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11-0197-02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中西女塾是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于1892年在上海成立的一所女子教会学校，该校于1952年与圣玛利亚女中合并，更名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中西女塾在60年中，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女性人才，对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对中国女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如宋氏三姐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举重轻重的地位。中西女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知名度的教会女校。
在中西女塾的发展史上，海淑德（Laura Askew Haygood）女士作为第一任校长，为该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且催生了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校。探讨海淑德与中西女塾，关于探讨中西女塾的教育成就及中国人自己的女子教育的发轫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淑德是林乐知的好友兼校友海古德的妹妹。[1]海古德曾经做过母校Emory大学的校长和监理会的主教。[2]海淑德1845年10月14日出生于乔治亚州，13岁的海淑德加入监理会。1862年，进入卫斯理安女子学院学习。1865年海淑德作为助教开始在Palmer Institute教书。1866年3月她到父亲创办的学校教书，并自己创办了一个私立女子学校，到1872年1月，她在亚特兰大女子高中教书，到1877年她被任命该校为校长。海淑德在美国有丰富的女子教育经验。[3]
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时，就设置该校为男女同校接受教育，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林乐知只创办出了男子教育，设想中的女子教育没有实现。但林乐知一直积极为女子教育做准备。
从1882年起，林乐知就经常给在美国的海淑德写信，告诉她中国传教事业的需要和要求，邀请海淑德到中国来创办女子教育。在林乐知长期的盛情邀请下，1884年11月17日，海淑德抵达上海。她刚到上海时，一边在中西书院和一个圣经班讲课，一边学习中文。2个月后，也就是1885年开始，海淑德就正式接手了监理会的妇女工作。[4]
为了创办女校，首先是经费的筹措。由于母会并没有多少钱支持，海淑德不得不另想办法。经过估算，建校大约需要2.5万美金。海淑德想到组成一个股份联合企业，通过发行每股10美金的股份来募集资金，到1886年4月1日，实际募集到51327美金，远超设想的数字。1886年，海淑德买好了土地，地址在汉口路西段、慕尔堂西侧，由于缺少人手，一直到1889年8月才开始建房子。1892年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经过海淑德8年的筹备后，1892年3月16日中西女塾正式开学。[5]中西女塾的英文名字是McTyeire Home and School， McTyeire是纪念监理会的McTyeire主教，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墨梯之家和学校，海淑德把中西女塾也当成教士之家，每当监理会有新的传教士来华，可以在教士之家进行一段时间的准备，然后在正式从事传教事业。
中西女塾第一次招生应该说比较普通，只招收了9个学生，其中5个是住宿生。[6]学校开办1年后，已经有了13个学生。此后，学校慢慢发展起来，1896年秋季由于学生增多，开始扩建校园，1900年3月扩建成了McGavock纪念堂。[7]到20世纪后，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著名的女校。
从1884年抵达上海起，到1900年在上海逝世，海淑德在华的16年时间都献给了监理会的中西女塾，前8年是筹备建校，购地、选教师、建设校园、招生等，后8年是为学校厘定教材、课程、选聘教师等。
英文是学习西学的基础，中西女塾非常重视英文的教育。中西女塾的课本，初语文外，其余都是英文的，连中国历史、地理等课本也是英文的。老师全是英文授课。这样的环境，不仅利于中西女塾对学生施加基督教文明的作用，对学生英文能力的提高确实是非常大的。中西女塾对英文的重视还体现在，学校规定英文不及格不能毕业，但中文不及格照样可以领到文凭。[8]由于中西女塾良好的英文训练，再后来的赴美留学中，中西女塾的毕业生表现的特别抢眼。1914年留美学生考试中，在招考的10名学生中，有6名毕业于中西女塾，1917年中西女塾留美的学生20多人。[9]
在一个女性长期没有地位的社会中从事女性教育，中西女塾受到了社会上高度的关注，为了获取社会的信任和支持，海淑德在中西女塾施行了严格的管理，中西女塾提倡学生住宿，特别是“已满十三岁者，必须住馆”，“住馆学生籍贯屠址，就近有无亲友照料，父母外指定何人来领，皆须详细填明于本塾印就之保单。如该生亲友非指定来领之人，只可到塾探望，不得将该生领出。”[10]如有违反，就予以开除。1907年，中西女塾就曾因学生与男青年秘密通信等原因开除了6名学生。女生宿舍楼有接待房间，任何访客都必须在接待房间等候，等管理人员把学生领出来。[11]
严格的管理为中西女塾带来了良好的声誉，而贵族式的教育对当时的富裕家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西女塾一成立，就建立了琴科，女塾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学生选修了该科。这是最受欢迎的一门音乐课。琴科主要讲授钢琴演奏和乐理两部分内容。钢琴演奏每周一次;乐理包括基本乐理、和声、欧洲音乐史。基本乐理每周上两次，每次半小时，学习周期为10年。声乐要学习2年。学完这两门后，要求学生能为自己做的旋律配和声。欧洲音乐史每周一次，主要讲授欧洲音乐家的生平及著作。除了课堂讲授，课下练习外，中西女塾的教师会经常带领学生去欣赏来沪的音乐家的演出。[12]
