族青年内部出现三种人群:极少数最先进的爱国的仁人志士迫切要求彻底改革农奴制度,强烈渴望改变祖国的落后状态,他们展开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公开站出来和强大的沙皇专制政权进行英勇的斗争。其杰出代表有十二月党人,以及被列宁称为“革命家”的赫尔岑。他们虽然有着远离人民的致命弱点,圈子狭小,但仍不愧为贵族阶级的精华;另一部分人追随沙皇反动当局,竭力维护腐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敌视和反对任何革命和进步活动,他们代表了阻碍历史前进的贵族阶级的右翼;第三类人为数最多,他们感觉到时代的潮流,社会的变动,既不满现实,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因而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地位,在文学上被称为“多余人”。
尽管“多余人”本身有着致命的弱点,但他们还是社会中的先进人物。因为他们出身于没落的阶级,所以才会受到高等教育,才能最先觉悟成为本阶级的叛逆者和推翻者。他们在行动上虽无与本阶级坚决斗争的举动,但他们也是与旧制度不合作,并且在语言上是反对本阶级的,在感情上是同情下层人民的。他们只是受到本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他们虽然没有成为民族精华,但是“多余人”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的人,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在此略论几篇代表著作的“多余人”的形象,从而了解历史及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
普希金的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一个鲜明的“多余人”的形象――奥涅金,自问世以来就倍受关注和争议,因为在这部著作的中心人物身上有力地表现出了俄国社会最重要的、最本质的现象和矛盾,表现出19世纪青年的一切优缺点:聪明而无用,厌恶上流社会又脱离人民,爱好自由又茫无目的,渴望行动却又缺乏毅力,自视高人一等却又一事无成等等。这就构成了奥涅金极为复杂的性格和不幸的人生。作者完全按照生活的真实,通过人物的具体生活环境、成长过程及他在各方面的探究、苦闷、觉醒和友谊、爱情问题上的过失和波折等方面,把时代的特色与个人的命运融合起来,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通过奥涅金的个人遭遇把19世纪前后先进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找不到出路的悲剧如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前后在十二月党人思想作用下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接受了法国先进的启蒙思想,对俄国贵族社会抱着批判的态度。他一直在探究、追求一种高尚的生活理想,虽然他自己也并不十分明确这种理想究竟是什么。由于没有找到可以献身的事业而苦闷、彷徨,甚至绝望。奥涅金的遭遇概括了他那一代先进的俄国贵族青年的悲剧命运。奥涅金在自己的社会里可以说是个“天子骄子”,具备一切飞黄腾达的条件:家世、财富、才智、社会关系、仪表风度一应俱全,只要他愿意为本阶级服务,一切大门都是为他敞开的。然而这个“天之骄子”在时代的作用下成了“不肖之子”。他不仅不为本阶级效劳,而且厌恶它。他向往自由的生活,他在苦闷、绝望中徘徊,期待自由民主在俄国的实现,然而“迷人的幸福的星辰”还没来得及升起就陨落了,随之而来的是无边的黑暗和难以忍受的窒息。
奥涅金在探究中走着曲折的道路,时代决定他一生也找不到可以献身的事业,只能走个人反抗的道路,这种个人反抗虽然不是革命,毕竟也不失为一种反抗的形式。奥涅金的先进思想使他对上流社会抱有批判的态度,和保守的地主发生矛盾,进而对功名仕途漠不关心,他在自己的田庄实行改革,以地租制代替徭役制,适当减轻了农奴的负担,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先进方法。上流社会不允这样的青年“出格”。试问:在那个不重学问、品德、才智,只凭奉承专营就能飞黄腾达的贵族官僚社会里,一个正直高尚的青年能有什么作为呢?别林斯基指出:奥涅金当然不是天使,他只是符合当时时代生活真实的一个正常人罢了,而且就其精神境界和道德品质而言,比当时的大多数人高尚得多,毕竟他在先进思想的作用下为自己的农奴做了一些好事。我们不能因为奥涅金最终没有走上革命道路而称他为“聪明的废物”。
苦闷令奥涅金沉湎于纸醉金迷的享受之中,“在各种各样的娱乐上,消耗了多少心血和时光”。奥涅金追逐爱情,却又轻视爱情,寻找友谊,却毁灭友谊,奥涅金与连斯基的决斗,奥涅金与达吉雅娜的爱情在那个时代都成为悲剧。奥涅金根本不恨连斯基,没能摆脱当时的世俗观念而开枪打死了他,这令奥涅金的生活更加苦闷和痛苦。达吉雅娜是一个善良而美丽的姑娘,奥涅金几次向她表白爱慕,等到达吉雅娜向奥涅金表达纯洁的爱情时,奥涅金又玩世不恭地拒绝了她,并且冷嘲热讽地伤害达吉雅娜,使得他成为游手好闲、道德败坏的花花公子的形象,这更加剧了奥涅金对社会的厌恶。时代造成的社会性悲剧与奥涅金本身的过失与错误所导致的个人悲剧交织在一起,彻底摧毁了这个一度有理想、有抱负的先进青年的心灵。普希金以无限的惋惜与怜悯的心情写下了他的同时代人的悲剧,发人深思,引导人们去憎恨那毁灭美好事物的旧社会。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秋林是作为第二代“多余人”形象出现的。和奥涅金一样,他出身于贵族,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他生活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传播到俄国,而沙皇尼古拉又极力保持封建贵族统治的农奴时代。毕秋林和奥涅金的相同点:都是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都曾追求上流社会的各种享乐,随之而来的是厌倦、沮丧和无聊的情绪;都追求生活的意义和目的,随之而来的是失望和冷漠的心情。不同之处是,毕秋林的情绪和命运与奥涅金有极大的不同,因为他们生长的社会、政治条件完全不同,毕秋林是生活在最黑暗、最反动的尼古拉一世统治的19世纪30年代。那时自由思想被破坏,有才能、有志向的人找不到生活的方向,看不到新生活的曙光。毕秋林的悲剧归根到底是由社会政治原因引起的。奥涅金生活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当时还不是最黑暗的年代,他有可能靠近十二月党人所走的革命的道路,但毕秋林没有这种可能性,因此,他的命运更具有悲剧性,他的性格比奥涅金更为复杂、强烈和深刻。
毕秋林生活的年代是十二月党人理想已经破灭,但新的理想尚未形成,现实无法提供一个广阔的斗争场所,因此他找不到生活的目的,又没有办法把过剩的精力用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加上他身上体现了一代人的缺点,因此像毕秋林这样的青年,必然无法避免精神空虚和道德的堕落,最后成为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所以他处处寻找刺激,无事生非,甚至在感情上做游戏。他在日记中写到:
我迷恋于空幻而无聊的情欲,饱经情欲的磨练,我变得像铁一样又冷又硬,但同时又反省自己:我习惯了向我自己承认一切,有时鄙视自己,看不起自己,是否因为这样我才鄙视别人?
