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探讨，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 《中国思想发展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等作品，是享誉全国的思想史学家，也是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 多年以后，何兆武仍然对西南联大的自由教育空气无比怀恋，他说：“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正是西南联大于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之时，给予他精神上无比的启蒙之乐，从而造就了何兆武无论身处何等境地，在学业上一直自强不息的精神。 逆境之中 自强不息 战时的西南联大，营养不良加上医疗条件差，肺病成为学生的流行病。何兆武在攻读探讨生的第一年便患上肺病，吐血不止。快毕业的时候，正忙于撰写毕业论文的他，母亲在台湾生病，必须立即前往探视。结果，刚到台湾，便因内战爆发而滞留在那里。台湾湿热的天气让他的肺病越发严重，他在台湾只呆了一年，就回到大陆。1947年，他回到湖南老家，在一所中学里当英文教员。1949年，何兆武回到北京，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3个月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两年后到西安工作了4年。1956年，何兆武由陕西师院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探讨所，参加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探讨工作。 但是，从西安回到北京后，自由读书的风气已经不复存在了。尽管从1956年起，他一直在历史探讨所做侯外庐的探讨助手，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思想史探讨，只可惜当时政治气候干扰甚多。1957年的“反右”斗争，对他作用很大，虽然政治上没有给他戴“右派”的帽子，但他再也不可能干自己想干的工作了。“文革”时，因为他不太喜欢样板戏。而且在一次私人闲聊时说江青总是抛头露面，很不合适，结果被告发，被定了两条罪名，一条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一条是“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关到牛棚里，一关就是数年。对此，何兆武一直痛心疾首。他总说自己是一个废人，有将近30年的时间都因为这样那样的运动被荒废了，无比痛惜。 然而，即使在那个鬼魅横行、黑白颠倒的逆境中，何兆武依然在心底保持着顽强不屈的精神。“文革”前，何兆武白天去中科院历史探讨所上班，晚上就回到家里用两个小时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翻译工作。“文革”开始后，身为助理探讨员的何兆武还没有“资格”当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愿意参加运动，就成天不出门，翻译了康德的几本巨著。他手头使用的原文书籍都是自己多年偷偷攒下来的，为了将康德的德文名著准确地翻译出来，他还以一本英文译本作为参照。就在那样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中，他将康德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以及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等巨著，都一一翻译出来。 中西会通 重建历史理性 1986年，何兆武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探讨所担任教授，讲授西方思想史，直到70岁离休。这段轻松而自由的时光。为何兆武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探讨环境。他倍加珍惜这段时光，在古稀之年依然奋笔疾书，各种著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版。在短短十几年中，他出版了十几部作品、论文集，还参加编写了《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等多部巨著。读他的著述，无人不被他那闪烁着真知灼见的通透精到的文笔所折服。 何兆武在自己的随笔集《苇草集》扉页上引用帕斯卡尔的话：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翻译过帕斯卡尔《思想录》的何兆武一定窥知到了生命的奥秘，西语论文网站，可他却没有陷溺在类似宗教情绪的固执里，而是在会通中西的自由境界里为自我的意义寻找到恰切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横轴，就是对自由意识的认同和追求。这个坐标的纵轴就是捍卫真实，尊重历史，尊重常识。他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绝不偏执，追忆过去但从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镜鉴着历史。正是由于何兆武自由理性、永不停歇的思想，他一直保持着生命的尊严和学术的活力。 何兆武认为，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受自然界必然规律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不受自然规律支配。历史学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的理解或诠释。人们对史实的理解和诠释，随着人们思想的改变而改变。假如它也像是第一层次的历史学那样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就不会因时、因人而异了。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有待于第二层次的历史学给它以生命。没有这个历史理性的重建，则历史学只不过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数据而已。 