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文化具有内在的矛盾性，这与俄罗斯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紧密相关。俄罗斯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其文化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俄罗斯处于东西方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汇合并相互作用；亚洲生产方式的深化及东方独裁专制的强化与社会上层欧洲化的矛盾分裂；俄自身的多神教文化与拜占庭文化及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对立统一等，这些因素都对俄文化的矛盾性具有重要作用。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文明
中图分类号：G1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4-0069-06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特征反映了俄罗斯在两个大洲（亚洲和欧洲）之间及在两种文明类型（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间的边缘状况。不论是西方派思想家还是与其相反的斯拉夫派思想家，或是后来的欧亚主义，都对俄罗斯命运的认知作了不懈的探究。直到今天，这种论争还在继续。俄罗斯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所处的中间位置使其与这两部分相互影响，导致了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矛盾及双重性特征。历史证明，我们无法将俄罗斯文化统一成某种类型，因此对它的理解必须避免单义的、直线型思维，而要注意使用多元思维。
一、俄罗斯文化的矛盾性
俄罗斯文化在各个层面是由两个或多个互为依存、互为对立甚至互相斗争的部分或方面构成的，许多现象都是两极的矛盾统一，而且这种矛盾统一贯穿于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始终。在俄罗斯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固有的矛盾性特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谦恭和反抗、奴性和自由、软弱和残暴；自我牺牲和利己主义、精选准则和人民性，以及高级别的原始宗教性、对唯物主义的崇拜和对崇高精神理想的喜爱；无所不包的国家性和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性；国家的自负和与大国主义相连的民族自负和弥赛亚的万能型；东正教的强制俄化与努力将东正教变为世界性宗教；寻求社会自由与服从国家专制及等级主教制；接受僵化的尘世事件与无限的自由、寻找上帝的真理；西方派所向往的进步、个性自由、合理组织生活与东方派感兴趣的有序、稳定且复杂的与俄罗斯现实相区别的生活……这些现象都是俄罗斯文化中矛盾但又互为依存的部分，这些部分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的二元体系。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构成性是一种“矛盾的统一”，有矛盾又有统一，但对集结力、向心力、整合力在俄罗斯文化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各个阶段的重视超过和大于分散力、离心力、分化力。因此，俄罗斯文化史上尽管出现了注入“双重信仰”、“两种文化”、“两个都城”，俄语论文，甚至将“双头鹰”形象作为国徽等现象，但是始终保持着其文化的完整性，俄罗斯文化一直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不仅如此，俄罗斯文化双重性中的每一半在文化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凭借着与另一半的经常性的争论、对抗而存在，离开了这种争论、对抗，每一半都会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因为俄罗斯文化是一种二元的对立和统一，而且这种对立统一贯穿其发展的始终。
二、俄罗斯文化矛盾性形成因素
（一）自然地理因素
要想完全理解俄罗斯文化中这些矛盾的根源，必须探索一下决定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一些基本要素，俄语论文，其中起重要影响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和自然因素（景观因素、气候因素和生物环境因素等）。几乎所有著名的俄罗斯学者，如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等都认为俄罗斯的自然特征在其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从略论自然环境对俄民族历史的作用开始也并非偶然，因为正是由此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质。
