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们在进行各种生产劳动时，就离不开唱歌和跳舞。人们根据他们的职业唱着纺织歌、饮酒歌、丰收歌之类的歌曲。中国早期的音乐也主要表现民俗民风、五谷、祭祀等内容，其风格古朴、自然、句式短小。如司马迁《史记》中记载《击壤歌》的歌词，西语论文范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就展示了先民农业生活的情景。音乐的形式是从人们口中咿咿呀呀的简单到节奏韵律的复杂变化。从零散单一发展到多元和系统化。后来的“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史诗就是由职业艺术吟诵唱的。讲究格律的传统曲调，称为诺莫斯(nomos)，用里尔琴或基萨拉琴伴奏，自弹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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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他们在音乐美学的探讨中都肯定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影响。《礼记》中也有“审音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吕氏春秋》又指出，“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义礼也”，他们都认为音乐有寓教于乐的功能和影响。
中国儒释道三家对中国的音乐有着深远的作用。中国音乐有一个特质，便是诗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秦时，《诗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且代代不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以吟唱的方式传唱，便于人们传播与记忆。这种关系不论在屈原的《九歌》，汉乐府诗及南北朝民歌，还是到了后来的唐代说唱形式，都能得到体现。《尚书 尧典》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不仅反映了中国诗与歌的关系，也体现了中国音乐精神中的一个主题--“天人合一”(也是中国哲学精神上的一种追求）。其中，儒家注重礼仪之乐，也要求音乐要有和谐之美。道家音乐追求“大音希声”的一种与自然道化同行的至高境界。庄子认为音乐有天籁，地籁，人籁三种艺术境界。这都体现了与万物合一的精神。佛教音乐在隋唐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其基本特点：一是颂佛，是菩萨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赞歌；二是佛由平和复沓，犹如空中飘浮着的云彩，悠悠无际，没有什么激越跳跃。”佛教音乐里不追求曲调内在的张力也是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不同的一个特征。
而西方中世纪的音乐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公元352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定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唱歌赞美上帝，是基督教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的音乐主要表现在教会音乐上。六七世纪出现的单声部素歌，其特点是节奏自由松散，旋律庄严朴素。到十三四世纪复杂的复调音乐，其主要都是为宗教仪式服务。“如果要给任何圣咏旋律下定义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宗教仪式中起了重要影响，因此，理解圣咏音乐风格的基础是了解基督教的宗教仪式。”此时，与此相互作用的还有一种世俗音乐。“诗人，作曲家和演唱者常常都是同一个人，往往是一首歌曲还没有被写下来，就早已通过口头流传，变得耳熟能详了。”因此，它与中国早期诗歌传播方式相似，但又因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地域、人们的思维方式、信仰的方式等的异同，而显示出各自不同的具有当时当地独特的音乐风格。当时，西语论文范文，西方的世俗音乐中有流浪艺人，反映骑士精神的法国的行吟诗人，德国的行吟诗人，与之相互作用的教会音乐，它们在西方持续了1000年。
文艺复兴，人们重新吸收了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以罗马的一句口号“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举起了人文主义的大旗。被封建教会压迫的资产阶级纷纷实行宗教改革，使上帝的内涵和宗教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整体上讲，各种艺术都从这种对文化层面的关注中获益匪浅。”因此，音乐也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巨大的改变和进步着。其风格主要是反映当时时代气息的复兴风格。弥撒曲与经文歌是当时主要的宗教音乐。值得提出的是，音乐在宗教改革中对传播新教教义起过巨大的影响。所以，宗教改革的音乐在这一历史时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西方音乐沿着文艺复兴打开的西方近现代史大门继续向前发展。接着，从巴洛克时期的巴洛克音乐，到古典时期的启蒙社会音乐，都体现出了西方文明的一次次蜕变与不断发展。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文明则是一次次的回溯。《礼记·大学》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西方文明在蜕变中超越，而中国文化则在自我内心的专注中完成回溯。反映在音乐上，就出现了对音乐的注重情感共鸣和心灵感悟。广为传唱的《高山流水》，仁人志士向往的《广陵散》无不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文化情怀和精神追求。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 
