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专家揭秘中共一大“神秘外宾”[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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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的话]2017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关于中国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许多历史资料证明,共有两名共产国际人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是G・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如果从知名度与国际活动情况来说,荷兰人马林无疑占尽先机,而化名“尼科尔斯基”的那个俄罗斯人则一直鲜为人知。几十年来,俄语论文题目,苏联(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首席探讨员、历史学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卡尔图诺娃一直苦苦追寻尼科尔斯基的足迹,希望为中共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弥补不该缺失的一页。以下便是卡尔图诺娃对于调查过程与成果的自述,文中所说的“我”即指卡尔图诺娃自己,小标题系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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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档案文献里的
  尼科尔斯基
  
  上世纪80年代,破裂长达20余年的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出现恢复的迹象,为了给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锦上添花,两同党史工作者开始有了更多的交流与接触。1987年,苏共中央国际部的一位秘书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访问中国。回国后,他交给我当时所在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一项重要探讨任务,即寻找1921年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那位俄国代表尼科尔斯基的生平履历与照片,最后学院将这项艰巨的任务委托给我,因为我已经对中共早期党史进行了长期探讨,尤其对当年苏俄(1922年改称苏联)支持中共建党及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跟踪,积累了一部分资料。1972年,我曾经出版了一本名为《亚洲与非洲人民》的书籍,其中涉及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的一些历史档案探讨成果,其中就有关_丁尼科尔斯基身份考证的内容。
  1987年秋,我开始一头扎进苏共中央马列探讨院党中央档案馆(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内,探讨所有可能涉及尼科尔斯基的文件与档案。1989年,我了一份对于那次探讨成果的论文,即《被遗忘的中共一大代表》。在那篇论文中,我列举了尼科尔斯基于1921年夏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事实,其中包括他在一大上的讲话内容。在文章结尾处,我专门请求尼科尔斯基的后人及朋友将有关他在中同工作的情况通知给我们。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俄联邦安全局(FSB,即著名的克格勃继承者)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我接触到俄国内所能找到的所有与尼科尔斯基有关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前往中国之前及返回苏俄后的内容,所以才有了下面这篇足够充实的文章,可以让人们清晰地认识这一位“尼科尔斯基先生”。
  据我掌握的线索,这位神秘的“尼科尔斯基”,他在苏联档案义献里出现了好几个称呼,一个是“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尼科尔斯基”,又叫“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涅曼-尼科尔斯基”,但他的真实姓名应是“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别尔格”,1889年2月10日出生在后贝加尔边疆区巴尔古金区奇特坎村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赤塔商业学校学习三年后便告别了平静的农村生活,1912-1916年间,他来到赤塔的私营商店内当店员,还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阿穆尔河(黑龙汀)段斯别尔格车站工作过一段时间。1916-1917年,尼科尔斯基被沙皇政府强征入伍,先在第16西伯利亚后备役步兵团里面当一名普通士兵,后来又转入乌法地区的第516步兵团。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十兵苏维埃运动的冲击下,原沙皇军队的基层建制宣告崩溃,大批士兵逃亡或返乡务农,尼科尔斯基在复员后流落到赤塔、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当过好几个私营商业企业的业务员。1918年,协约同武装干涉俄国革命,捣毁了俄国远东的苏维埃政权,组建起一系列白卫军组织,尼科尔斯基被强征进白卫军的第31赤塔步兵团,随后又成为白俄军官谢苗耶夫领导下的“满洲特别纵队”中的独立犹太惩戒连列兵。
  1920年4月(一说1919年底),尼科尔斯基与整个犹太惩戒连一起向远东共和国(这是苏俄政府成立的一个政治实体,旨在充当苏俄与协约国之间的“缓冲国”,但它在各方面都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革命军投诚。1920-1921年。尼科尔斯基成为革命军雅各布森游击队的一名战士,后来又转战至第4游击队和远东共和国革命军第24阿穆尔起义团(一说为第15团)。从1921年起,尼科尔斯基成为一名俄共(布)党员,并在1921-1923年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军情报处工作,随后又进入远东第5集团军情报处。由此可见,尼科尔斯基在来到中同前,从事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军事情报工作。
  
