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冲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由闭关自守到被动学习――“中体西用”，到全面接受――“西体中用”，到综合创新――“中国模式”，其间充满着血雨腥风、艰难曲折，应当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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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临近岁末，回顾今年，西方三大经济体的日子很不好过：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愈演愈烈；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继续蔓延，希腊“国家破产”阴霾挥之不去；日本债务缠身，灾后经济恢复缓慢。西方国家当前的发展困境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各种弊病频频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炮轰”；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民主制度越来越受到更多的关注与赞誉。由此，对于“西化”与“中化”的问题再次成为当前的两股重要思潮。
近一百多年来，人们围绕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中体西用”论，有“西体中用”论，有“综合创新”论，最近有“中国模式”论，这其中蕴含着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之概念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这些思潮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异同，但其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从“西化”到“中化”，“中化”与“西化”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
“中体西用”论总体上看是一种落后的理念
“中体西用”论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第一种思维方式，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有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意识，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它又是封建社会晚期中国人被动学习西方的心理写照，总体上看是一种落后的理念。
鸦片战争之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自以为是天下之“中”，万国之“华”。鸦片战争及以后一系列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所谓“中体西用”，就是说中国社会在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中，要生存发展，就要以中国传统的文明体系，包括社会制度、伦理纲常、思想体系为主体，以西方的文明成果，主要是器物文化为辅助，拿来为我所用。“中体西用”在当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
“中体西用”论作为洋务派的口号，在提出的初期有一定的进步性，表明中国人已经有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意识。然而，这种进步性存在很大问题。一方面，它是消极学习西方的产物。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没有鸦片战争，没有火烧圆明园等奇耻大辱，中国人不会屈尊拜“蛮夷”为师，更不会屈尊学习敌国。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中体西用”论是一种落后的思维方式，而且越是到后来就越是反动。它讲学习西方是有严格限制的，一旦学习西方文明超出了器物的层面，多少触及到一点制度的层面，其反动性就凸显出来了。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使得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不够，还需要学习其制度文化，1898年的戊戌变法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结果怎样呢？这种改良性的制度变革只是昙花一现，败得很惨，不仅变法的倡导者抛头洒血，就连光绪皇帝也难逃厄运。在这里，封建反动统治者使用的思想武器就是“中体西用”，“祖宗之法不能变”。所以，随着社会进一步的发展，“中体西用”论必然被历史洪流所淘汰。
“西体中用”论是一种不成熟的思维和接受方式
“西体中用”论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第二种思维方式，其核心是要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或曰“全盘西化”，有着彻底的革命性，但它又是近现代中国人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地学习西方的历史写真，是一种不成熟的思维和接受方式。
随着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中体西用”论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西体中用”论。“西体中用”这个概念虽然出现得较晚，但主张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特别是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已出现。而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是“西体中用”思想的宣传者，更是实践者。遗憾的是，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流产，代之而起的仍然是封建军阀割据。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不行，还必须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它主张用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改造国民，彻底打倒孔家店，清算传统文化，把被封建文化浸透的“旧人”改造为“新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人的思想文化革命，9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都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和实践分不开。
可见，“西体中用”思想在反封建斗争中发挥过非常积极的革命影响，标志着中国人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开始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由表层接受变为深层接受。然而，“西体中用”的历史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而且，越是到后来就越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一方面，它过分强调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帜下，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反掉了；另一方面，它过分强调全面学习外来文化，在拿来主义的支配下，照抄照搬、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开始出现。这两种极端倾向，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不小的负面作用。“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革命时代“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改革以来“全盘西化”思潮的出现，都是这种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
“中国模式”论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理念和思维方式
“中国模式”论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第三种思维方式，其本质是要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西方传统优秀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相融合，西语论文题目，并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创造一种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理念和思维方式。
如果说“中体西用”论太过保守，不利于变革旧有制度；“西体中用”论太过开放，不利于保持民族独立自强；那么，“中国模式”论则比较中肯，是前二者的合体。
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新模式的第一人。在他的带领下，西语论文，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且开辟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相结合，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体制。这条新道路在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在经济上，它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引进市场机制，使经济运行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发挥影响，真正实现了孙中山梦想的“节制资本”；在政治上，它既坚持共产党领导，又坚持多党合作和人民民主，克服了一党专制和多党竞争的弊病，保持了社会政局稳定和人民民主有序发展；在思想文化上，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又坚持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这一新体制的创立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维方式，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坚持“中和”，不走极端。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模式”是有生命力的。它不仅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而且为世界社会特别是转型国家推进现代化探究了一条新路，因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总之，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冲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由闭关自守到被动学习――“中体西用”，到全面接受――“西体中用”，到综合创新――“中国模式”，其间充满着血雨腥风、艰难曲折，应当认真总结。但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中华民族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不宜再用“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等过时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来考量中外文化关系问题，而应当理直气壮地讲“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在此基础上讲“洋为中用”、“综合创新”。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探讨员）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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