这种自然特征以其本质方式作用着人类及其文化。面向北方的俄罗斯平原干燥的气候、森林、草原、河流和无边无际的田野--所有这些是俄罗斯文化形成的基础：人们世界观的形成、居民的特点、农业活动类型、耕作特点、劳动观、社会生活组织方式、民族哲学甚至民间故事形象都与此息息相关。俄罗斯人的形象从其历史源头就与耕作方式、与繁重紧张且不间断的劳动相联，如农民斯维亚托戈尔和勇士米库拉·谢利亚尼诺维奇的形象被反映在古罗斯民间的壮士歌中。换句话说，作为社会文化因素被探讨的所有自然现象，都构成了未来俄罗斯文明和文化的基础。
森林是斯拉夫人许多世纪以来的生活环境：18世纪以前斯拉夫人大部分都生活在平原地区的森林地带，森林满足了俄罗斯人大部分的日常需求。木材给人类提供了建筑材料、燃料、家居用品和餐具装饰材料，还为男性的树皮鞋提供了原材料。林区居民提炼“树脂”，提取“焦油”，并从事各种类型的家庭手工业。狩猎在林区居民生产生活中特别重要。森林动物给狩猎者及其家庭提供了食物和御寒衣物，而一些小型毛皮兽的珍贵毛皮则是他们收入的来源，相当于自己的“货币”，可充当交换工具。养蜂业也是林区居民一个重要行业：当人们还不懂得如何制糖时，蜂蜜被用来制作甜品和饮料。蜂蜡被用来制作教堂蜡烛。此外，森林还为斯拉夫人的宗教信仰做出了贡献：在鞑靼人统治的艰难时期，在受外来政治压迫和道德滑坡的时期，社会上笃信宗教的人为了摆脱尘世的诱惑、喧嚣和罪孽，走向森林的“戈壁”，给自己建一个隐修所，并在那里长期独处幽居。后来，有一些人加入他们中，这些人随后又建立了中心和低级的森林空间--斯拉夫殖民地据点。
对俄罗斯心理作用同样很大的是草原。克柳切夫斯基说：“很难说，草原究竟有多么广大和辽阔，像歌谣所歌唱的那样，它的无边无际的土地培育了古罗斯南方居民一种宽大和深远的情怀、宽阔的视野……不过草原也具有严重的历史缺陷：它带给爱好和平的邻人的除赠品外几乎更多的是灾害。它永远是对古罗斯的威胁，并且经常成为它的祸患。”亚洲蒙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斯拉夫土地，斯拉夫人不得不在不断且沉重的战争中耗尽自己的精力。这是“和草原上游牧民族的战争，从8世纪几乎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是“俄罗斯人民最痛苦的历史记忆”。总之，克柳切夫斯基指出，“森林，特别是草原对俄罗斯人的作用是双关的”。一方面，草原象征着自由、放纵、宽广、不局限于任何一点；另一方面，草原又是个危险的空间，住满贪婪的游牧人和破坏整个社会文化稳定的游手好闲的窃贼。 斯拉夫的河流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以自己的丰富的鱼类资源养育了斯拉夫人民，而且提供了冬夏两季稠密而便捷的交通网。夏天，河流里有无数船只，上至可载十几名士兵的军用船只和可载重货的商用船舶，下至小型渔船。冬季沿着坚实而平滑的冰路可以跑满载货物的雪橇车队。人们沿河拓荒，在河岸上建立了捕鱼和狩猎的小屋，建立了村庄和城市。河流流域的相互接近促进了不同地区居民的交往和融合。斯拉夫人自古以来就热爱自己的河流，并在歌曲里讴歌它。俄罗斯水路，包括著名的“瓦良格至希腊”水路都是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服务的，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了“俄罗斯土地”。俄罗斯人对河流的爱，就像克柳切夫斯基对它的概括，这种爱可以克服森林和草原的“模糊性”。“他生活在河流上并同心同德和它在一起”：“它，是邻居，是乳母，它是水路和冰路”，“河流甚至是一个人民秩序感和社会精神的教育者。它本身也喜欢秩序和规律性。俄罗斯河流孕育了沿岸居民的社会生活和交往，培养了进取、协作和集体精神，使人善于思考并更加灵活，使分散的居民集中起来，感觉自己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教会人们和陌生人相处，探讨他们的爱好和兴趣，交换商品和经验，懂得礼节”。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了“俄罗斯河流历史影响”的多样性。
与斯拉夫河流相比，空旷单调、无边无际的平原给予俄罗斯人一个相反的影响。“所有的特点是柔软、难以捉摸形状、不敏感的过渡、谦逊，甚至是声音与色调的胆怯，所有都是不确定的、平静而不清晰的印象。”克柳切夫斯基这样定义俄罗斯中部地形的文化意义。“在开阔的空地上看不到任何居民，四周听不到任何声音--无声的平静、酣睡的睡眠，能引起人空洞、忧郁、没有明确思想的沉思的这种荒无人烟且孤独、可怕的感觉占据着观察者。”但是俄罗斯景观的多平原地带引起的远不是普通的文化一语义系统：这里有温柔朴素的心灵、模糊胆怯的思维、不动声色的平静、沉重的忧郁、对精神梦想的喜好--所有这些精神特质在俄罗斯文化中都能找到遥远的回响。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自然“看起来朴实单调，缺乏稳定性：比较容易使人失去平衡”。俄罗斯人，对自己的住所和周围的自然界持“流浪”的态度，并在周围环境方面显示出明显的“没有远见”。类似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对待森林和矿产资源、对待环境和生态保护）--马虎随意--不仅体现在俄罗斯文化的心理气质、矛盾性和戏剧性上，而且已经成为20世纪前俄罗斯在环境管理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别尔嘉耶夫继克柳切夫斯基之后写道，“俄罗斯灵魂的风景与俄罗斯大地的风景相吻合，也是无边、无形、致力于无限、宽广”，“在俄罗斯人民的灵魂中，保留了强大的与俄罗斯土地的广袤无垠和俄罗斯平原的无边无际密切相关的自然元素”。