中西女塾设有专门的琴房楼和练琴室，还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各种演出：有两周一次的向音乐类系科公开的小演奏会，一月一次向全校公开的中型演奏会， 半年1次向家长公开的演奏会，向社会公开的大型毕业音乐会，在广学会的音乐会上独奏，在游艺科的表演会上担任伴奏;琴科的学习一开始为8年， 改至九年， 后又增至12年。学生修完学校规定的全部课程后， 达到学校要求， 将获得琴科毕业证书。但由于学习周期较长，考核制度较严格， 从 1904年至 1947年， 这门广受欢迎的课程获得毕业证书的学生仅有 51人。[13] 中西女塾多年的音乐教育终于有了硕果：1928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纪念舒伯特逝世100周年的音乐比赛上，在众多的外国选手，中西女塾的姚锦新获得钢琴比赛3等奖， 夏璐敏获得小提琴比赛2等奖， 合唱团获得1等奖。1929年，在上海举办的钢琴考级比赛中，中西女塾参加考试的学生中，姚锦新和萧珍，鲍息卿和萧嘉璐分别获得了高级和中级的最高分。姚锦新因此还获得了在伦敦圣一学院学习1年的奖学金，这在亚洲是第1次。[15]
1919年秋季成立了唱歌科，一开始只有3个学生选修，但到1926年时，已经有了16个学生学习。上课时间是每周一小时，课上进行发声及演唱练习。教师还要求课下要有充足的时间练习。学生演唱的曲目几乎都是改变自舒曼、舒伯特、门德尔松等人的著作。学校还成立初级合唱团、高级合唱团、雅歌社等唱歌社团。[16]
中西女塾在音乐教育上有一套完备的教学体制，合理的课程设置，严格的教学制度和管理方法。她培养的现代音乐人才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极其珍贵的财富，中西女塾的音乐教学体系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的成立具有借鉴和示范影响。[17]
中西女塾不仅有完全西式的课程，在校园生活上，也是极其浓郁的西式风格。
1894年12月25日，西方的圣诞节。中西女塾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教职员及学生现在中西书院的校内教堂里参加了圣诞仪式，然后在回到中西女塾，在一个很大的网球场里挤满了学生们，教师们为她们发放糖果等礼物。活动结束后，西语论文题目，教师们又一起进行圣诞晚餐。[18]1894年，林乐知最受器重的学生――尹致昊在海淑德的介绍下，认识了中西女塾的学生马爱珍。马秀珍在读圣经的妈妈的作用下，也对宗教产生了兴趣。她进入中西女塾学会了音乐、书法、英文写作，还做了音乐老师的助手。与尹致昊结婚时，在中西书院及中西女塾教师的见证下，由海淑德主持，举行了一个西式婚礼。[19]
中西女塾的办学由于满足了当时社会上富商、官绅家庭的需要，因而学校办的蒸蒸日上。1900年，中西女塾的毕业生已经有5个人了，[20]而同时期，有19年办学历史的上海圣玛利亚女书院才仅有1人毕业。[21]到了1917年，中西女塾的在校生已经达到了336人。[22]可以说，中西女塾的办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中西女塾的历史上，最知名的校友应该是宋氏三姐妹。
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早年在美国生活多年，并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对美式教育一直情有独钟，所以支持孩子接受美式教育。
宋霭龄从5岁到14岁，有9年的时间在中西女塾接受教育，具有了流利的英文及西学知识。1904年，在宋嘉树的好友兼同学步惠廉（William Buerke）的帮助下，前往美国接受教育。[23]宋庆龄也在中西女塾接受了至少3年的教育后，也于1907年与自己的妹妹宋美龄赴美留学。[24]
海淑德参与创办的中西女塾不仅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知识女性，而且，通过成功的女子教育，提升了近代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女子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海淑德还协助创办了中国人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塾”，而“经正女塾”的又作用了一大批国人的女校，可以说，海淑德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启蒙者。
参考文献
[1]林乐知：《论海淑德女史为传道人并引》，《万国公报》1900年第144期，第7页。
[2]爱默蕾大学官方网站：http：//emoryhistory.emory.edu/people/presidents/Haygood.htm
[3]ibid，p9，15，20，23，24.
[4]ibid，西语论文题目，p106，107，118，121，145.
[5]ibid，pp.167，263，265.
[6]ibid，pp.283.
[7]ibid，pp.286.
[8]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页。
[9]许琼：《上海基督教女子中等教育探讨》，华东师范大学论文，2017年第39页。
[10]《中西女塾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299―300页，转引自许琼：《上海基督教女子中等教育探讨》，第38页。
[11]许琼：《上海基督教女子中等教育探讨》，华东师范大学论文，2017年，第38页。
[12] 陈晶：《中国近代女性音乐教育的先锋―上海中西女塾音乐教育探讨（1917--1930）》，《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79―80页。
[13]同上，2017年第3期，第80页。
[14]同上，第79―80页。
[15]同上，第79页。
[16]同上，第18―80。
[17]National History Compilation Committee，Yun Chi-Ho's Diary 1893-94，Volume 3，探求堂1984年版 ，p.419，420.
[18]Yun Chi-Ho，Yun Chi-Ho’s Diary 1893-94 Volumne 3，National History Compilation Committee 1974，p.259，294-298.
[19]《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7年第4期，高时良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版，第297页。
[20]《圣玛利亚女书院校史》，高时良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版，第307页。
[21]《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7年第4期，高时良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版，第297页。
[22]ibid，p.32，225，226.
[23]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上）（893―194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