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去世，是整个俄罗斯的一个沉重损失。我们以拥有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这样一位同胞和同时代人而感到骄傲。我们将记住这位强大、无畏、具有巨大内心尊严的人。”――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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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于８月３日夜间１１点４５分在他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家中去世，享年８９岁。布罗茨基说：“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著作的死亡。”而在索尔仁尼琴这里，当我们谈论他的死亡，我们也就是在研讨他的不朽。
两种“诞生”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１９１８年生于罗斯托夫州的基斯洛沃德斯克（意为“酸水镇”）。在他出生前六个月，他的父亲在一次打猎中意外身亡。由于母亲出身富农，母子俩在当时的社会中备受歧视。索尔仁尼琴六岁时，他们来到罗斯托夫。尽管生活依然艰难，甚至曾栖身马厩，但这毕竟为索尔仁尼琴换来了一个比较好的受教育环境。１９４１年，俄语论文，索尔仁尼琴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一所炮兵学校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上了前线。索尔仁尼琴作战勇敢，两次获得勋章，被晋升为大尉。１９４５年２月９日，在东普鲁士前线，索尔仁尼琴突然被苏联红军的军事侦查机构逮捕，因为他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了一些对斯大林不敬的话。索尔仁尼琴被判处八年监禁，先后在苏联的多个集中营中服刑。１９５２年，他患上癌症，医生断言他只能活几个月。但是，在不可能获得精心治疗的情况下，他的绝症却奇迹般地彻底痊愈了。索尔仁尼琴将此视为神的旨意，目的就是让他替众多的冤屈者道出集中营的实情。１９５３年刑满后，索尔仁尼琴又被终身流放至哈萨克，并在当地一所学校任教。１９５６年，他和许多受迫害的苏联人一样得到平反，被恢复名誉。他辗转回到俄罗斯腹地，在梁赞州一所乡村学校中担任物理、数学老师。遗腹子，单亲家庭，出身不好，战争，被捕，集中营，癌症，流放……这便是索尔仁尼琴成名之前的生活轨迹，虽然期间也穿插有母爱、大学和书籍，甚至是文学、婚姻和勋章。
１９６２年在《新世界》杂志上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标志着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位作家的诞生。作为个人经历之缩影的“一天”，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小说最初题为《８５４号囚犯》，而“８５４”的确就是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里的编号。索尔仁尼琴自己也从来不否认“一天”写的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这部著作无论是在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创作还是在整个２０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都占据着显赫位置，有着十分深远的作用。
“一天”是在苏联公开的第一部以苏联集中营为描写对象的文学著作，开创了所谓“集中营文学”的先河，为俄罗斯文学中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２０世纪下半期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一天”只写了舒霍夫和他的狱友们短暂的“一天”，但这“一天”却构成了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整整一个时代。在他的创作中，“一天”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之作，它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了他日后的创作发展轨迹，为他的著作风格确定了一个基调。
在“一天”之后，索尔仁尼琴不懈地创作了近半个世纪，《马特廖娜的家》、《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麦粒落进磨盘》和《红轮》，一部又一部文学杰作，不仅掀起了一次次阅读热潮，同时也为２０世纪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留下了一篇篇艺术编年史。索尔仁尼琴的文学面向现实，其惟一的主题是俄罗斯民族在２０世纪的历史命运，对俄国革命的产生、性质和历史进行深入的思索，艺术地再现了个人与体制、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对峙、冲突及其内在逻辑。他的创作似乎构成了整个２０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文学历史的一个缩影，一种象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之所以把１９７０年的奖项授予索尔仁尼琴，就是为了表彰“他在传承俄罗斯文学传统时表现出的道德力量”。换句话说，他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其对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在于其“道德力量”。在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历史的首尾，他和列夫・托尔斯泰构成了一次远握，一种呼应。如今我们或许能意识到，关于“２０世纪下半期最伟大的俄国作家”这样一种“盖棺定论”，索尔仁尼琴是受之无愧的。
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一天”后，他受到了赫鲁晓夫和官方的空前重视，甚至被列为苏联最高奖列宁奖的候选者。然而，他进而深挖体制墙角的做法很快就为当局所不容了。在“解冻”之后复又“停滞”的时期，他被打入冷宫。在１９６６年～１９８９年的２０余年间，他一直无法在苏联任何著作，在他将著作送往境外之后，尤其是１９７０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承受了当局越来越大的压力，直到１９７４年被捕，并在关押一昼夜之后被驱逐出境。他先到西德、瑞士等地，后定居在美国的佛蒙特州。在美国，他并没有因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而是很快就批评起了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甚至称美国为“恶的帝国”，从而引得美国当局和许多美国人对他大为不满。于是，他很快就被当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孤僻老头”。
