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史学结合的典范[西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西语论文 责任编辑:姗姗老师更新时间:201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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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史新义》是民国时期新史学作用近代中国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是何炳松先生在结合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探讨措施基础上完成的著作,从纯学术角度对近代中国史学近况进行略论,并提出自己的史学探讨�w系,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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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通史新义》;何炳松;新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151-03
  何炳松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学家,早年曾赴欧美留学,深受美国学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理论的作用,编译多部西方史学作品,全面、系统的介绍了鲁滨逊“新史学”理论,其著述颇丰,《通史新义》便是其中之一。该书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被列入该社“大学丛书”。《通史新义》以西方史学理论为依据,引入西方“新史学”探讨法,同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之探讨措施,形成独具特色的史学探讨理论及措施体系,是中西方史学结合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何炳松试图通过该书为中国史学发展提供新的措施与探讨路径。何氏史学理论关于当时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促进影响,对当下我们探讨历史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故此做一评述。
  一、体例完备且宗旨明晰
  体例又可称为义例或凡例,是史学作品的纲目与内在结构,好的体例可以表现著述的内容与宗旨。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非常注重对整书内容的编排与表述,使得该书体例较为严谨、内容较为翔实。何炳松虽然受到西方史学思想作用很深,但亦深受中国传统史学之作用,尤其推崇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关于中国传统史料考订之学尤为重视,将史料看作探讨历史的前提。该书分为导言、上、下编三部分:导言主要论述历史探讨与社会科学的概念及相互关系,并划定了历史尤其是社会史的探讨范畴;上编专门叙述社会史料探讨法,系统的阐述史料考订与社会事实编比的理论与措施:下编主要研讨社会史探讨法,并对涉及历史与历史探讨的相关概念、原理、探讨步骤与探讨方式都有详细而具体的论述。本书共二十一章,阐述问题明确,作者在序言中有明确的论述,拙文便不加赘述。
  完备明晰的体例与合理的编排能够很好地反映史作品者的撰述宗旨,并且可以从其宗旨中部分了解其史学思想及史学探讨指导思想。何炳松深受西方“新史学”理论作用,在该书问世前便已经编译了多部西方史学作品,其宗旨在于传播西学,并借鉴西学促进中国史学发展。其在本书序言中有明确表述:“总而言之,著者之作此书,唯一宗旨在于介绍西洋最新之通史义例,盖因其依据各种最新人文科学探讨而来,较吾国固有者为切实而适用,足备国内史家之采择,初不敢因其来自西洋,遂奉之为金科玉律也。”[1]11何炳松通过传播西方史学理论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新史学转型,并极力提倡编纂通史,其撰述本书目的也是为了与时人进行交流:“并欲藉此书与国人商榷三种管见焉:即史料与作品应分两家而后通史之观念方明,现代吾国流行之通史义例似而非是,及通史不宜独尊是也。”[1]11何炳松通过本书欲阐述其史学思想,并构建适合中国的近代史学探讨体系,其特别重视社会史探讨,在目录、体例中可以体现其史学探讨宗旨与史学思想,其采取的便是“提出概念――略论――解决”的论述方式。
  二、内容翔实而措施独特
  探讨、学习历史需要有相应的理论与措施,何炳松撰写《通史新义》大量介绍、引用了西方理论与探讨措施,并结合中国传统考据史学,重视对史料的考订,将二者融合成为自己独特的新史学理论。有学者就认为何炳松在史学探讨措施上“融合了西方的诠释措施和中国传统的义理措施”[2]39,而将中西史学探讨措施结合进行历史探讨也正是《通史新义》的特色所在,作者在书中虽以西学理论为主,但同时也引用了许多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进行论述,达到中西汇通的效果。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翔实的史料应用理论
  系统的阐释如何考订、应用史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何炳松受到西方近代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史学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历史的探讨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探讨。何炳松强调历史探讨首要是对史料的探讨与理解。他认为史料是当时人经过对事实进行观察或听他人转述记录下来的资料,而在记录史料的过程中便深深的印上史料记录者的主观观念,因此史料本身也是“主观”的产物。历史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之学”,他在《通史新义》一书中也有多处论述。何炳松认为后人在考订、略论史料时必须要略论、了解撰述者的性格与心理特点,“史料为物仅能使吾人直接认识撰述者之思想而已,盖史料仅系心理事实之遗迹也”[1]12,探讨史料就是揣测撰述者的主观动机、信仰与观念。在探讨社会史时,根据史料进行探讨,得到的许多知识与概况都是观念性的,是探讨者应用一种先验的措施对以往事实进行合理的想象与推理得出的一般性状况。“所有历史事实或社会事实之编比必属一种想象之工作,盖观察所能给予吾人之知识仅系个人或物质状况而已。所谓社会乃一种关系之综合,此种关系非吾人直接所能观察者也,盖纯由想象得之。”[1]68何炳松强调应用心理略论措施设身处地地解读、阐释撰述者的心理及处境,回到撰述者记录史料的心境与环境,以此来达到略论史料的目的。
