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的正宗代表当数江南私家园林，即士大夫文人园林。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典园林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多元走向的时代。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让封建士大夫们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感到岌岌可危，或为保全性命，或为寻求精神慰藉，士大夫们把目光投向自然，寄情于山水，而当时山水诗、画的流行，也推动了造园艺术的发展。再者当时的多元文化对封建士大夫们的思想境界、理想追求产生了深沉的作用。老庄的归朴返真，通过自然而达道的思想，儒家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思想，以及佛教的超然世外以求解脱的思想合流，再加上魏晋兴起的追求超脱清远之意境的玄学思想，乃至归隐之风大起，最终“隐逸”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主题或人文主题。譬如苏州网师园，网师乃，渔父之别称，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既有隐居山林水畔的含义，又有高明政治家的含义。园主借“渔隐”之意体现了儒家学者的“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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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士大夫们的田园之乐、隐逸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内向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造成了中国人安分守己、知足忍让的性格。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以农为本。心理上重乡土，重一统，重“落叶归根”，重“乐天知命”。“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让人觉得踏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让人觉得自在。如白居易《归田》诗所叹：“莫恋长安道，莫寻方丈山。……金门不可人，琪树何由攀?不如归山下，如法种春田。”
那么，对于西方的古典园林艺术呢?欧洲古典园林当以意大利的台地园和法国的平地园为代表。
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上半叶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造园艺术是欧洲古典园林艺术的一个高潮。然而此时园林的主人们却是世袭的在朝当权派。那些王公贵族、神职教士们建造乡间别墅为的是寻欢作乐，并不是为了与自然对话。这个阶层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态度反映在园林艺术上，特别是巴洛克时期，甚为世俗化，如16世纪末建造的红衣主教彼得罗・阿尔多布兰迪尼的别墅里面的那些机关水嬉，游人不小心碰着暗藏的喷嘴便会被水淋个透湿；乐器装置在水力影响下气流产生不成调的音乐，很是粗俗。正如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所说的，意大利的园林是“服侍他的享乐的仆从”。
至于法国的园林艺术，深受意大利的作用，但又独具一格。17世纪下半叶的古典主义造园艺术成为西方古典园林艺术的一座高峰，也被视为欧洲造园艺术的正统。在国王路易十四的绝对君权统治下，古典主义文化体现了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风格”。一切为君主服务，西语论文，古典主义园林更是毫不例外，因为它本身就是宫廷文化的产物。闻名世界的凡尔赛宫苑气势宏伟，建构壮丽，以宫殿为中心，主轴线、坎轴线、中轴线、横轴线等等主从清晰的切割园林，体现了以国王为首的森严分明的封建等级秩序。譬如凡尔赛宫殿坐镇东方，它前面东西向，的牛轴东端是拉冬娜喷泉(太阳神阿波罗之母)，她眺望着西端韵“阿波罗之车”喷泉，阿波罗驾着马车从水底奔出，开始他一天的巡行，太阳西沉于它西面不远处的大运河时，阿波罗结束他的巡天历程。这个寓意很明显，国王路易十四就是人间的太阳神阿波罗。凡尔赛宫苑要表达的是这位号称“太阳王”的君主的“威严”、“伟大”及“排场”，诚如圣西门所评价的；路易十四建造凡尔赛园林是“为了玩，不是为了美”。这和意大利园林如出一辙。
东、西方园林艺术对立的特点除不同的政治阶层的影响之外，不同渊派的哲学思想和相应的美学观点的作用极为深厚。几千年来，老庄的道家思想和孔孟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不论是道家的人自然化还是儒家的自然人化，终归“天人合一”这个哲学主题。即讲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形式――自然山水园正是“天人合一”观念的物化体现。在这里，人和自然是气脉相通的一个整体，物我一体，主客不分，从园林布局到园中建筑，花草树木，山水石等等无一不是力求顺应自然。人在自然里陶冶性情，启迪心志，与大自然共呼吸，二者亲密无间，这也是中华民族整体性思维方式的一种显示。
道家把人自然化，即“以人合天”。人与天地共融，与万物同一，通过自然而领悟得道，在自然中愉快生活。老认为“自然”即“真”，即“朴”，“自然美”成为中华民族的审美准则，而“返朴归真”也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美学主题。它追求天然质朴，淡泊宁远；崇尚含蓄古雅，不事雕琢。中国古典园林力求自然与人工巧妙地、完美地结合，“虽由人作，宛若天开”。譬如唐王维的“辋川别业”，园中有山、岭、岗、坞、湖、溪、泉、濑、滩及茂密的植被，总体上以天然风景取胜，局部则重点刻划，园中建筑物不多，形象朴素，布局疏朗。园中尤重诗情画意，诗画人景，景融诗画，整个园林就如一幅清旷意远的自然山水卷。