１９９４年，索尔仁尼琴豪华的、凯旋般的归来曾轰动整个俄罗斯，而俄罗斯人众星捧月式的欢迎也让索尔仁尼琴有些飘飘然。回国之后，他频繁地会见记者，多次电视讲话，还在俄罗斯各地“视察”，宣传自己的主张和理想。他和他的拥戴者们都乐观地认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就要实现了，俄罗斯将迎来一个政治的春天。但是不久，俄语论文，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位智者又一次成了持不同政见者。他对现实社会不满，对当政的统治阶层不满，经常公开抨击叶利钦等人。在他８０岁生日时，他公开拒绝了叶利钦颁发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并称他“不能从一个将俄罗斯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普京时期，索尔仁尼琴与当局的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很多媒体都刊登过普京与索尔仁尼琴握手的那帧照片，但就在这张照片上，面带微笑的索尔仁尼琴在接受普京的祝贺时却并没有站起身来，这似乎能让人从中感觉到某种保留态度，因为，普京对抗西方的外交政策固然能赢得索尔仁尼琴的称赞，但是普京在国内实施的政策却未必会得到索尔仁尼琴的肯定，因为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是地方自治，是“人民的自我管理”。
就这样，无论何时何地，索尔仁尼琴似乎都发出一个抗议的声音，构成一种挑战。关于一位真正的社会思想家来说，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一种刻意营造的自我表现，不如说是其人格和思想之内在驱动的结果。这种对峙的姿态，往往比具体道出的话语更有意义。也许，与权力保持对峙，至少是保持距离，才是真正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应该选取的最佳位置；也许，思想和文化只有在与政治的冲突中才能体现其意义，丰富其内涵，并焕发出真理的光辉。
“新斯拉夫主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面对持续动荡的俄罗斯社会，索尔仁尼琴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相继写出了他的“政论三部曲”，即《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２０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在这三部政论性的小册子中，索尔仁尼琴似乎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文学著作体现其思想观点的“间接”手法，而干脆直抒胸臆、就事论事，对俄罗斯的历史和近况、特性和命运，乃至问题和药方，都做出了独到的论述，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新斯拉夫主义”的思想。
索尔仁尼琴的三部政论著作贯穿着两个思想，一是对人民的“自我管理”方式的倡导，一是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强调。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民主，这既是索尔仁尼琴给出的改革出路，也是他政治主张的核心。他认为，俄罗斯的力量、精华和希望，全都积淀在俄罗斯的民间，只有从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发，体现最普通民众的愿望，俄罗斯的复兴才有希望，俄罗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发展道路也才能得以彰显。
在谈到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时，索尔仁尼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西方，或是拿西方做比对。他认为历史上的西方，多是加害于俄罗斯的，西方世界对俄罗斯一直怀有敌意。在俄罗斯强大的时候，它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它或削弱它；而在俄罗斯衰弱的时候，它又总是幸灾乐祸，并常常趁人之危干一些不地道的事情。他认为，当今的西方世界，虽然“万事如意”，却是一个文化垃圾的策源地，它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更可怕的是，西方总是对俄罗斯构成一种虚妄的诱惑，让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取向不时地左右摇摆，无所适从，从而极大地作用到了俄罗斯民族自信心的树立和俄罗斯自主发展道路的开辟。
可以看出，在对“下层”和“西方”的认识上，索尔仁尼琴和俄国历史上传统的斯拉夫派大体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如今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斯拉夫主义的核心进行阐释和发展，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优越”加以鼓吹，无疑需要一种比“老斯拉夫派”更多的勇气和更大的自信。
从《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开出的药方，到《２０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的反思历史，再到《倾塌的俄罗斯》的针砭现实，深深关切着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在近１０年的时间里始终在思考着俄罗斯的命运，并被称为“俄国文学主教”，再一次扮演了先知的角色。正是这三本小册子，奠定了索尔仁尼琴作为２０世纪俄罗斯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地位。当然，他的这些观点和立场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比起具体内容，他言说的方式和姿态，或者说，他挺身言说的行动本身，却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我在书写俄罗斯历史的真理”
俄罗斯民族喜欢天才和智者，喜欢艺术家和受难者，喜欢预言家和先知，喜欢崇拜圣徒和造神，而索尔仁尼琴仿佛就是上帝在２０世纪下半期空投到俄罗斯大地上、让俄罗斯人去喜爱和崇拜的这样一个人。在２０世纪下半期，索尔仁尼琴在相当多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神圣人物，所谓的“索尔仁尼琴综合征”、“索尔仁尼琴崇拜”，以及“先知”、“民族的良心”、“俄罗斯文化的主教”等称谓，都是这种造神运动的表现和结果。索尔仁尼琴的苦难引起了俄罗斯人的广泛同情，使他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受难者和殉道者；他坚守自我的言行，使他获得“圣徒”的光环，形成了一种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人格；而他那些将艺术的魅力和思想的力量融合为一体的文字，则更是他的布道，为他赢得了民族“精神导师”的至高地位。俄罗斯新出的一部文学百科全书在对于索尔仁尼琴之词条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文字：“在１８和１９世纪，俄罗斯文化塑造出了一种先知作家的形象，这样的先知作家用自己的语言抨击虚假，传播真理。索尔仁尼琴或许就是将作家天赋和布道者使命自然地合为一体的最后一位俄罗斯作家。他简洁地表述过自己生活唯一的崇高意义：‘我在书写俄罗斯历史的真理。’”
俄罗斯总理普京在致索尔仁尼琴家人的唁电中总结了这位伟大作家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意义：“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去世，是整个俄罗斯的一个沉重损失。我们以拥有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这样一位同胞和同时代人而感到骄傲。我们将记住这位强大、无畏、具有巨大内心尊严的人。他的创作和社会活动以及他整个漫长、多舛的生活道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的献身精神的范例，一个无私地服务于人民和祖国的榜样，一个无私地服务于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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