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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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王宏甲最近出版的新书《贫穷致富与执政》，被列入中宣部“万村书库”工程，由政府采购，配发贫困村。此外，该书还入选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农业部联合推荐的“三农”优秀图书，为其中极少数文学著作之一。在该书中，王宏甲先生明确指出浙江民营经济不是靠精英支撑的经济，而是千百万农民得到产业和市场历练，发展到有如人民战争似的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民众经济。
我刊已经最先了这部书的《序章》和《后记》部分。我们诚恳建议中关村的有心人读一读这一部对于慈溪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调查报告，开卷必有益。
“中国现在成了世界工厂，成了发达国家扔垃圾的地方。”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批评。我国民营公司确实需要克服高能耗，高污染之弊。但我同时以为，仍需以很高的敬意去认识，在我国汪洋大海般的传统农业基础上，民营公司挺进工业制造取得的发展，在世界经济格局和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已是有着非凡战略意义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我们可以遥看一下西班牙、荷兰与英国的一段历史。
由于哥伦布的发现，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一个去开发美洲大陆的国家，并迅速强大，成为自罗马时代以来西方第一个跨越洲际的帝国，当时西方最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西班牙人在黄金时代忽视了发展国内生产。
“让英国佬替我们生产吧！”西班牙许多商品都依赖别国生产。西班牙把从新大陆运回的黄金白银付给英国人，用来支付进口货物，这就培植了英国工业的发展。
当时西班牙并不是没有发展工业的条件。在西班牙热衷于“殖民扩张”的岁月，西班牙治下的尼德兰商人在忙于“商业扩张”。他们建造了一种利于商业运输而不是海上作战的快速船，称“飞船”。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尼德兰地区形成了由商人和公司主构成的资产阶级。如果西班牙统治者能够认识到发展制造业和商业才是强国之本，就会把尼德兰南部的安特卫普看作是西班牙最宝贵的强国基地，因为此时的安特卫普就是西班牙帝国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
可是，西班牙统治者把尼德兰地区十分活跃的民间投资生产活动看作是对国家统治的威胁，加以阻碍，于是尼德兰地区爆发了西方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1576年西班牙统治者为镇压起义者，竟放水淹了安特卫普，这就把自己的工业和商业中心消灭了。
北欧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由此从安特卫普转移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581年尼德兰北方七省成立了“联省共和国”，西语论文，也称荷兰共和国，这是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因强大的海上势力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
在米歇尔・博德的《资本主义史》和西普拉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中分别提供过这样两个数据，一是17世纪中期荷兰拥有的水手超过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总和，二是当时整个欧洲从事航运贸易的船只约两万艘，荷兰人的船占到一万五千艘以上。可见荷兰的海上贸易做到多么巨大。但是，荷兰在黄金时代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金融和贸易，也忽略了本国的制造业发展，虽然荷兰的造船业极其发达。
在此可以看到，西班牙依赖从美洲殖民地得来的大量黄金未必能建立起真正的强大。荷兰通过大力发展贸易和金融积聚了大量财富，也没有抓住时机充分发展本国工业。这两国最终都因工业的空壳化而走向衰落。英国却在为西班牙人生产、为荷兰人生产的过程中，西语论文题目，把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
英国的成功可以从这两方面去看：一、建设本国商业和制造业才是强国之本，建立完整的国内经济基础，才可能生存和发展。二、实现国家的繁荣要靠有生气和进取精神的民间投资者和工业产品制造商，以及规模宏大的产业工人。
我在浙江省宁波地区的调研中，看到慈溪、鄞州、余姚等许多市（区）的民营公司在与欧美厂商的交往过程中，欧美投资者因看上“廉价劳动力”，与中国民营公司合作，这就陆续产生了两个后果：
一是中国民营公司科技含量不高，欧美投资者提供了更先进的技术，以保证中国民营公司生产的产品能被欧美市场接受，这迅速提升了中国民营公司的科技含量和生产力水平。
二是中国人还穷，有点薄利就干，欧美投资者亦如从前西班牙人说“让英国佬替我们生产吧”，现在他们也说“让中国人替我们生产吧”，欧美投资者作为买方，便用资金培育了中国民营公司的工业生产能力。
中国民营公司由此把“生产力落后”和“贫穷”这两个弱势，转化成了优势。以慈溪这个从前拥有90%农业人口的县级市来看，要从传统农业生产力达到具有现代工业制造能力，并使产品能被欧美市场接受，以不到30年走了西方工业近300年的历程，无论怎么看都是奇迹，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中国民营公司在改革开放中取得这些进步，无论怎么看都是极其巨大的。也由于这一进步，我们才有了如何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条件，这是挺进到争取更大进步的前沿。