作者在心理描写上非常真实地揭示了毕秋林身上发自心灵深处的真挚感情和丑恶的冷漠无情之间的斗争:我活着到底为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是一定有的,我一定赋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到我的灵魂里充满了无限的力量。可我猜不透使命是什么,我被空虚而卑劣的情欲毁灭了。我有两重人格:一个存在于“生活”这个字的完全意义,一个思索并裁判它。
毕秋林这种性格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因此,莱蒙托夫对毕秋林的态度一方面是批判的,在小说中有很多篇幅是冷嘲热讽、挖苦讥笑;另一方面又是同情和辩护的,对他的生活遭遇表示惋惜,对他的思想行为流露出共鸣。高尔基曾经把多余人在文学中的出现称为“贵族阶级的自我批评”,并指出“普希金还是赏识奥涅金的,而莱蒙托夫对毕秋林已经抱着一半冷漠的态度。”并认为莱蒙托夫比自己的主角更广阔、更深刻。莱蒙托夫把真正的仇恨集中在他生活的“当代”并且把批判、攻击的矛头都对准了造成这种“当代”的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英雄》有他的进步意义。
屠格涅夫《罗亭》这部著作的问世时期正是俄国解放运动的转折点。贵族革命阶段结束,人民知识分子走上历史舞台。“俄国向何处去”,“改造俄国的主要力量是谁?”也就涉及到一个40年代贵族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意义,迫不及待要求文学给予答复。罗亭的形象代表了这一时期发展情况。他们一方面不满意现存的社会制度,激烈反抗个性压迫,宣传自由思想,热烈渴求与实现理想而进行活动;另一方面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使他们脱离人民,脱离现实,使他们成为缺少坚强性格、意志和毅力的空谈家,不善于制定具体的革命纲领,缺少一定的活动能力,基本停留在讲话、宣传上,不会行动,结果一事无成。
罗亭拥有出色的口才,能以自己的热情感染周围的人们,使人们为他的崇高理想所吸引。“这个人不仅会震撼你,还能推动你,使你停不下来,他会把你彻底翻一个身,让你燃烧起来。”他的一个狂热崇拜者、贫民大学生巴西斯脱夫就是这样评价罗亭的。罗亭是一个启蒙者,但不是一个改革家。他有远大的理想,但没有坚强的意志,向往爱情,但又在最后到底是否和娜达利娅一同出走表现出怯弱,他只会说不会做。他的软弱又表现在农业改革、通航计划和教育事业上的失败。他的活动不能付诸实现,原因有两点,第一,不了解俄罗斯人民的真正需求,其不坚定的性格是一种阻力;第二,俄国当时的社会不是发展个性,发挥才能的良好土壤。罗亭痛苦地体验着这种矛盾,他选择了死亡来抗议他对社会的不满。罗亭的形象标志着社会继往开来的一个阶段。罗亭的精神生活比他前辈的内心世界要全面得多、丰富得多。他受过广泛的教育,有过人的才智,在美学上很有修养。他受到了当时哲学思想最主要的思潮的作用,他信仰科学,渴望自由,这些都提高了他在同辈中的地位。
高尔基在略论这部小说时说:“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智慧贫乏以及农民大众没有认识自己的任务,我们便应当承认:那个时代,罗亭作为一个理想家,比实行家和行动家是更有用的人物。一个理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宣传者,是现实的批评者,是开拓处女地的人。可是,在那个时代,一个实践家又能干出什么来呢?”罗亭应是19世纪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个成熟的典型人物,他具有天生的一切优点和缺点。
通过对奥涅金、毕秋林和罗亭的略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路历程,真实地感受到他们在探究新生活时的彷徨、痛苦和不知何去何从的心情。他们虽然同属“多余人”,但又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和研讨历程。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略论出时代特征和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对“多余人”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我们可以清晰地得知,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都需要有一些人走在前面,成为开拓者,但要和人民紧密联系,否则个人行为注定要失败。文学上的“多余人”,却是社会历史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 郑克鲁:《外国文学简明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普希金,智量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3] 张翠萍:《“多余人”新解──19世纪俄罗斯文学形象浅论》,《平原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4] 史冰冰:《多余人、新人、忏悔的贵族》,《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5] 谢玉萱、冯志华:《俄罗斯文学著作中的“多余人”形象》,《山东文学》(下半月),2017年第12期。
作者简介:马晓华,女,1970―,吉林省集安市人,,副教授,探讨方向:俄罗斯语言与文化,工作单位:吉林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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