  何炳松重视对史料的考订与略论,这一主张继承自中国传统史学,他本人非常欣赏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其中有关史料的考订措施极为推崇,这也体现出作者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尊重及对其精华的有益吸收,并结合西方探讨措施,使史料考订与编比更适合现代史学的需要。何炳松强调史料的主观性,因此关于史料的略论、考订也受此种观念作用。他将史料考订的步骤实际分为“来历之考订” “诠释之考订” “诚伪之考订”和“正确之考订”四部分,以此分别考察史料的来源、撰述者的概念、信仰及撰述者观察史料是否正确。通过相对缜密和细致的考订可以减少甚至排除讹误史料的干扰。
  实际上,何炳松在书中用几乎一半的篇章在论述史料,充分证明了作者关于史料的重视,将史料作为探讨历史的首要条件,其关于史料略论与考订的各个环节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例如在略论撰述者撰述史料的工作措施正确与否时,提出了许多设问:“撰人熟知正确之理智工作否?撰人熟知如何抽象,如何推理,如何通概,如何计算,如何观察等等措施否?当撰人利用他人所撰之第二手资料以证实其一己所不能观察之事实时,亦知用相当之考订功夫否?撰人曾表示其毫无能力,常常暴露此种工作中易有之错误否?”[1]42像这样细致的表述与略论书中还有许多,这里便不加赘述。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何炳松关于史料的重视,而论述史料时最终都会落脚于社会史的探讨中。   (二)系统的史学探讨措施
  《通史新义》是何炳松在应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探讨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作者本身也受到西方“新史学”思潮的作用,因此在历史探讨中亦大量采用西方社会科学、史学探讨法。在阐述具体的探讨措施之前,他对中西方史学发展做了简要的追溯,并对二者进行比较,略论总结中西方史学各自的优缺点和差异点,得出社会史探讨既要“通”又要“专”的结论。社会史探讨要在纵向探讨与横向探讨相互结合的前提下充分的运用各种新史学的措施,作者的思路便是中西探讨法的结合与融通,以此来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的新发展。
  该书限定的探讨领域主要是社会史,而探讨社会史采用的是中西措施相结合并以借鉴西方为主的方式,《通史新义》中有大量篇幅是用于介绍、略论西方探讨法的,如统计措施、心理措施、实证法等,并且将这些措施的适用范围与操作措施都一一加以说明。例如,何炳松在谈及社会史引入定量探讨时说:“自社会史之眼光观之,关于一个社会之知识乃其结构之知识,即其各部分分配比例之知识也。然数目、分配、次数、比例等皆系定量之观念。吾人对此,不能如文学、美术、科学或甚至法学与政治制度等之可以纯用定性之社会现象描述社会之真相。是故吾人可以断言,社会史必须为一种绝对之定量知识也”[1]114。由此可以看出何炳松认为探讨社会史西方探讨法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统计措施、心理措施的运用是近代西方“新史学”的典型的措施,将其引入历史尤其是社会史是必不可少的:“然欲了解复杂之事物,则计数实为唯一可能之定量措施,而所有生物及生物所产生之物则又均极其复杂而不单纯者也――除非吾人将此种事物表以轻重之观念或用数目所表之价值观念(吾人不能以度量措施施诸群羊,然可量其轻重)。故欲切实说明一个社会之结构,计数措施不可或缺者也。”[1]115当然,何炳松倡导使用西方探讨法,但并不是认为其是万能的,由于其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因此也强调以上各种措施只能呈现出历史的表象或局部,最根本的措施还是关于史料的运用与理解。
  三、特色鲜明的史学思想
  任何一本史著的撰写都有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史学思想,《通史新义》是结合中西史学探讨措施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作者在其体例、内容及措施的应用上均体现出一种中西结合且具有自己特色的史学思想,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略论。
  (一)体现“人本主义”的历史观
  何炳松强调历史学科的“主观主义”,上文论述到何炳松关于史料的略论、撰述者心境、动机的略论,在笔者看来,本质上都是在体现“人”本身的特质。无论是对撰述者的略论、关于史料的理解,本质上体现的都是人的活动与思维,后人通过史料探讨历史实质上是与撰述者的思想、情感的交流,每一史料所描绘事实都是带有“主观”意念的“想象”出来的事实,何炳松所谓历史“主观主义”则是突出了人作为历史、社会活动中的主体。所谓的历史或者社会史,本质上体现的都是人的关系与观念,社会事实也是如此:“社会事实仅属抽象之物而已,尽皆属某一部分人类之行为、状况或关系也。”[1]121历史属“主观”,一切观念都是人为赋予其含义的,没有人也就没有社会,因此一切都是相对的。
  (二)具有强烈的综合史观
  本书的综合史观主要体现在探讨措施的中西结合、史学探讨的时空联系以及“通史”与“专史”的结合。该书下编的编排逻辑便是遵循综合史观的思想,何炳松在阐述其社会史探讨法时先介绍略论各个单独事实与单元,然后再进行综合的略论,同时注意历史的横向与纵向联系,强调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何炳松重视通史、史义,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便是很好的例证,因此他一直强调编写通史的重要性。在何炳松看来,西语论文题目,通史有许多优点,且最终可以用来改良现实社会。他在《通史新义》中便认为通史应当在体例上、内容上全面反映社会历史的全貌,其关键在于“通”上:“是故所谓通史实即共通之历史。吾人于此可知所有专史之编著虽完备异常,而在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留有不可或缺之部分,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即吾人所谓通史者是也。其特性在于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1]93