儒家把自然人化，即“以天合人”。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仁者比德于山，智者比智于水”。山水的性情如同人的性情，二者相通，这就是孔子的“比德“观。儒家的这种审美心理实际上是一种主体意恂性思维方式，它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对客体的认识来源于主体的自身感悟和内心体验，它“使主体介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使客体主观化，自然人格化”，即所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这样的主客一体、物我不分，使得客体的认识反映出主体的情感，恰如自然景物的变化与人的心境感情相联系，青松翠竹，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枯藤老树，给人以萧索凄清之意；雨打芭蕉，则愁思绵绵；风拂杨柳，则别意依依。自然本无喜忧，情感是谓主导，所以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有“缘情”一说。
“缘情”即情由景生，以景写情，情景交融来体现人品人格，表达志向理想。比如园中花草树木就各有性格品德：竹有虚心，梅有傲骨，松有正气，兰有惠质，菊为隐士，莲为君子。中国传统思维注重直觉、灵感及顿悟，讲的是意在象外。既然“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么“景”僦可神似，无须形似。中华民族的模糊性思维使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用“写意”的手法来追求“意境”之美，“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明清以来的江南私家园林是为此中高手，如无锡寄畅园、苏州留园、上海豫园等等，皆为“须弥芥子”，西语论文题目，“壶中天地”。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西方吧。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罗马，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及工商业、航海业的发达，使西方自古就形成了注重自然科学的传统。西方人崇尚理性，思维方式是认知型的而非伦理型的。人们进行自然科学的探讨来认识自然，探究自然，征服自然，自然而然便形成了重略论、求实证、讲精确、主客二分的逻辑性传统思维。这种思维习惯要求一切都合乎科学规律性，反映在审美上，西方传统美学思想就以科学为基础，表现为一种数理美学。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美的主要形式是空间的秩序、匀称与明确”。鉴于此观点，西方古典园林艺术处处体现的是数、比例、几何等内部结构关系的和谐之美。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园林中，花园是户外的厅堂，是建筑与自然之间的过渡，要求得二者之间的平衡就得让花园也遵循建筑美学的基本规律，所以意大利的花园中，“修剪过的树木，砌筑，的水池、台阶、植坛和道路等等，它们的形状和大小、位置和相互关系，都推敲得很精致。连道路节点上的喷泉、水池和被它们切断的道路段落的长短宽窄，都讲究良好的比例。”整个花园体现出布局的明晰匀称和比例的协调精确，象维尼奥拉设计的朗特别墅和他的学生李高利欧设计的艾斯塔别墅都是此中典范之作。
古典主义时期的法国园林继承了这种几何式花园传统，并由“唯理主义”将其推至巅峰，形成了法国古典主义园林艺术。17世纪的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尔认为：“美和经验、情感、习惯都没有关系，它是先验的。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结构要像数学一样清晰明确。不应该有想象力，也不能把自然当作艺术创作的题材。”宫廷造园家布阿依索也确信“园林不论怎么千变万化，都要遵守良好的建筑格律，做到井然有序，布置得均衡匀称，并且彼此完善地配合”。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整个园林便成为一个以建筑物为统率，以中轴线为艺术中心，比例严谨，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的大几何图案块，体现着以数理为内涵的自然理性和以绝对君权为内涵的社会理性。由古典主义造园大师勒瑙特亥设计的孚－勒－维贡府邸园林及凡尔赛宫苑皆为此中顶极之作。这些古典主义者坚持理性至高无上，因此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也叫“理性的园林”。
西方传统思维习惯于把自然与人一分为二来对待，以人为本，主体人对自然客体进行认识探究、略论探讨，从而达到改造、征服自然为己所用的目的。所以西方人的性格上有喜欢变动的一面，只有“变”和“动”才能把自然改造成自己需要的形式，“适合人的尺度”，西方古典园林艺术充分体现了西方人的这种外向性思维方式。他们热衷于改造园林要素，把自然建筑化，如随处可见的绿色雕刻，一排排整齐规则的树木，被修剪成各种形状，球形、锥形、方形、盘形甚至人形或动物形。还有各式各样的绿墙、绿色剧场、回纹迷阵、绣花植坛以及地毯般的草坪，都显示出人工之美、图案之美，而不是纯正的自然美。就连“水”，欧洲人也不让它以自然的状态出现在园林里，而是用机械的措施把它规范起来，制成喷泉、瀑布、水池、水笛、水风琴、水剧场等形式，如朗特别墅花园里的水景控制在中轴线上，途经溪流、喷泉、瀑布、水池，展现出水出岩洞汇向大海的主题。它和艾斯塔别墅花园同为闻名于世的意大利水景园。
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因文化内涵的不同、民族精神的异同，而使得中西古典园林艺术的特色相去甚远，各具千秋。但总而言之，不论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还是西方古典园林艺术，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全人类的遗产，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瑰宝奇葩，其内容博大精深，传承着人类文化精妙的方方面面。这不是本文的粗探浅析所能包容概全的，本文只能说是窥其一斑而已。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潭市湖南工程学院外语外贸系，4111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