  包惠僧、张国焘
  记忆中的尼科尔斯基
  
  在探讨尼科尔斯基生平的过程中,我还参考了一些中国当事人的材料,其中在1921年作为陈独秀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的回忆文章对我帮助很大。1957年,包惠僧以“柄梧老人’的笔名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回忆录,名为《中同共产党成立前后》,其中写道:“1921年6月,俄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一位‘红色工会同际’代表尼科尔斯基。”正是受这篇文章的作用,后来几乎所有中国书籍和论议中都将尼科尔斯基的身份确定为“红色工会国际代表”。我在1972年和1983年专门就此事做了两次调查,最后确定尼科尔斯基其实是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派到中国去的,在远东共产国际其他工作人员之间的往来文件与书信中,尼科尔斯基往往以“瓦两里”或“瓦西里耶夫”的化名称呼。
  我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档案,揭示了尼科尔斯基在1921年前往中国的目的与任务,即与马林一起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召开中共一大。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红色工会国际代表”,该组织准确的名称应为“国际工会委员会”,尼科尔斯基所在的分部位于后贝加尔的赤塔市。尼科尔斯基手中掌握一笔经费,主要发放给在中同工作的共产国际人员和俄共(布)党员。马林在后来呈送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我与尼科尔斯基同志一起在上海工作期间,我的工作内容仅局限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的任务,而这些任务也都是由尼科尔斯基安排给我的。为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我从不擅自扩大工作范围。”从中可以看出,马林是完全接受尼科尔斯基领导的。接下来,马林还记述了一些内容,称尼科尔斯基从伊尔库茨克(即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在地)带来一本工作条例,其中明确写道:“尼科尔斯基同志必须参加各国共产党召开的所有代表会议。”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俄语论文题目,即尼科尔斯基不仅参加了中共一大,而且还参加了同一时期朝鲜流亡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召开的代表会议。
  中国出版的“中共一大通报”中有这样的记录:“斯尼夫列特(即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参加了中共一大,并做了重

要指示。斯尼夫列特同志主要讲了自己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爪哇岛进行活动的经验,建议我们重要的是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尼科尔斯基则向我们通报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组织结构情况,同时讲述了自己关于俄国革命的认识。随后,在尼科尔斯基的建议下,代表大会向伊尔库茨克发去电报,汇报了大会的召开情况。”而包惠僧则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尼科尔斯基在一大上主要讲述了自己在红色工会同际中的丁作与任务,显然与上面的记载有出入。
  还有一个对于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参加一大情况的版本,那就是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1938年被中同共产党开除)在同忆录中的记述,称是在马林的坚决要求下,尼科尔斯基被邀请来参加中共一大。马林一直想在一大上一次重要演说,但当他正准备发言的那天晚上(据张国焘回忆,应该是一大开始后的第八天),突然有陌生人闯入提供会场的李汉俊家中,当天在这里举行的会议不得不立即停止,与会人员立即疏散。结果,马林再也没有机会演说了。张国焘还写道,在一大召开前,也就是1921年6月,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曾会见过准备参加中共一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小组代表,其中包括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等人。而在马林呈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自己在中共一大上的演说,可以推测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一大召开前曾经在一些代表前作过演说,所以后来在一大上,只有尼科尔斯基一个人演说了。
  对于会议结束的情况,马林还向共产国际写过一份报告,其中提到了尼科尔斯基。但是我找遍了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各个角落(该档案馆收藏的共产国际档案是最齐全的),没有一份马林撰写的报告、书信和电报中留有尼科尔斯基的签名,只是在这些文件中,我看见马林提到尼科尔斯基曾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两份财务支出报告,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找到报告的原件。
  我倒是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内找到一份由尼科尔斯基签名的文件,这是一份由他交给张国焘使用的身份证明信(形同今天的护照),张国焘借此在1922年1月前往苏俄参加远东共产主义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件事,称:“他:即尼科尔斯基,张国焘称‘尼古拉耶夫斯基’)给我勾画了一张中国满洲里地区(车站)和中俄边境的草图,然后又问我有没有足够暖和的衣服。我告诉他自己早就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出发。于是,他从书桌抽屉中拿出一张某商行的公文用纸,这张纸看上去与普通纸没有什么区别。他交给我后嘱咐道:‘这就是你的护照(证明信),上面都是由大头针压出来的标记,那是我们的秘密符号。’随后,他又详细地告诉我如何将这张纸交给满洲里车站一个理发店的华人老板,他将会带我出境。”
  张国焘就是带着尼科尔斯基交给他的这张证明信来到伊尔库茨克的,随后又前往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共产主义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本来尼科尔斯基自己也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去。
  