何兆武认为，第二层次的历史学也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它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认同于艺术、从而有别于科学的东西，或者不妨说是某种类似直觉的洞察力的能力。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历史学家应当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历史学家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的思想和精神。如果历史学家能把传统史学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纪律和措施、近现代哲人对人性的探微这三者结合起来，将会使人类最古老的学科――历史学重新焕发出崭新的光辉来，达致历史理性的完美重建。 西学汉译 成就非凡 何兆武作为翻译家的名声和成就是非凡的，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先系统引进国外史学理论的翻译家。近20年来，他在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方面不遗余力，与其西方思想史及史学理论探讨相辅相成，同时为国内学者从事西方文化探讨铺就了坚实的基础。 何兆武精通英、法、德、俄文，早年间却并无留洋的经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机会到欧美访问。当人们惊讶于他把那些艰深的英文、德文、法文、俄文学术书籍译得如此晓畅、明白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留过学，外文功底都是在西南联大打下的基础。主要是我译这些书籍饶有兴趣。”确实，这些外文原著大都是他感兴趣的书籍，也大都是他自己找到并在“文革”中千方百计保留下来的，只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别人要他翻译的。20世纪50年代，罗素掀起和平运动，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访问，罗素欣然同意。但临行时，90多岁高龄的罗素因身体原因，不能远行，便把他的《西方哲学史》赠给毛泽东，毛泽东嘱咐将此书翻译出版。工作人员将此书交给当时能担当此任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又将翻译的任务交给何兆武。那时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最高领导交来的任务。“文革”中，因为翻译这本书，何兆武受到批斗，因为罗素是资产阶级。因此何兆武的罪状就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翻译此书本是毛泽东的指示，却被“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扣上这么一顶帽子，令何兆武哭笑不得。 何兆武认为，翻译也是一种资料积累工作。探讨任何一门学科，西语毕业论文，都需要一方面做资料积累工作，另一方面上升到理论高度。两方面应当相辅相成。不应只片面重视一个方面。他在翻译西方思想史作品中积累了很多心得，后来凝聚成一篇篇论文。他在近年的论文《历史探讨中的一个假问题》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是一个假问题；在《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一文中提出对历史学派和法理学派应兼容并蓄。两文在史学界均引起很大反响。他撰写的50余万字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几经再版，被许多大学选为教科书。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思想史》，第一个把中国思想文化史论介绍给世界。 何兆武80多岁高龄时依然从事翻译和写作。笔耕不辍。近年翻译完成的，就有一部英文作品《二十世纪的历史》。他对当下的学术翻译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前学术翻译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水平问题，而是翻译者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太差。关于翻译而言，语言程度的高低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了解本学科的基础上进行意会。 耄耋之年 淡泊名利 近90高龄的何兆武，依然身体健朗，思维清晰。何兆武的家不大，只是书房与众不同，四壁全是书架，整齐码放了很多英、法、德、俄文书籍，床上也放了不少书籍。 何兆武总是那样随意自然，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但只要一开口，他那清晰的记忆、敏捷的思维、严谨的谈吐、风趣的轶事，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人们看到这位耄耋老者身上那奕奕的学者气质与感动心灵的精神世界。他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第一章第一段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一直给他深刻的震动。也许正是因为他对自由的深刻理解，也许正是因为他对伟哲思想的深入诠释，才使得他身处逆境，依然自强不息，也使得他在声誉日隆之时，依然和霭谦逊，淡泊名利。 2001年，清华大学历史探讨所为何兆武举办80寿辰纪念会。会议那天一大早，何兆武就把家门锁上，一个人飘然离开。人们四处都找遍了，也找不到他。无奈，只好将何兆武80寿辰纪念会改为何兆武史学理论研究会。 人们问他，为何偷偷躲出去，不接受这份殊荣。他说：“现在帽子乱加，比如国学大师。这个是国学大师，那个也是国学大师，大师满天跑。这不太好。庆祝一个人的生日，那要这个人有特殊贡献，我又没有贡献，又没有什么，干嘛庆祝呢?”虽然早年曾在西南联大师从吴宓、陈寅恪、张奚若等大师，且亲手翻译的西方哲学名著业已成为哲学系学生的必读书，其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思想史》使世界了解了中国的思想史，但何兆武依然笑称自己没有什么专长，也没有什么专业，只是一个“打杂儿的”。言语问透露着幽默，也透露着何兆武的淡定情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