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西小说的异同：中国小说渊源于史传、寓言；而西方小说普遍受到神话、史诗的滋养。中国早期成熟的小说形态是作为“听”的话本；而西方最早成型的小说则是有闲阶级“看”的故事。小说技巧上，中国小说更多以情节取胜；而西方小说普遍以心理描写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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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古代小说；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1-0026-04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小说都是叙事文学中最重要的体裁、作用最大的叙事文学样式，也是较迟产生的叙事文体。
中国，“小说”一词早在先秦《庄子・杂篇・外物》中就已出现。但他所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中的小说，并非我们今天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他的“小说”指琐碎的言词，意谓修饰琐碎的言词，求得好的名声，这种做法与大道相距很远。庄子对“饰小说”的做法表示不屑一顾的轻蔑。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尾，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诸子十家，其可现者，九家而已。”虽大体未脱庄子的看法，但于轻视中，也客观地指出它不可能消灭，故将其列为一家，因为诚如孔子所说，它“有可观者焉，”即有一定的可读性。中国古人对小说的看法较为接近文体意义的认识是东汉的桓谭，他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小说是一种文体：短书，这种文体的特点在于“近取譬论”，即以譬喻的措施，将身边的丛残小语，隐喻治身理家的道理，故它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对一般人治身理家有启迪教化影响。由此印证了《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弗灭的理由。显然，小说至此虽为文体一种，但也并非我们今天所言的有完整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小说文体。但古代圣贤对小说轻视、贬斥的态度却不能不作用到后人对同为“小说”之名的这类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看法。
西方的“小说”概念丝毫没有贬意色彩。它受古希腊神话、传说的作用而脱胎于史诗。中世纪欧洲普遍流行一种叫“传奇”的文学样式，可以说是欧洲小说的雏形。传奇带有史诗的印记，内容以史为主，而穿插许多虚构编造的神怪、奇异之事。形式初为韵文，逐渐融入散文成份，最终以散文为主，定格为较早的故事小说。它包括骑士小说、圣经故事等。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正式诞生。它以薄迦丘的《十日谈》为标志，专写社会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被称作“Novel”。故事小说的内容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结束了荒诞不经的胡编乱造。法国拉伯雷写于1532年至1564年间的《巨人传》是欧州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问世，则是西方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起点。书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形象成为小说的经典形象而载入史册。由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史诗等叙事文体历来受西方文人推重且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因而，其孕育出的小说也颇受重视，成为西方叙事文类中被看好的重要文学体裁。
中西小说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史传、寓言的作用与神话、史诗的滋养
中西方小说产生都较迟，西方小说定型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小说完成于唐（8世纪）传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有意为小说”始于唐传奇。唐传奇改变了志怪、志人小说或与历史相混淆，或仅粗陈梗概，没有摆脱“丛残小语”的蕃篱等弊病。有意识地虚构完整的故事情节，塑造具有一定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如《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都是有一定艺术价值的名篇。小说产生较迟，故它们都吸收了前期产生的多种文学样式的养分。然而，由于中西方经济形态的不同，导致文学体系的异同，故而二者较早发达的文学样式也有所区别。西方商业性的经济形态，促进海上贸易的繁荣。经商者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目睹异国民俗风情，感慨九死一生换来的财富不易，往往有许多猎奇见闻向人倾诉，奋勇拚搏的经历向人夸耀，造成西方史诗、戏剧等叙事文体成熟较早，这对其后产生的文学样式特别是小说作用较大。而中国的抒情文学由于更适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国寡民”农业性的经济形态，故而颇受文人雅爱及统治阶级的提倡，有着广泛的市场。《诗经》、《离骚》、诸子散文等都给中国后世文学以更多的营养。加上中国古代哲人根深蒂固的“圆形思维”观念，强调事物发展的循环性，认为“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西语毕业论文，重视“温故知新”，故而历史学特别兴盛，造成中国史传文学的高度繁荣。隔代修史，盛世修史，人们由初始关注前车之鉴而积淀为中国人的嗜僻。从孔子删定《春秋》，到左丘明作《国语》，再到司马迁写《史记》等等，一部二十四史写尽世间兴衰事。历代历朝都置有写史的编修馆，设有专门的史官。治史成了中国的显学。不仅官府修史，民间还有不少野史传世，以补官史的不足与偏见。中国史传文学的发达必然作用到小说创作。史传文学对小说的作用突出为两点：一是强调宏大叙事。史传记载的都是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叙述的都是对于国祚民生的帝王将相的兴废活动。这就使得中国古典小说十分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子不语怪力乱神”更是加重了小说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由此造成中国古典小说多偏于历史演义类与公案英雄类题材。二是史传文学从总体看，叙事场面宏大，情节扣人心弦、紧张激烈，人物注重个性描写，语言铺陈恣意。由此，中国古典小说也就善于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独特个性，小说情节波峰迭起，悬念环环相扣，西语论文，十分耐读。
中国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也对中国古典小说产生较大作用，寓言善于小中见大地以杜撰的虚构角色，假借动植物或寻常人之事、之口，用比喻的措施，说明某个事理，传达一种教喻。警觉人心，启迪人智。
中国的农业经济把人约束在土地上，造成中国人的聚族而居，形成了宗法制的社会特点，十分看重人的伦理亲情。而且古代贤人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几成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楷模，从“吾日三省吾身”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古人历来把“仁义礼智信”看得比生命还重。为传承这种人生信仰，使人们自觉恪守“忠孝仁义”的伦理规范，历代文人往往创造寓言彰明大义。先秦寓言，尤为发达。庄子自称其文“寓言十九”，其它《墨子》、《孟子》、《韩非子》、《晏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也含有不少寓言。后来的《淮南子》、《说苑》、《新序》、《烈女传》、《韩诗外传》等书，其寓言也都源于先秦。先秦寓言短小精练，用形象的比喻说明某个事理，具有哲理性、警世性等特点，富有强烈的劝谕功能。这一切也都极大地作用到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尤其是作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如“三言二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无不充满了道德说教气味，“文以载道”变成了“小说载道”，造成中国古典小说十分看重劝谕功能及道德感化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