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应邀参加全球中国商业会议的笔者来到了瓦伦西亚，这个西班牙第三大城市并没有让笔者见识到旅游胜地的繁嚣，迎面扑来的是逼人的萧条：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频见空置的办公大楼，下榻的酒店大堂因游客稀少而显得空空荡荡，欧洲著名的El Corte Inglés百货商店里更多看到的是售货员而不是顾客，西语毕业论文，像样的餐馆里一般都是食客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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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社会党统治下的西班牙。面对咄咄逼人的欧元危机和持续恶化的国内经济，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一筹莫展，只能把原定于2017年3月的大选提前到今年11月20日。英国《卫报》讽刺说，萨帕特罗无心恋栈，于是在政治上有了自杀的愿望。
社会党耽误诊疗
其实在统治西班牙的8年间，社会党和西班牙选民还是很有一段蜜月期的。萨帕特罗的第一个任期经济平均增长3.5%，是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2017年的时候西班牙甚至拥有占GDP2.3%的财政盈余。西班牙一度创造了欧盟60%的就业机会，《经济学人》杂志曾称西班牙是欧洲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那时萨帕特罗的民意支持率高居60%。
可如今，在鼎盛期占GDP18%和国民总投资40%的房地产业已经崩溃，超过300万套房屋卖不出去，商业地产租金价格从2017年峰顶下跌了一半以上，房屋价格下跌了15.4%，超过50万户家庭的房屋因为资不抵债被银行没收。与此同时，全国失业率已超过20%，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接近50%，经济开始零增长并面临衰退。
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的社会党与右翼的人民党攻守易势，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社会党最为选民和政敌所诟病的，就是对经济危机反应迟钝和管理能力欠缺。2017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西班牙的经济增长开始急速放缓，房地产泡沫破裂，失业率攀升，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期突然落下了帷幕。此时，社会党还坚决否认西班牙有经济危机。《经济学人》指出，时任财长索尔维斯甚至回避“危机”这个字眼，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在萨帕特罗的第一个任期内，因为经济仍在高速增长，政府财政宽裕，因此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改革上：同性婚姻合法化，简易离婚法，大赦非法移民。这些改革的通过，在天主教立国的西班牙作用深远，西语论文，却得罪了强大的教会，过多地消耗了社会党的政治资本。
作为一个矢志把传统西班牙改造成开放包容社会的改革家，萨帕特罗或许会被历史记住，但他错过了对西班牙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尽管IMF和欧洲央行早在2017年就警告过房市泡沫和通货膨胀可能会严重威胁西班牙经济的稳定，但直到2017年下半年，社会党才开始坚定执行IMF和欧洲央行所强调的财政紧缩方案：公务员减薪5%，限制工会权利，减少失业补助和福利，减少失业的法学保护，减少养老金，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这是欧盟国家的最高水平。在距离大选较短的时间内，社会党推出这么多极不受欢迎的改革方法，无异于政治自杀。
如果社会党在财政充裕、民意资本雄厚的早期，就对政府开支和经济结构进行渐进的改革，那么现在西班牙有可能成为欧猪五国（PIIGS）中状态最好的，社会党和人民党鹿死谁手完全可能另说。可是这一切都来得太迟：西班牙财政部最近拍卖的35.6亿欧元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6.975%，可以说是与“死亡之吻”擦肩而过，因为一旦国债收益率达到了7%，那么这个国家就无法有效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政府将面临破产，除了欧盟和IMF的注资救援别无出路。
社会党的财政紧缩方案不但没有赢得市场的信心，也丧失了传统盟友工会的支持，且边缘化了社会党的选民基础。罢工和示威游行席卷全国。据西班牙最大的两个工会组织CCOO和UGT的数据，9月29日，1000万西班牙工人参加了全国罢工―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其中150万工人参与了各种游行示威。西班牙的年轻人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感召下，发起了全国性的“愤怒者”抗议运动。这一切都预示着社会党在选举中将面临沉重的打击。早在5月份的地方选举中，社会党已遭受了自独裁者佛朗哥死后历届地方选举中最惨重的失败：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和卡斯帝里亚-拉曼查等传统社会党重镇落入人民党之手。几乎所有政治评论家都预测社会党在全国大选中也将遭遇同样的惨败。