但看到进步，并不能低估高能耗等因素对发展的制约。我们也听到了浙江经济模式亟需转型的呼声。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全省规模以下工业生产增幅出现较大回落，2017年继续回落。媒体说，靠消耗资源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浙江经济模式面临危机。外省或北京的人们看了有关报道，也有各种说法：
“浙江经济落后了。”
“浙江经济危机四伏。”
“浙江农民公司破坏资源，给社会带来的麻烦大了。”
这些声音我都听到。我以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崛起，有深刻的体制革新和农民普遍得以向工业产业转移等多因素。但浙江规模以下的民营工业经济确实普遍科技含量低，那些主要依靠物质性资源，而不是主要靠知识资源的公司，难以持续发展，这是事实。所谓转型，就是亟需从传统的资源型经济，向知识型的（科技与经营方式都发生重大进步的）新经济转型。
媒体报道浙江2017年全省规模以下工业同比增长率排在各省市区的第16位。请留意，这里描述的是“增长率”。比很多省市都更早发展起来的以民营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浙江经济，其增长速度与幅度在全国排名上出现后移，并不意味着浙江经济落后于增幅排在浙江前面的省份。比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幅无一例外地排在中国后面，并不意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美国。
在各省市区经济增幅超过浙江的经济增长中，同样埋伏着靠消耗物质性资源获得增长的问题，许多公司在走着浙江民营公司十多年前走过的道路，因此并非浙江经济亟需实现转型，而是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都迫切需要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经济转型。
虽然媒体今天已经很少使用“知识经济”一词，但全球事实上风暴般冲击着传统型经济的知识经济，已经比媒体六七年前踊跃吆喝的时期更加迫近中国今日发展的需要了。
所以，今日浙江喊出“亟需转型”，并不意味着浙江经济发展在全国落后了，相反，是浙江更早一步强烈意识到了迫切需要转型，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轰轰烈烈发展起来后，水资源、电力资源等传统型物质资源首先显出了匮乏的强烈矛盾，这就把浙江推到了必须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经济转型的前线。所以，当浙江喊出亟需转型之时，是浙江在强烈地寻求可持续发展，标志着浙江经济正在开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进步，而不是落后。
我在《智慧风暴》一书中曾经描述北京中关村是中国知识经济的发祥地，中关村知识型公司的萌生、发展和壮大，至今堪为全国发展中的诸多民营公司借鉴。但中关村也有必要看到，中关村作为我国第一个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其勃兴的经济是“精英”所引领的经济，海淀区北部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城区“中关村”的发展，悬殊尚大。而浙江农村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千千万万农民走向发展公司，虽然当初他们曾经称自己为“草民经济”，看起来“草民经济”是难以同“精英经济”相比的，但他们从“模仿制造”向“研发制造”突进的速度非常惊人。到今天，他们在开发欧美市场的过程中，公司科技含量和现代管理都有与国际接轨的相当卓越的发展。以浙江慈溪这个县级市为例，它的工业总产值在2004年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同年北京市海淀区的工业总产值为773.1亿元人民币。当然海淀区的服务业远超慈溪市。2017年，慈溪市的工业总产值再跃升到1300亿元，各业出口产品已销往176个国家和地区，全国有13个省市自治区自营外贸出口总额分别排在慈溪市之后，包括陕西、重庆这样的省市。海南、贵州、宁夏、青海、西藏五省区自营出口总额相加之和少于慈溪一个县级市。非常惊人！无论如何不能小看。
在与欧美公司的竞争中，浙江民营公司如果没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和现代公司管理能力，仅靠“低劳动力价格”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的。更不可小看的是：浙江民营经济不是靠精英支撑的经济，而是千百万农民得到产业和市场历练，发展到有如人民战争似的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民众经济，他们一旦以更清醒的认识，向中关村的知识型公司学习，发展的势头将更不可估量。
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发展出工业公司，对脱贫致富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农村只有发展出工业公司，服务业随之而兴，才谈得上在我们拥有广大农业人口的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也由于发展出公司，得到锻炼，才有益于把做公司的经验移植到土地上，发展农业产业。从而在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农民把自己创造出来，由此才可望产生三个崭新的成果：一是新农民，二是新农业，三是新农村。
（作者系著名作家，著有《无极之路》、《智慧风暴》、《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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