  一位悲剧人物的
  档案综述
  
  1987年秋,我与苏共中央马列探讨院党中央档案馆的探讨员R.I.帕拉季佐娃对所有可接触到的尼科尔斯基的档案材料又进行上次非常细致的梳理和探讨,此次探讨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弄清楚尼科尔斯基参加完中共一大离开上海后去了哪里。当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1921-1925年间,尼科尔斯基在有“小莫斯科”之称的中国东北边城满洲里从事地下工作,目的是策反流亡中国的白俄,并破坏反对苏维埃的反动组织,1926年夏回到苏联远东,相继在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从事党务和军事工作。
  但近几年通过认真的调查和新获得的资料来看,上面的结论并不准确。事实上,1921-1923年,尼科尔斯基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部情报处工作,随后进入远东第5集团军情报处,此后他的命运一直与苏联远东情报机关与反谍报工作密切相连。1922-1925年,尼科尔斯基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远东全权代办处情报科工作;1925-1926年,调入该代办处反谍报科,担任特派员;1926-1927年,他来到格别乌赤塔处反谍报科工作;1927-1929年,到格别乌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反谍报科,任特派员和首席特派员;1929-1930年,尼科尔斯基出任格别乌符拉迪沃斯托克处格罗杰科沃站(就在中国著名边城绥芬河市的江对岸)特派员,负责对付持反苏反共立场的中国东北地方当局;1930-1932年,他在格别乌远东边疆区全权代办处反谍报处担任科长,负责对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开展反渗透工作;1932-1933年,任格别乌远东边疆区全权代办处外事科科长;1933-1935年,他进入内务人民委员会(英文缩写NKVD,后来演变为克格勃)远东边疆区局工作;1935-1937年,调入NKVD国家安全总局第7处。
  然而,这样一位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党务专家和情报战线工作者却没能得到善终。1938年2月23日,尼科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被NKVD特工逮捕,罪名竟然是“间谍、破坏、暗杀与托(洛茨基)派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同年9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巡回法庭对尼科尔斯基做出如下判决:自1931年起尼科尔斯基积极参加了“NKVD远东机关内的反苏维埃托派恐怖组织的活动,同时为日本情报机构充当间谍”。随后,尼科尔斯基被判处极刑,就在判决书下达的同一天,尼科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执行枪决。在被逮捕之前,尼科尔斯基已晋升为NKVD大尉军衔。直到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才作出平反裁定,因缺乏犯罪事实,尼科尔斯基被改判无罪,并恢复名誉。
  在探讨过程中,我们一直试图从档案中找到一张尼科尔斯基的照片,但最终也没有成功。我们只能通过见过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描述来认识―下他了。据包惠僧回忆,“尼科尔斯基有着一副典型的工人外表,说话缓慢,声音低沉”。张国焘则觉得,尼科尔斯基是一个“说话简练、看上去很普通的人”,并且还用不怎么流利的英语与张国焘交谈过。后来,张国焘还在回忆中写道:“我认为,尼科尔斯基是一个能力较强、为人谨慎、经验丰富的组织者。”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请求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档案员和学者们,一旦发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后,请发给我们或位于中国上海的中共一大博物馆。作为本文作者,我也非常感谢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向我提供了大量对于尼科尔斯基的重要档案资料。
  编后记:2017年夏天,卡尔图诺娃教授的热心呼吁终于有了回应,在俄罗斯和蒙古两国学者坚持不懈的寻找下,尼科尔斯基的照片在俄罗斯鄂木斯克州被发现,并被送往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首先发现照片的是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布亚科夫,他在鄂木斯克州档案馆找到了尼氏的人事档案和一份带有尼氏本人头像的履历表。巧的是,一个月后蒙古国的共产国际史专家达西达瓦也在鄂木斯克州的专业档案馆里找到了尼氏的另外一张照片,与俄罗斯学者提供的照片正好相互印证。历史的悬念自此解开,中共一大参加者重新“团聚”在“一大”会址纪念馆,15位参加者的展示图片中,尼氏名字上方原本那个醒目的空白不复存在,尼科尔斯基在时光的另一头朝我们意味深长地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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