可以说，自然崇拜关于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影响，如带有明显周期性的自然历法、一些农业节日和相应的仪式都具有重要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的价值体系，如大地母亲的神圣、热爱劳动、自然一经验的技能和知识、对祖国的爱等。这些财富不仅为农民所享有，也为社会其他阶层人民所享有，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20世纪，自然崇拜才由于“大转型”开始被工业崇拜所替代。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俄罗斯（甚至是全世界）恰恰正在回归土地，回归地球的根，回归俄罗斯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
（二）地缘政治因素
世界历史是由两种文明并行而成：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对于俄罗斯文明的问题是19世纪30年代由恰达耶夫在他的《哲学书简》中提出的。他将俄罗斯归为文明的边缘，认为西方是文明的中心，他将西方文明理想化，认为俄罗斯文明与其格格不入。在最著名的第一封书简中，恰达耶夫论述了俄罗斯文明的显著特征：“我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因为我们既没有东方的传统，也没有西方的传统。俄罗斯人可以这样解释他的特殊性，‘我们属于那个民族，他似乎不属于人类的一份子，而是生来要为世界上重要一课’。”恰达耶夫指责俄罗斯尚未摆脱精神游牧，指责他们盲目地、肤浅地、不是很艺术地模仿其他民族。此外，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得出结论，俄罗斯文明中有某种和真正文明敌对的东西，或者说，存在着似乎将俄罗斯文明置于整个世界历史之外、置于逻辑之外、置于世界文明发展之外的开端。恰达耶夫现象实质上是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文化哲学非此即彼的浓缩形式。
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文化观念产生了巨大作用：俄罗斯处于东西方文明的中间地带，边缘性是它的基础，即产生了边境文化区域和阶层。这些区域和阶层，一方面，不与任何一种著名文化有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对多样性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媒介。俄罗斯是一块完整的大陆，占据着东欧和亚洲的广袤空间。俄罗斯文化在具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特征的同时，又与它们相区别。根据别尔嘉耶夫的表述，俄罗斯融合了作为世界历史两大源流的西方和东方，并且这种融合绝不是使它成为某种统一体，而是成为东西方两种要素冲突和对抗的舞台。白银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在对于俄罗斯文化中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上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在俄罗斯进行着“并行的但方向完全相反的两种过程”。一方面，高等文化阶层的欧化非常讲究（细致），另一方面是加深了“亚洲生产方式”并加强了“东方专制主义”。正因此，按照他的看法，发生了深度的“人民和文明社会之间的某种程度的断裂”。这样一来，俄罗斯的东西方就相互对立，甚至断裂为两个世界。
俄罗斯疆域分布横跨欧亚，文化特征兼及东西。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既是东方，也是西方，他们常为此而感到骄傲。但是俄罗斯又处在欧亚大陆的边缘--欧洲东部、亚洲北部。说它是欧洲国家，它的版图却占有亚洲的三分之一，说它是亚洲国家，无论是它的发源地，还是政治文化中心却都在欧洲。这种地理位置和地缘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作用并决定着俄罗斯文化的欧亚性质和特征。一方面它构成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一个内部环境和条件，对俄罗斯人性格的形成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地域位置让俄罗斯处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俄罗斯文化容易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进行互相交流，接受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俄罗斯文化是在欧亚两种文化双重作用下发展的，但它既不同于欧洲文化也不属于亚洲文化，而是在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共识性的和历史性的交流中，融合欧亚两大文化的一些成分和因素，形成自身文化的欧亚特征。 俄罗斯文化的欧亚特征表现在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从国家体制看，俄罗斯的专制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绝对君主制，也不同于东方拜占庭式的专制君主制，而是一种带有欧亚文化特征的、俄罗斯特有的专制制度--沙皇专制制度。