大选结果不出所料，人民党稳夺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预计将在一个月内完成组阁，开始新的4年执政期。
人民党避重就轻
因为西班牙复杂的大选体系只给全国性的大党以胜出的机会，所以人民党党魁拉霍伊铁定将接替萨帕特罗成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耐心。他前两次大选都输给了萨帕特罗，而且党内也多次有人挑战他的领导权，但他是一个持久的生存者，总是“不求多做，但求少错”地等待着他的敌人滑倒在他们自己的宝剑上。
拉霍伊现年56岁，在西班牙人望不高，人民党的胜利与其说是因为人民党的杰出，不如说是因为社会党的失败。所以拉霍伊在胜选感言时表示，将带领国家渡过债务危机，重新赢得欧洲的尊重，但不能冀望有奇迹。拉霍伊曾在阿斯纳尔手下任内政部长，财经领域非其专长，而作为首相，对内他必须解决失业问题―超过400万的失业人口和接近一半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这些人抛弃了社会党也有可能抛弃人民党；对外他要继续财政紧缩政策以取悦国际金融市场，要不然西班牙政府将面临破产和向欧盟及IMF乞求援助的悲惨命运。
在大选中，拉霍伊关于政府如何削减开支讳莫如深，因为他知道财政紧缩对许多选民都会带来巨大财务压力，在选民除了人民党没了别的选择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因为在敏感问题上开诚布公而丧失选票。可在当选后，他必须迅速拿出一个削减开支、增加就业的方案。耐心在那个时候也许会成为他最大的弱点，因为恐慌的市场和受失业威胁的选民需要一个雷厉风行的执行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是拉霍伊所不能控制的，比如，这次如果不是欧洲央行的介入，西班牙国债收益率很有可能突破7%的死亡线。欧洲央行是否会在短期内持续介入，从而为人民党的改革赢得时间，目前仍属未知数。即便欧洲央行愿意持续介入，假如希腊的情况继续恶化，意大利也向欧盟和IMF求援，那么风险蔓延之下西班牙必然成为下一个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所以意大利已成为西班牙在国债市场上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对欧盟建构的作用
西班牙是“欧猪五国”中最后一个变换执政者的国家。今年2月爱尔兰大选，长期在野的统一党获胜，肯尼出任总理；6月葡萄牙大选，在野的社民党获胜，右派人士科埃略出任总理；11月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因“偿债公投”闹剧辞职，欧洲央行前副行长帕帕季莫斯出任为期数月的临时总理；与此同时，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向总统递交辞呈，曾任欧盟反垄断专员的马里奥・蒙蒂组成无党派技术官僚政府，力争过渡到2017年大选。
如果说爱尔兰、葡萄牙总理下台是政党轮替的惯常表现，那么希腊、意大利总理中途下课，就是出于稳定欧洲金融市场的紧急需要。在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看来，需要“人品”足以维持主权信用评级的总理人选来承担那些大山般的债务，使之不因民选总理的“一念之差”而被逃废，重演欧元区之外的冰岛政府破产赖债的例子。尤其，与个头小的希腊仅仅关涉欧洲一些银行的金融亏账不同，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债务危机如被引爆，恐触发德法两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贝卢斯科尼几乎无征兆被赶下台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同样，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在过去13个月里主权信用连续3次被降级，拜社会党执政失利所赐而上台的人民党如果不能迅速挽回选民和市场的信心，大选这针强心剂就是回光返照，不排除拉霍伊会像贝卢斯科尼一样过早结束任期，由技术官僚接管政府。反过来，西班牙人民党如能克服民主政治对福利保障的天然偏好，成功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扛过欧元危机，则可避免德法经济主权进一步凌驾欧元区其他国家，维持欧盟于一个松散的联盟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西班牙又是意大利等国挽回、捍卫政治独立的一道防波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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