  何炳松强调通史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排斥和忽视专史的影响。在《通史新义》中,何炳松强调历史探讨的“并时性”与“续时性”,本质上也是在��调通史与专史的关系,只有在探讨专史的基础上才能综合探讨通史,否则,所探讨的历史事实是不准确的。这也体现出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略论”与“综合”的探讨措施,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便不再赘述。
  此外,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还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强调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差异点,并指出史学探讨具有其独特的措施与理论,强调历史不是直接观察、实验的学科,“就探讨措施而论,自然科学应用直接观察法和试验法,史学只能用间接的推理法”[3]38,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历史要“求真”,但是,“由于他缺乏科学认识的指导,因此在史学探讨中无法真正得到‘求真’的最高境界。”[4]80
  四、史学地位与评价
  何炳松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其在传播西方“新史学”,推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主张中西史学的结合,“着眼于铲除传统史学的弊端,糅合古今、中西不同学派的观点,他所构建的史学思想对中国旧史的批判有很强的针对性”[5]38。其所著《通史新义》与其更早出版的《历史探讨法》共同体现了其中西结合且独具特色的史学探讨理论,关于我国近代史学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一种路径,应当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所述之思想大体符合史学发展的趋势,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其一,书中所提历史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学科有待商榷,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客观性与规律性,何炳松强调对历史现象与事实的探讨,忽略甚至否认历史的规律性,一部分原因也是时代所限。
  其二,何炳松在书中关于社会史探讨对象与范围的划分有待商榷,社会史的探讨不仅仅只是包括经济相关的现象与事实,西语专业论文,社会史探讨的范围应当适当拓展。例如书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探讨的认知是片面的,何炳松单纯地将马克思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对于社会的理论的科学性,而且作者本身所持的是一种多元史观,在批判史学近况和阐述自己的史学主张时又陷入了一种矛盾。   其三,�书编撰的宗旨是实现中西方史学探讨的良好结合,并应用西方史学探讨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存在许多不当之处,关于西方探讨法的引入尚存在缺陷,中国传统史学探讨法与其所倡导的西方探讨法存在脱节,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中西史学的结合。
  《通史新义》虽存在一定不足,当时就有学者对其提出批判,但是我们仍然应看到其积极影响与价值所在,书中所提到有关历史探讨的措施、史料考订之措施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参考文献:
  [1]何炳松.通史新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
  [2]薛其林.浅谈何炳松的史学阐释措施[J].长沙大学学报,2001(9).
  [3]陆荣.何炳松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思辨[J].史学史探讨,2017(4).
  [4]洪认清.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特色[J].学术月刊,2003(3) .
  [5]王姝.何炳松史学思念的特色[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The Paragon of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 History
  the Review for Neologism of the General History
  WANG Xiaoyang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 Neologism of the general history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s tha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it is finished by the author with the New historiography spreading in Republic of China. The book is written by He Bingso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eory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He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e science, and puts forward his own historical research system. It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Neologism of the general history,He bingsong,the new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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