从宗教信仰看，俄罗斯民族信仰的是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虽然是西方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但它与基督教又有不同，其中有东方文化的因素和传统，甚至保留着东方多神教的某些祭祀仪式的痕迹。俄罗斯东正教是基督教传统与俄罗斯古代多神教传统的一种独具一格的结合，它是一种既有别于西方宗教，又有别于东方宗教的教别。从民族性格来看，俄罗斯人的性格既不完全像西方人，也不完全像东方人，因为在俄罗斯人的性格中既有西方人的粗犷、张扬，又有东方人的细腻、含蓄，俄罗斯性格中兼有东西方人性格的因素。从思维方式上看，俄罗斯人的思维也不是纯西方式的或纯东方式的，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富于思辨，长于略论，没有西方唯理性主义造成的那种思维的割裂，而更像东方人那样把理性、意志、感觉和直觉有机地融合起来，注重整合和联系。有人说，俄罗斯的双头鹰国徽既是国家的象征，又是民族性格的象征。这个双头鹰左顾右盼，期望左右逢源的拟人化形象，绝妙地显露出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忽左忽右、摇摆不定。此外，俄罗斯文化摒弃了不少西方文化的概念，如不像西方人那样重物质、崇尚理性等，而是吸收了许多东方文化的概念，如注重精神、主张道德完善等。可见，俄罗斯文化是一种吸收和融合了东西方文明、东西方文化因素的一种文化。也许正因为俄罗斯文化是在把东西方文化因素结合和统一的基础上创造出的独具一格的文化，才使得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能够在俄罗斯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思想共鸣和审美理想，易于理解和接受俄罗斯文化。
（三）文化起源因素
在古罗斯国家起源时，与外国的多元文化联系就是各种各样的，且根据其完善程度和水平有所区别。毫无疑问，俄罗斯自身的多神教文化与拜占庭文化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这里起了决定性影响。
如果说多神教文化和拜占庭文化在俄罗斯文化发展及俄罗斯国家形成中的影响已被学界广泛认同，那么，在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问题上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和争议。如，9-10世纪俄罗斯存在斯堪的纳维亚侍卫--瓦兰吉亚人，再如，对于古罗斯执政的留里克王朝的瓦兰吉亚人起源的编年史故事。这些在诺曼论者和反诺曼论者之间引起长期争论（从18世纪起）。一些人坚持下面的观点：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诺曼人一瓦兰吉亚人一维金人）建立的古罗斯国家。这种思想形成于18世纪，由侨居俄国的德国历史学家提出（格·斯·巴伊尔、米勒），他们得到了卡拉姆辛的支持。另一些人（罗蒙诺索夫、伊洛瓦伊斯基、格杰奥诺夫等人）则持否定观点。这两种理论的斗争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18世纪时特别活跃的俄罗斯自我意识形成的漫长过程。在当今俄罗斯国内外探讨者中，关于有漫长的前留里克王朝历史的斯拉夫罗斯国家的独特性、固有性是东斯拉夫国家的当地根源这一观点是普遍认同的。这样一来，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就积极参与了基辅罗斯的形成过程（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形成）。
11-13世纪俄罗斯政治制度是大公和本质上是限制前者权力的维契（市民大会）的混合政权。大公一市民大会制度由自古以来在俄罗斯靠维契制度生活的北日耳曼公爵侍卫的联合体（兵团）组成。俄罗斯的统一中，古罗斯国家一开始就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比如与瑞典的国家制度相比。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自南方传来的东正教有着独特的影响，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北部还长期保留着多神教。从瑞典来的瓦兰吉亚三兄弟留里克、辛涅乌斯、特鲁沃尔，教会了罗斯人主要的军事和组织卫队模式。大公制度在罗斯相当大程度上靠沙皇和社会传统维持：维契的规章和全俄缙绅的惯例。因此，大部分权威历史学家倾向于下面的观点：古罗斯国家的产生首先是在东斯拉夫世界内部发展的基础上，是古罗斯社会、经济、军事政治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古罗斯国家建立的很多先决条件与西欧其他国家相似。当然，众所周知的外界作用在古罗斯国家形成中也有一定地位，但不起决定性影响。在评价“瓦兰吉亚人因素”时，须指出，他们首先集中了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它们已为建立国家和联盟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瓦兰吉亚人国家，就像在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剩下的只有历代俄罗斯沙皇和大公的名称，如留里克王朝，或对名门贵族起源的回忆。
近些年，著名学者利哈乔夫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对俄罗斯来说，其历史存在初期，南北方的地理状况起了更大的影响，这种假说比欧亚大陆更适合确定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拜占庭，因为它从亚洲得到的非常少。俄罗斯古代的专家确信，俄罗斯在宗教和文化上是个毫无疑问的欧洲国家。欧洲的精神文化从南方--拜占庭和保加利亚传到罗斯，而另一种文化--斯堪的纳维亚信奉多神教（异教的）的侍卫王公军事文化则从北方传到了罗斯。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对罗斯国家制度的意义比南方拜占庭的精神作用更复杂得多--学者们的这些观点大量出现在近年的言论和文章中。毫无疑问，利哈乔夫的思想并不是复辟诺曼理论的一个新尝试，而是客观认识古罗斯文化根源的一种努力。同时，他没有否定南欧（拜占庭、保加利亚）对古罗斯的巨大作用，以及西欧在16-17世纪对俄罗斯帝国的巨大作用。总的说来，根据学者们的观点（利哈乔夫特别主张这种观点），俄罗斯文化属于欧洲类型。但是，不能否定俄罗斯文化中亚洲特征的存在，它们在很多方面是由鞑靼一蒙古人在其对俄超过200年的统治时期所创造的。所谓的“欧亚主义”理论的追随者在政治、社会、生活习俗甚至语言上，都找到了很多使俄罗斯更接近于亚洲文化、文明的特征。恐俄论者习惯把俄罗斯人称为“亚洲人”（意为野蛮人），在这里加入了人类学和文化面貌的最否定（反面）的特征。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20世纪20-40年代俄罗斯境外的学者（别尔嘉耶夫、萨维茨基、韦尔纳茨基等）很喜欢谈俄罗斯文化的二元对立观点和欧亚精神气质。例如，斯拉夫一俄罗斯社会思潮具有以下特点：多神教世界观；直爽、诚实、热情好客、不挑剔；很善于交际；社会文化的宽容，即对另一种文化、宗教的代表持宽容态度；社会意识中集体主义优先。总的说来，精神气质说明了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以及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自主性。
在现代俄罗斯文化学里，对于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的边缘位置问题、对于俄罗斯文化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边缘地位问题以及由此推断出的不论是俄罗斯文化超出东方和西方，亦或是俄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中介使命，都让俄罗斯疲惫不堪。
（四）人种和语言因素
俄罗斯国家由迁来此地的三部分民族--斯拉夫民族、乌戈尔一芬兰语系民族和突厥族组成。语言学家认为，日耳曼族、伊朗族、波罗的海一德意志民族、色雷斯族、伊利里亚族、意大利族和凯尔特族是印欧民族中斯拉夫族的邻居。特殊的人类学、语言学和其他因素不能不对俄罗斯文化的精神气质产生作用。之后，又加入了西伯利亚民族、已加入俄罗斯族的高加索民族。在俄罗斯的人类学类型上，也就是他们的精神文化气质上，反映出他们与相邻民族的大量通婚--波洛伏齐人，之后是立陶宛人、波兰人、德意志人。从最初俄罗斯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决定了它以后对其他文化的宽容，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它是“宽容的和全人类的”。
理解文化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靠语言学和符号学因素，即语言特点和各个时代盛行的字符系统的情况。例如，苏联时期对宗教文化的符号体系不够重视，导致人民大众阶层完全不了解记述圣徒生平的文学、圣像画术、建筑艺术和运用艺术，导致人们精神世界的悲剧性贫乏。现在，这一点在艰难地恢复，但是很多伟大的有价值的东西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已经形成了无法填补的文化空白。目前，不懂或是有意识地歪曲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语言的关系还引起了并仍在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俄罗斯革命前的语言学以斯列兹涅夫斯基、波捷布尼亚、索博列夫斯基、亚吉奇、沙赫马托夫、佩平为代表确定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大俄罗斯（俄罗斯）、小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语言是统一语言的一部分。很遗憾，这个对于乌克兰语（小俄罗斯语）和俄罗斯语言的根本区别成了20世纪初乌克兰在现代条件下以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的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假设命题。
总之，俄罗斯文化起初的历史特点就在于，它反映了俄罗斯在两个大陆--欧洲和亚洲、两种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边缘位置。理解现代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和问题必须去探索它的根源、矛盾性，略论作用它的首要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